正当我们这些文学粉丝入醉入迷地学习杨朔散文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61年3月，以巴金为团长、冰心、刘白羽为副团长，杨朔为秘书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日本东京参加“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多人都写了文章发表，杨朔写了篇《樱花雨》，立即引起毛主席点赞。这是一篇精致的散文，通过君子面对反美的罢工的前后变化，为散文领域吹来一股求异创新之风，创造了诗性与典雅的风格，很得领袖赏识。紧随其后，评论家蜂起，《人民日报》推出“笔谈散文”的专栏，逐渐形成了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大家的散文格局。

    按说，杨朔应该是春风得意的，但在丁宁的印象中，他“给人的感觉，似乎形单影孤，内心深处，好象埋藏着神秘的东西。”同事们猜测他年少时的初恋女友在战争中不幸身亡，他念念不忘……其实，大家都错了，他有着自己难言的苦衷。还在杨朔读高小时，母亲便遵循了陈腐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顾杨朔的反对，硬是让杨朔与蓬莱城里一个姓衣的女孩结了婚。那个新娘既无文化，相貌也平常，还缠过足，杨朔觉得实在难以和她相处。婚后，杨朔强压着心中的痛苦，忍泪装欢，传承孝道以宽慰自己的母亲。自从家里有了那个母亲包办的妻子，他既不敢大胆地向别人求爱，也不肯接受别人对自己的爱。在延安党校学习时，曾有女友向他求过爱，他却把感情深深埋在心底。还有战友给他介绍对象，他也避而不谈，惹得战友忿忿，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痛苦。1949年，杨朔进了北京，得知他在老家那个挂名妻子早在抗战时病故了，才解除了思想上的负担。然而，心灵上的创伤，却终生难以平复，直到临终始终单身。

    杨朔和当年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献身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他首先是战士，是老革命，然后才是作家。但在“文革”那场特殊历史环境中，必定会给揪出来，说他是丁玲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说他的《雪浪花》是给彭德怀翻案，给他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隔离审查。1968年8月3日，他不堪受辱含恨自尽，还以“自绝于人民”继续批判。今日回想，我觉得这位时代大合唱中的抒情歌手在渊博的家学中，对“忠孝仁义”的传统道德体验极深，他是用极端的方式来回击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在拨乱反正的文坛反思中，他又成为争论的热点。他才华横溢，又亲身参加了共和国的缔造和建设，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用手中的笔竭力反映新时代、新生活，想给人们留下“最新最美的图画”。对他作品的得失进行讨论并无可厚非，但有些人却对他的人格说三道四，说他是“奴才”，“把中国文人的丑陋发挥到极致”……我不知道写这些话的人，若生活在杨朔的时代，真能成为“反潮流”的英雄？文学评论还是多一点宽容。既不要文过饰非，也不必无端吹捧。杨朔逝世已40年，纵观建国70年的文坛，他仍是时代的伟大歌手，是散文界一颗闪亮的明星。可惜在当今，这样的歌手还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