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4年，著名的兵工专家刘鼎的子女文米、文石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信中除了阐明父亲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功绩，还提到了一句话：

    “毛主席曾说过‘对刘鼎是信任的，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毛主席在接到信后，特意向身边人询问了刘鼎的处境，在得知情况后，毛主席立即批示：

    “确有其事，放他出来。”

图|刘鼎

    也正是因为有了毛主席的批示，刘鼎于1975年重新出山。在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后，刘鼎担任了航空工业部顾问，中国兵工学会顾问，尽管已经年过七旬，但刘鼎依然热情不减，继续为祖国的兵工事业增光添彩。

    那么，刘鼎与西安事变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为何毛主席会在时隔多年以后，依然还会记得，刘鼎在事变当众所作的贡献呢？

    刘鼎与张学良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那么刘鼎的一生就只会与兵工事业息息相关。

    在上中学时期，刘鼎就接触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在哥廷根大学，经孙炳文与朱德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刘鼎受党组织委派前往苏联，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一边学习科学知识，后来进入苏联空军机械学校，系统的学习了航空知识。

    1929年刘鼎回到上海，被安排在中央特科第二科工作，从事情报工作，顾顺章叛变后，刘鼎还曾掩护过钱壮飞、李克农。

    也因为顾顺章叛变，刘鼎于1931年10月10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先后被关在上海，南京，一直到1932年9月，经康泽保释后才出狱。

    出狱后的刘鼎及时向中央汇报自己被捕后的情况，考虑到他身份已经暴露，刘鼎被安排到中央苏区工作，结果经过闽浙赣苏区时，因前往中央苏区的通道被阻断，经方志敏请示中央后，刘鼎就留在闽浙赣苏区工作

    刘鼎在兵工上的天赋，似乎是天生的。

图|刘鼎

    1933年，刘鼎在闽浙赣苏区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并受方志敏指派，担任兵工厂政委，在刘鼎主持下，红军生产出了一批自己的火炮，还改进了地雷引信和黑火药配方，是我军早期兵工事业的开拓人。

    准确地来说，西安事变只是刘鼎人生中一个插曲。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开始踏上长征，刘鼎跟随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率先出发，以吸引国民党军的注意。

    然而由于敌众我寡，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遇巨大失败，方志敏、刘畴西被捕，随后被敌人杀害，只有粟裕率领一少部分队伍突破敌人包围圈，也就是在混战中，刘鼎也被敌人俘虏，并被解送至南昌军法处，后被转送至九江战俘营。

    1935年秋，趁着外出采买之际，刘鼎逃出战俘营，尽管多方寻找党组织，却始终没有结果，无奈只好藏身在新西兰工程师路易·艾黎家。

    可也就是这次机缘，让他有幸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

    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后，路易·艾黎考虑到刘鼎安全情况，曾将他送到宋庆龄处暂避，宋庆龄对刘鼎这样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有着不错的印象。

    1935年年底，张学良从西安来到上海，与旧部杜重远、李杜商量，想通过中共地下党与在陕北的红军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一致抗日，这一诉求反应给宋庆龄后，宋庆龄一下子就想到了在自己家中住过的刘鼎。

    于是，宋庆龄托董健吾出面，去邀请刘鼎出山帮忙。

图|董健吾

    董健吾是1927年就入党的老同志，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多年，而且也是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第一个沟通国共双方的联系人。

    在红军最初到陕北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注意到全民抗战的热情持续高涨，曾通过宋庆龄的关系，与中共方面进行联系，董健吾曾带着宋庆龄的信，前往陕北与党中央会晤，期间张学良还特别动用了自己的私人飞机，将董健吾送到了瓦窑堡。

    董健吾的到来令刘鼎异常欣喜，但他所委托的任务却让他很是疑惑。照理来讲，这么大的事情，为何党组织不派人出面，而是由个人进行联系。

    那时，刘鼎与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急于与中央取得联系，董健吾劝说他：

    “到了西安以后就可以有机会去陕北，我看张学良此次颇有诚意，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刘鼎考虑再三，最终答应到张学良身边工作。

    1936年3月，刘鼎与准备到陕北采访的马海德、斯诺一起乘坐飞机到了西安，一见面，张学良便拉着刘鼎密谈，对于张学良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刘鼎不好直接回答，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中央苏区的一些情况。

