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局限肯定带给作家局限。看了王维玲的回忆，当年王汶石对当时形势的复杂性和残酷性看的很透，也在不断修改这部作品。1963年出版时就修改过4次。读了评论文章后，他又进行第五次修改，对黑凤的性格改的比较大，加强了对月艳的帮助。把黑凤和月艳这一对矛盾，从尖锐对立到缓和化解，表面看是小说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变化，内核是对当时政治公式和创作公式的突破。文字方面改的很多。但是这最后的修改因“文革”并未问世，从中可看出作家的一番苦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汶石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过着住“牛棚”、游街和批斗的生活，受尽折磨、凌辱。多亏贤惠的高彬不离不弃，还坚定地站在一起，造反派使出种种招数刁难她。把各种各样诬蔑侮辱王汶石的材料刊登在小报上，命高彬带上到西安最繁华的地段销售。1970年又分配到陕西泾阳“五七”干校，继续受审劳动改造。故意把高彬下放到陕北子长县的吴家寨子带着12岁的女儿插队劳动，把他们17岁的大儿子派到陕南修铁路，最小的孩子只有5岁，只好让保姆在西安照看。一家5口人，就这样分散在4个地方。高彬到吴家寨子后，很快就同当地社员群众打成一片，拼命劳动，深得好评。王汶石以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坚韧顽强、乐观自信的品性度过了厄运。最遗憾和无法弥补的损失是残酷的现实损毁了他原本健康的身体。

    1972年底，王汶石恢复了工作，任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领导小组副组长、党支部副书记。初期还满怀希望，想更好的工作。但事与愿违，陷入郁闷与苦恼，在不长的时间须发皆白。直到“四人帮”垮告，王汶石才又激情满怀地调整了自己的写作计划，重新拿起了笔，计划写一些塑造老一代革命形象的中短篇小说，便写了《通红的煤》（《延河》刊用）、《挥起战刀的炮手们》（《人民文学》刊用）、《种地的人》（一直未发表）。可这时的报刊、读者和评论界的兴趣，都转向了新的领域，而那些领域既非王汶石所长，亦非他所好，他的写作计划也便停了下来。这期间，新作家大量涌现，不少作家寄作品给王汶石，愿与其切磋小说艺术。王汶石很乐于与年轻的同行探讨交流，或当面交流或写信告诉作者，这些信件又多半被《文艺报》《文学报》《光明日报》或省市一些报刊发表，这一工作，也就成了王汶石晚年最重要的文学活动了。可惜的是，我的老家和他家乡两县相邻，本应老乡相亲，却因与王老水平差距太大，自己报纸工作的紧迫和无小说创作的志向，终没信心登门当面求教。在他逝世十周年之际，草成此文，为这位前辈文师献上我的思念，聊补我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