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会址是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不是因为在技术上有什么成就，而是因为在这里召开了我们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七大’。”是谁如此“淡化”大礼堂的突出建筑成就？经几番查证得知，原来这话出自大礼堂的设计者和建造者自己——一位毕业于20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法律系的高才生，而他1938年春从九江奔赴延安的“初心”却是为练好枪法，早日上战场痛击日本侵略者。这是怎样的一个传奇人物？让我们走近抗战期间，在延安“专为党中央盖楼”的九江湖口籍著名工程建造专家——杨作材。

杨作材、胡凌夫妇。

    从“足球小子”到热血青年

    1912年10月13日，杨作材（原名杨克木，派名杨克穆）在九江龙池寺17号（现浔阳区交通路附近）呱呱坠地。父亲杨达聪是湖口县城山镇团墩村（原属东庄乡）杨草湾一位油漆匠人，清末民初在九江打拼多年，此时已凭借在九江火车站做枕木生意发迹。杨作材曾撰文回忆“童年时欢喜和工人在一起，玩弄他们的漆刷、角铲、斧铇凿锯，还喜欢看家里仅有的几本书中的房屋建筑花样……十六岁以前，去姥爷开办的私塾以及教会小学、私立中小学上学时，不好读书，只喜体育，尤酷爱足球”。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贪玩、调皮却自幼对建筑颇感兴趣的少年形象。然而，读书是要考试的，成绩考不好，当然不能算好学生。杨作材的“顿悟”源自大哥、二哥及蔡希欧老师的引导帮助。与蔡老师相识，是1927年秋在九江光华中学（今九江柴桑区第一中学）读初三时。蔡老师比他大十岁，是参加过“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热血青年。他知识渊博，教学严肃认真，数学课上旁征博引，传道授业兼解惑。课后又如和蔼可亲的兄长，循循善诱，不断启发这位聪睿顽皮的可造之才树立“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的信念。蔡老师的话如醍醐灌顶，让这位“足球小子”如梦初醒，从此开始发奋。自此，师生之谊绵延了半个多世纪。杨作材一直敬重这位曾多次被评为省市教育先进工作者及特等劳模的恩师，1978年还特意托在南昌工作的大哥给蔡老师捎去一件的确良衬衫，以表达对他的挂念。

    大哥杨克刚、二哥杨克毅也是杨作材中学时代的引路人。大哥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有幸受教于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鲁迅先生；二哥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与鲁迅、沈从文交往密切。在兄长们的引导之下，杨作材“近水楼台先得月”，早早就接触到鲁迅等人的著作，为之后积极参与左翼文化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9年，17岁的杨作材从九江光华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预科。1932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1936年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在武汉大学前后七年，让他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是1931年夏家乡湖口的那场滔天洪水，几乎淹没了凰村周边十几里的农舍与良田，乡民流离失所，稻田颗粒无收。这年冬天，杨达聪承接了重修黄茅潭堤坝，建江堤闸，以排内涝的工程。由于妻子病逝、自己患病，精力不济，也为了历练幼子，他命杨作材休学一年，全程协理其施工。在对堤坝遇洪水即溃的原因仔细分析之后，善于动脑筋的杨达聪发现，直线型的坝体难以抵挡洪水的正面冲击，加之河沙堆积而成的坝基缺乏坚固性，于是大胆重新设计，将坝体改建成半圆形，缓冲洪水袭来时强大的冲击力，并充填大量石块在坝体底部，稳定了坝基。如此一来，效果立显，经他父子修建的黄茅大堤，再也没有出现溃堤之险象，尤其是1954年、1998年经历了特大洪水的考验，在当地传为美谈。目前，这是江西省唯一上报中央管理的堤坝，每年都由国家拨专款维护。