图|张学良

    简单的几次会面，刘鼎也看出张学良确实诚意满满，于是就中共方面的立场，刘鼎做了坦率地回答：

    “如今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急之际，将军当有深切的体会。为今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张将军和东北军最大而又最适应人心的愿望。”

    一句“打回老家去”，令张学良夜不能寐。

    刘鼎与张学良朝夕相对，详细地为他介绍了中央苏区以及我党的政策，为后来张学良在肤施与周恩来秘密会谈打下了深入的基础。

    张学良引荐刘鼎，周恩来诧异：这不是阚尊民么

    张学良思想上的转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为此毛主席特别派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密谈，双方签订了局部合作的口头协议，并就联合抗日事项达成了初步一致。

    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请求，希望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肤施，双方进行正式的会谈，中央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并派周恩来赴肤施。

    1936年4月9日，时值大雪纷飞，张学良与周恩来在清凉山山脚下一座教堂里会面。

    会谈正式开始前，张学良提出：

    “我在上海请来了一位共产党代表，名叫刘鼎，能否参加会谈。”

图|周恩来

    周恩来一时有些愕然，因为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过一个叫刘鼎的人，等到双方见了面，周恩来才恍然大悟：

    “这不是阚尊民。”

    原来，刘鼎这个名字，是他这次为见张学良，特别取得化名，刘鼎本名叫阚思俊，字尊民，从苏联回到上海时，刘鼎就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两人非常熟悉，那时的刘鼎出于干地下工作的缘故，取过很多化名。

    与党组织失散多年，刘鼎骤然间见到周恩来、李克农，心情也是非常舒畅。

    事实上这次会谈，大出周恩来预料之外，许多预先做的准备完全没用上，事后才知道，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已经将我党的政策方针、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军事主张等等都给做了介绍，并且完完全全说服了张学良。

    以至于正式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夸赞刘鼎：

    “会谈出人意料的好，这是你对张学良做工作的功劳啊！”

    经过谈判，双方就联合抗日，联蒋抗日等诸多事项上，达成一致建议。

图|《肤施会谈》

    会谈结束后，刘鼎跟随周恩来一起到了瓦窑堡，并在途中汇报了再张学良身边工作的种种情况，事后周恩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特别指出了刘鼎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中央考虑到这一情况，特别任命刘鼎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继续留在张学良身边做统战工作。

    4月22日，刘鼎赴西安前，周恩来还特别嘱咐道：

    “你去当代表，对我党我军非常重要，这样做统战工作还是第一次。”

    事实证明，中央对于刘鼎的任用恰如其分，因为张学良对刘鼎也颇为信任，特别是经过肤施会谈后，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加深。

    刘鼎回到西安后，被张学良任命为随从军官，就住在张学良公馆内的东楼上，对外称刘秘书，几乎所有东北军高级将领，都知道张学良对这位“刘秘书”十分信任，于是对他的工作也很支持，刘鼎在张学良部，一面筹划联合抗日，一面帮助张学良训练部队，培养骨干，张学良也在刘鼎的建议下，扶持抗日团体，出版《文化周刊》，宣传联合抗日的主张。

    双方信任逐步加深后，张学良主动向刘鼎提出，希望拿出一部分队伍，与共产党联合干。

    张学良注意到自己部队成分很复杂，思想上也不统一，打起来是一盘散沙，希望能够借助中共的力量，来统一部队的思想，使之形成铁板一块。兹事体大，刘鼎也不敢擅自做主。

    1936年7月，经中央批准，刘鼎赴安塞向中央汇报情况，毛主席、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亲自出面，在会上听取了刘鼎汇报的情况。从刘鼎的汇报中，毛主席确实感受到了张学良焦躁的情绪。

    双方在肤施会谈后，张学良就几次游说蒋介石联合抗日，但始终被蒋介石拒绝，更为关键的是，就连东北军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张学良不由得有些心烦意乱。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更需要的是耐心，毛主席对刘鼎说：

    “中共对东北军的态度，从来都不是把他们变成红军，更不是瓦解和分裂。而是希望能够帮助和改造他们，让他们变成抗日力量，成为红军可以依靠的友军。”

    “对于蒋介石，要讲究策略，要有有更大的耐心，劝服他抗日。”

    毛主席几次同刘鼎重申中央对东北军的态度，并嘱咐刘鼎要准确无误地向张学良传达。

    “你不要怕年轻，也不要怕没经验。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啊！”