    在北风呼啸的堤坝上，锦衣玉食的“三少爷”不仅体会到了受灾民众的困苦，也从父亲身上学到了土建基础知识及“勤恳做事，踏实做人”的严谨务实作风。

    第二件则是参与了让整个家族为之自豪的庐山图书馆的建造。当时参与该项目竞标的，就有宋子文的岳丈、九江著名的营造商张谋知，能从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可见杨氏家族企业“杨荣猷营造厂”在当时业界雄厚的实力及专业水准。国民政府对此项目极为重视，专门筹措了8万大洋的建筑费，馆址由蒋介石亲自选定，位于庐山建筑群中心，直行200米即到“美庐”。1934年2月开工至1935年8月落成，其间杨作材利用寒暑假，跟父兄一起积极参与现场施工，终于在预定时间内将这幢屋顶为绿色琉璃瓦、三座二层“工”字飞机形联体宫殿式砖石混凝土结构、富有浓郁民族风格、庄重堂皇的杰出建筑惊艳呈现在世人面前。1935年8月5日，时任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和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共同主持了落成典礼。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此发表抗日宣言，宣告国共第二次合作，举国上下掀起了共同抗日的高潮。如今，庐山图书馆已辟作“庐山抗战纪念馆”，2014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鉴证。

    正是在这次施工中，对建筑有着浓厚兴趣的杨作材自学了设计、绘图到施工的系统知识，为后来在延安建造大批红色建筑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1935年12月9日，北平万余学生举行轰轰烈烈的反日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消息传到武汉，12月17日，武汉53所大中学校的120多名学生代表出席“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会”成立大会，决定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为了阻止校区在武昌的武汉大学学生过江与汉口、汉阳学生会合，国民党当局下令封江禁渡。12月20日，杨作材同担任游行总纠察的省高学生何功伟（革命烈士，曾任鄂西特委书记）等学联代表一起率领学生同国民党省政府及右翼学生代表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晚近万学生沿江露宿，彻夜请愿，救亡的歌声此起彼伏。次日开始大罢课，学生们表示不让过江，绝不回校，迫使当局让步，轮渡开航，武昌学生终于过江和江北的请愿队伍会合，共同开展了声势更为浩大的示威游行，以实际行动有力声援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辗转奔赴圣地延安

    1936年夏，杨作材从武汉大学毕业，前往上海吴淞扶轮小学教书，并以此身份为掩护，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国难教育社”活动。“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日益恶化，学校被迫停办，他只得离沪奉父母之命回九江完婚。

    按照旧时习俗，婚配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两个哥哥一样，杨作材自小就被定下了娃娃亲。父母经过一系列筛选和考察，从而确定下来的两个家庭间的联姻，相对懵懂的“自由恋爱”，有些却也较为牢靠和稳固，杨作材夫妇生死与共、携手终生便是很好的例证。新娘胡赣娥（参加革命后改名胡凌）小他一岁，由于家境不好，从9岁读小学开始，直到1932年19岁从九江当时著名的教会学校儒励女中毕业，都是得益于杨家的资助。1933年6月，胡凌考入南昌教会高级护士学校，这所学校免学费，还发少量津贴，但对学生要求极严，须在南昌医院做护士，半工半读状态下完成四年课程，绝大多数人难以坚持到底。到毕业时，同期入学的约50人，只有4人坚持了下来，胡凌便是其中之一。1937年上半年，胡凌终于顺利毕业，在南昌医院短暂工作后，回九江庐山医院当护士。同年秋与杨作材完婚。

    新婚不久，杨作材便离家去了桂林，在大哥杨克刚所在的湘桂铁路测量队从事绘图工作，全程参与了湘桂铁路第二阶段桂柳段的测绘工作。杨克刚大学毕业留学美国，学的是桥梁专业，学成回国后参加了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又到福建修建桥梁，并担任海底钻探队的队长。此时，作为湘桂铁路工程处副工程司（民国时期对工程师的称谓），主持部分湘桂铁路的建设。春节前，怀有身孕的胡凌随杨达聪一家来到桂林避难，与杨作材团聚。就在她临产前的一个多月，杨作材秘密离家，前往武汉。1938年6月8日，胡凌在桂林生下长女杨密如。

    回到九江后的胡凌，“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得知一心想奔赴抗日前线的杨作材，已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的秘书、武大同学陈家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介绍，与董老相见，并携董老的介绍信，经郑州、西安到了延安，便决定追随杨作材前往。1939年冬，胡凌毅然将当时只有十多个月大的女儿放在家中，冲破重重阻力，只身前往重庆，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取得联系，一边在北碚医院工作，一边等待时机北上。1940年初冬，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以吴玉章医疗小组名义作掩护，组织了包括胡凌在内的一批医护人员，冲破国民党的百般阻挠，顺利到达延安，近两年未曾相见的伉俪终得团聚。

    “营造天才”大显身手

    杨作材之前一直叫“杨克木”，到了延安，出于保密需要，准备改名。改什么名好呢？长女杨密如回忆道：父亲说杨木（即杨树）不是好木材，建筑上也不用，他认为应该让杨木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有用之才。因此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杨作材”，从此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一生。

    1938年5月，初到延安的杨作材进入抗大四期军事队三大队六队学习，当时抗大分军事队和政治队。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军事队，只想早日练好枪法，尽快上前线驱逐日寇。因表现突出，经指导员卢克（后曾任河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和副指导员王居义（后曾任广州军区工程兵政治部主任）介绍，8月份被批准入党。随后调入抗大一大队学习。由于在武大求学期间兼修日语，曾逐段研读过日文版《资本论》并将其翻译成中文，暑假又去日本游学了两个多月，他的日文颇有些功底。1939年初调入总政敌工科敌训班担任日语助教，主要负责训诫感化日俘的工作，后调往军委总政治部敌工科任干事。在此期间响应毛泽东“提倡写书，提高战略空气”的号召，研读并翻译了日文版《列宁读战争论的笔记》，1939年9月，该书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单行本。

杨作材设计的红色建筑印在陕甘宁边区纸币上。

    1939年5月，党中央意识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性，决定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后改名延安自然科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这是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几乎聚集了边区全部科技精英，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李强先后任院长。当时任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和任财政经济部部长的李富春号召各单位积极推荐人才，以充实技术力量。同为抗大学员的汤钦训（曾任航空工业部科技局局长）是杨作材武汉大学的校友，他透露了杨作材有多种特长，尤其对建筑较为内行的“秘密”。不久总政敌工部干事杨作材奉命到自然科学研究院筹备组报到，筹建校舍。而后参与了永宁寨难民纺织厂（八路军被服厂）的恢复生产及振华造纸厂的筹建工作，由此“营造天才”大显身手，家传有了用武之地。抗战期间，杨作材多半时间都在忙着为“党中央盖楼”，经他设计施工建造的主要建筑有：安塞李家塌大礼堂、枣园建筑群、杨家岭建筑群、王家坪建筑群等。另外，他独立设计和参与建设的中办飞机楼以及陕甘宁边区大礼堂、陕甘宁边区银行大楼等，其图案被印在边区政府发行的纸币上而广为人知。这些红色建筑不仅为延安作出了贡献，也受到了中外建筑史的关注。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如今，在圣地延安的旅游景点中，“七大”会址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和中央办公厅大楼是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游人必到之处。建于1942年春的中央大礼堂，既是延安时期非常重要的建筑，又是许多重大活动的场所。礼堂可以容纳上千人，从外观看具有欧式特点，内里却是陕北窑洞式的拱顶风格。整个礼堂没有一根立柱，利用圆拱形顶解决建筑的受力问题，显然，这种构造牢固程度更高。在当时既没有钢筋混凝土，也没有现代施工设备的情况下，能成功建造出这样一幢坚固耐用、历经战火和岁月洗礼仍完好如初的大楼，令人不禁啧啧称奇。1958年9月27日，恢复重建的延安大学首届开学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1959年9月，欢迎陈毅副总理的舞会也在这里举办。改革开放前，这座大礼堂被公认为延安最雄伟的建筑。作为设计者和建造者，杨作材也从此一举成名。