    刘鼎回到西安以后，将毛主席的话一五一十地转告给张学良，引得张学良也忍不住感慨：

    “东北军中不少人觉得共产党讲联合是想要吃掉东北军，这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国民党军队之中相互拆台、吞并屡见不鲜，你们共产党才是真的在帮助我们！”

图|毛主席

    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刘鼎彻底放开手脚，一面帮助张学良改造东北军，一面西安建立起了中共秘密交通站，这个交通站是以张学良牙科诊所的名义建起来的，为了不引人注意，刘鼎还专门请史沫特莱从上海请来了一名德国牙科医生坐诊。

    刘鼎的老同学涂作潮（绰号木匠，我党无线电专家）调西安工作后，奉令组装了一部100瓦的大功率电台，这部大电台不仅可以将中共中央在保安的消息传递到全国，就连日本、苏联也能收听到消息。

    西安事变

    尽管从刘鼎处传来的消息来看，中央对张学良的思想动态有所掌握，但就整个西安事变前夕来看，党中央对此事是毫不知情的。

    根据西安事变前后西安与保安之间来往的电文来看，最早应该是刘鼎向中央传递出的情报。

    1936年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西安宴请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央军嫡系将领蒋鼎文、陈诚，也就是在宴会期间，蒋介石直接宣布，以中央军代替东北军与西北军施行“剿共”。

    宴会结束以后，张学良约杨虎城谈话，双方就联合扣押蒋介石施行兵谏一事达成了一致建议，事后两人迅速召见了东北军以及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并筹划安排准备于12日凌晨发起行动

    张学良在做好一切准备以后，才于当晚通知刘鼎，并希望他能够代表自己将电文发给中共中央。

    刘鼎在听到张学良的话后，顿时吃了一惊，立即通过电台，于12日零时30分，向中央发去了一封电文：

    “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

    还有一说是凌晨5时，刘鼎致电在保安的中央：

    “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起抗日义旗。”

    需要指出的是，12日凌晨5时这个时间，东北军已经在华清池捉到了蒋介石，十七路军也已经控制了蒋鼎文、陈诚等国民党军军政大员。

图|张学良与杨虎城

    据刘鼎的子女刘文石回忆，他的父亲在当晚发出的这份电文颇费了一番周折。

    因为东北军与西北军为了联合实行捉蒋行动，已经在全城实行了拉闸断电的措施，匆忙之间，刘鼎只好取来发电机，又凭借老关系在电讯商店弄来电池，这才将消息发送出去。

    中央在收到这封电文后，同样也是吃了一惊，不过好在消息送出去的比较及时，中央立即做了应对处理，张学良为了能让周恩来顺利到西安，特别安排把自己的专机交给刘鼎，要求他无论在何等情况下，也要让周恩来平安到达西安。

    这一夜，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密切关注着西安的局势。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提到：

    “叶剑英，王稼祥已经到了西安，周恩来亦立即前去。”

    经过了一番波折，周恩来抵达肤施，路上遭遇民团阻挡，刘鼎说明情况后，迅速安排周恩来坐上张学良的专机，12月17日，周恩来抵达了西安，在七贤庄中共驻地（对外牙科诊所）做了短暂的停留，在略作收拾后，立即出发前往张公馆。

    这其中也多亏了刘鼎的安排。

图|刘鼎

    要知道当时的西安，充斥了很多危险。与此同时，西安城中一个名叫“雷电社”的组织对外发布消息称：

    “现在的西安城中到处是红旗飘飘，群众运动热烈高涨。”

    这也让原本就处在风口浪尖的张学良与杨虎城，更是受到了各方指责。

    考虑到事态比较严重，周恩来严令刘鼎务必查清情况。

    接到任务后，刘鼎马不停蹄地赶往各处电台、广播，查找消息来源，一直到最后才在几个学兵队员身上找到了线索，原来是几名学兵队员因痛恨蒋介石，认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已经完了，所以才借助弄到的国民党特务的电台，到处散播消息。

    刘鼎严肃地批评了几人，并告诫他们：

    “你们现在的想法和做法是幼稚的，极容易被敌人所利用。现在头等大事是国内和平，一致对外，联合抗日。任何不符合的做法对革命都是不利的。”

    在刘鼎的努力下，“雷电社”迅速在西安销声匿迹。

图|科代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代表15人，候补代表2人（前排左三为刘鼎）

    就在周恩来在西安期间，刘鼎在他的领导下，通宵达旦的工作，负责了解国民党内部的动向以及沟通与联络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不过，对于刘鼎而言，一个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他没能阻止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