    中央办公厅大楼建于1941年夏，在当时是颇为时尚的一座建筑，也是党中央在延安建造的第一幢三层楼建筑。火柴盒式，四四方方，中间的一层楼长，二层楼较短，三层又短些。因平面图像一架飞机，又称“飞机楼”。一楼的西大厅便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址。这座建筑尚未完工便引起轰动，时任总参谋长的王若飞派人送来一块石碑，上刻有杨作材设计建造等字样，拟镶到墙上，作为永久的纪念。杨作材认为不应为他个人树碑立传，当即命人将那块石碑当作普通砖石，砌到了东墙根里。

    建筑是自我意识的体现，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建筑。

    1989年12月4日《人民日报》第2版刊登的《杨作材同志生平》一文中写道：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锻炼和考验，呕心沥血，顽强战斗，鞠躬尽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杨作材全家合影。

    不同寻常的十六年

    在杨作材之子杨正的记忆里，爸爸总是很忙很忙，虽然步行稍远便显吃力，爬楼上台阶更是力不从心。打从他六七岁开始，便肩负起一个重大“使命”：同爸爸一起外出时，只要上台阶便用尽全力在后面推着他，久而久之，父亲竟有了“依赖”，闲暇之余，常常将他带在身边，父子俩却也在这“举步维艰”中享受到别样的温馨和快乐。

    杨正跟笔者聊起父亲，他沉浸在深情的回忆中：我们姐弟五人，大姐和我年龄跨度16岁，这十六年恰是父亲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经历了避难桂林、走向延安（抗日）、奔赴东北（解放）、参加新中国建设四个重要阶段。大姐杨密如1938年6月在桂林出生时，父亲已于此前一个多月秘密奔赴延安，1940年末，母亲由组织安排到延安，不久，寄养在大姨家的大姐也被送到延安。二姐杨立，1941年8月22日在延安降生，彼时父亲正忙着建造中央办公厅大楼，由于之前成功建造了李家塌礼堂和枣园礼堂，父亲声名大振，就连毛主席都知道延安有位“杨工程师”，有次路过工地，主席亲切地招呼他：“笃哉（湖南乡音，即作材），能否帮我做两个摇篮和小木盆？”父亲满口答应，就地取材，手工打造好一对摇篮和木盆，托人给主席送过去。二姐出生后，主席派人送来一只摇篮，一只小木盆，内里还放了小米和红枣。原来毛主席之女李讷和我的二姐先后出生，主席定制的摇篮及小木盆早就“各有其主”，这个故事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

    二姐8岁时，1949年4月2日，三姐杨林林在哈尔滨出生。4月28日，哈尔滨迎来解放。那时父亲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林务局局长，整天跟林木打交道，这也便是三姐名字“林林”的由来。正是“在林务局长任上，为抢运日寇留存的木材及处理山火，日夜忙碌得不到休息，人瘦到只有八十几斤，头痛欲裂，原以为患了中耳炎，后来晕倒送往医院，才诊断出得了严重的肺结核”（警卫员孙寿作语）。1949年冬，父亲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去大连治病。

    四姐杨宏，1952年10月13日出生时，父亲刚经历过大手术，为治疗肺结核摘除了六根肋骨。虽然此后只有半边肺支撑着他，严重的缺氧导致他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且影响到整体的健康状况，但他还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我（杨正）1954年4月16日出生时，父亲正在冶金工业部（原重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1953—1958）任上，彼时国家正在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主体是国家工业化。此后，不论是担任国家建委副主任（1958—1960），还是国家计委副主任（1960—1968），父亲主要从事国家基础建设等方面的领导工作。

1944年，杨作材在延安负责接待美军观察组后勤工作。

    一生打杂 半生传奇

    杨作材曾笑称自己“一生打杂”。打杂一词在九江方言中常常用到，意指工作不挑挑拣拣，遇到什么干什么。而杨作材的“打杂”，不仅干出了成绩，而且干成了传奇。

    接待美军观察组充分体现了杨作材的外交才干。1942年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建成后，他被调到中央军委（对外称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司令部）任办公厅副主任。1944年7月22日，美国政府派遣的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杨作材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外事组行政科科长，主要负责接待工作。他准确把握中共中央制定的接待方针：政治上讲原则，生活上多照顾。在《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一书中，老红军李耀宇回忆道：“日本投降前，边区司令部和美军观察组在一个大院内，互可通行，吃喝不分，就像一家人……观察组中方后勤由杨（作材）管理员总负责……从西北菜社、边区菜社调来最好的厨师为观察组烹调一日三餐。美军运输机从重庆运来五花八门的罐头、面包、饼干等。不久，我们觉得美国人饭菜太单调了，决定给盟军朋友改善伙食。皮脆肉嫩的‘延安鸡’和味道鲜美的烤肉饼，餐餐被吃得一干二净，延安厨师烤制的面包新鲜可口，极受他们的欢迎，从此飞机再也无须往延安为美军官兵运送面包等食品了，当时我们完全无偿供给美军观察组饮食。”杨作材也曾回忆：“那时美国有两派，赫尔利是反共的，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是同情我们的，他主张和共产党合作，派个观察组在延安，同我们相处得很好。”由于他掌握政策，工作深入，为巩固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显著成绩。

    1945年11月至1948年2月，杨作材转战在热河省承德、赤峰、林西等地，其间戎马倥偬，惊险不断，在频繁的工作变动中演绎着一个个传奇。长女杨密如在整理出的相关资料中这样描述：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组织上派父亲去东北工作，因蒋军截断道路，半途走不通，留在了冀察热辽军区任政治部秘书处长，因要与国民党谈判，军区调他到冀察热辽分局管外事工作。

    国共双方代表于1946年1月13日签订停战协定后，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父亲是军事调处执行部承德三人执行小组的秘书，曾陪同杨得志同志至平泉，两人没带一名警卫，同国民党13军军长石觉会谈。之后正式会谈，军区司令员萧克是我方代表，父亲任秘书。谈判在西坝村的一间小茅屋里进行，离谈判不远的地方，双方战壕里都拉开了架势，随时准备接火。”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杨作材随后撤的干部陆续南下，到敌后打游击。1947年在热中地委任敌工部长期间，接收整编了韩梅村起义部队。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中国民主救国军热河独立第一旅，韩梅村任旅长，杨作材任旅政治部主任。

    1947年8月，杨作材任热河省交通局局长，在筹划城乡交通、修路及进行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同时，深入一线，关心百姓疾苦，发现有鼠疫在传播，及时将情况通报函刊发在《群众日报》报头，使防治扑灭工作得以及时有效地进行。

    黑龙江省伊春市在清末民初为原始森林地区。东北沦陷后，日本殖民主义者开始进行掠夺式的乱砍滥伐。1948年4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建立东北林务管理局，任命杨作材为局长。在任18个月，他此后三十多年对林业工作尤其是对伊春念念不忘。1984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由国家科委组织的林业工作座谈会上，他的发言稿特别提到：“1948年7—8月间，同东北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一起从哈尔滨出发，沿汤旺河到各林场调查了解情况。伊春当时还没有正式地名，只是南岔分局的一个作业所。有一条林业专用线从南岔站分出，全长105公里，终点站就叫‘105’，即现在伊春市的所在地，也是进入小兴安岭的主要通道……那时谁也没有料到，十年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拥有15万人口的伊春市。前些年，当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见报道伊春建市的消息时，就渴望到那里去看看，这次开会因身体不好，未能如愿以偿……遥祝伊春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伐木基地，而且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有名的拥有现代技术的木材综合利用基地。”

20世纪50年代初，徐特立（左）与杨作材（右）在北京合影。

    博学 律己 爱人

    杨立在兄弟姊妹中是最有故事的一个。

    在延安的几年里，虽然年幼，但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印象里我一直都是被爸爸宠爱着，当时爸妈住在杨家岭毛主席窑洞上面一排。主席休息时到门口散步，见到爸妈总要问问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她在《忆我亲爱的爸爸》一文中写道：“1944年，爸爸是美军观察组接待组的负责人，有一张照片是爸爸抱着我站在一辆吉普车旁边照的，我保存的最珍贵的一个留念，每每想爸爸了，我就会看看这张照片，后来爸爸抱着我的照片，只取了爸爸的头像，被使用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湖口县博物馆等地方。爸爸知识渊博，精通文学、建筑、地理、历史，懂日语和英语，对中国历史，无论提到哪个年代，都能说出当时的历史人物和故事。爸爸爱我们每一个孩子，爱我们的家，爸妈一辈子相敬如宾，从不吵架。对我们的婚姻爸妈尊重我们的选择。爸爸对待身边任何人都是关爱有加，平等相处，从来不摆架子，上中学时，很多同学都喜欢到我家来和我一起做作业，一起玩。我小名叫毛毛，是妈妈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时给我取的。小学快毕业时，爸爸告诫我预则立，不预则废，人要有头脑，要多动脑筋，所以，给我取名叫杨立。”

    杨林林对父亲的博学尤为感佩：爸爸看书可算是分秒必争，手不释卷。他的知识十分渊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好像没有他不懂的。我常常坐在爸爸面前的小板凳上，听他讲历史、讲哲学，真是一种享受，他就是我的“活字典”，是我的大百科全书，是我永远怀念的老师！

    杨宏在五个孩子中，跟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多，跟笔者聊起父亲，她悦耳凝重的嗓音让人无法想象这是一位已年届七十的老人：我十来岁的时候，只要父亲有空，我就缠着他上街。那时家住西单，姐姐们在外地，弟弟还小。上街必定去新华书店，去书店必定买小人书，三国演义呀，水浒传呀，西游记呀，一摞一摞抱回家。有空他就慢声细语地讲给我们听，不仅讲连环画，还讲很多闻所未闻的故事，好像天下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父亲言语不多，也从不记得他曾大声训斥过谁。母亲是个急性子，脾气上来，父亲总是不言不语让着她。在家里，父亲是绝对的权威。在学习和工作方面，他尊重每一个孩子的爱好和选择，从不轻易干涉。但在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方面，他却是一个严格的家长，比如吃饭，嘴里不能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夹菜只能就近，不许站起来或伸长胳膊到远处的菜碗里挑来拣去。家里来了客人，大人们说话时，孩子不许插嘴，倒好茶水后必须回避，客人走时，要出门相送。一切“公家”的东西，都不能沾边，公车不能坐，电话不能打，包括他办公用的纸笔，谁都不准随便取用。

    父亲给邻里的印象既谦逊和蔼，又很有原则。公车接送他上下班时，为不惊扰邻居，他总是叮嘱司机慢慢开，不能鸣喇叭，也不允许家人到路口迎送。以前老北京城的地下排水系统不大通畅，遇到雨水较多的季节，胡同里各种脏兮兮的污水就溢满路面。邻居们得知这里住了一位“大官”，请求他出面跟有关部门打个招呼，以期尽快解决。父亲委婉地跟街坊们解释：国家对城市建设会有统一规划，不能因为我住在这里就搞特殊，请大家理解。

    杨正告诉笔者：他们了解老家九江，是从给继祖母蒋顺华汇款开始。1964年4月5日，爷爷杨达聪去世。数月后，父亲利用出差机会顺路回了一趟九江，这是他自1938年4月离开家乡后唯一的一次返乡。父亲在祖父母杨达聪、尹乖亲合葬墓周围种下“北京杨”树苗，返京后他对自己的继母蒋顺华一直牵挂在心，从此以我的名义每月寄生活费供养老人长达24年之久，直到1988年老人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