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今年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刘光典烈士诞辰一百周年，为了宣传他的事迹，继承他的遗志，为祖国早日统一而奋斗，特撰此文，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

    夫天下有大勇者，智不能测，刚不能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朕加之而不怒，此其智甚远，所怀甚大也。所怀者何？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天下有溺者，如己之溺耳。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殒后无名。铭曰：呜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将兴，肃之嘉石，沐手勒铭。噫我子孙，代代永旌。（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碑文）

    2013年秋，经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示，为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牺牲在台湾的中共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北京西山建成。

    在纪念广场的花岗岩墙体上共刻有846名被蒋介石杀害在台湾的人名单，有一个名字列在其中，他就是刘光典。

    —、树立初心投身革命

    约六千年前，山东半岛有一地方称蓬莱。它依山傍海，独具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奇观，是传说中的“蓬莱、瀛州、方丈”三座仙山之一。 此处有个村庄叫刘家旺，世代生活着一户刘姓农民大家庭。约于1650年，刘家共有刘成贵等七兄弟以养马、务农、养鱼为生。当时家中养了几匹白马，因而引起官府怀疑，以刘家欲造反为由，派人去捉拿。刘家几兄弟闻讯立即携带家中老小，乘船渡海北上逃荒落脚到东北。

    逃往东北的共有七兄弟，老三刘渗逃到辽宁大连湾旅顺口老铁山，既无钱财、也无耕地，为了能生存下来，刘家只好靠为地主辛苦劳作渡日。刘家自逃到在东北，在以后的约三百年中，一直饱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自十九世纪末起，日本便开始了对华侵略，1894年11月，日军占领大连。日本强迫清政府同日签订《中日辽南条约》，中国向日本交纳3000万两白银。但日本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地区。

    刘家落脚此处，到了第十五代刘得禄，出生在大连韭菜房，此时已到了中华民国时期。

    刘得禄长大后，在沈阳铁路部门工作。由于穷贫，娶了丈夫已去世的女子王淑梅为妻。从此，刘得禄起早摸黑，抚养了加上带来的孩子共七子。分别是刘鸿福、鸿文、鸿顺、鸿动、鸿梁、鸿柱。带来的老大仍姓前父王姓，名为王希孔。

    1922年，五子刘鸿梁出生于旅顺大连韭菜房。他的父、母亲对他十分疼爱，从小受到工农家庭的最基本的良好品德教育，有着一颗正直、善良的中国心。当他六、七岁时，他父、母克服各种困难供他读书。

青年时期的刘光典

    不幸的是刘鸿梁在15岁时，刘德录因病去世，刘鸿梁只能放弃学业，到大连一药房学徒，改名刘光典。以后他边工作，边学习。他当过煤矿会计，做过医药生意，还曾就读于哈尔滨铁道工学院。

    1942年，经东北朋友姓滕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介绍，刘光典与同样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的唐山之女王素莲相识。王素莲于1923年4月5日出生于唐山稻地，其父王化钧是北平通州的一名铁路工人。其母王舒氏，为在旗人，平时吃斋念佛。王素莲曾在北京潞河中学及山海关师范读书，是一名有识女性，这一年她与刘光典喜结良缘。

刘光典和王素莲结婚照

王素莲

    成家后，刘光典与妻子回到山东老家谋生。由于刘光典懂日语，他在山东枣庄一带当上了伪警察局长。按当时收入待遇讲，这是份儿美差。但他痛恨日寇的残暴，暗中保护中国百姓和抗日人员。第二年，我的姐姐刘玉芳出生。不久，他毅然放弃这份工作回到北平。从此，刘光典立足于北平、上海，往来于东北、山西、内蒙做医药生意。此时，刘光典与王素莲相爱相敬，过着幸福生活。由于刘光典的奋斗精神及聪明才智，生意十分成功。每次外出，他都为家里请好保姆，照顾母亲和孩子。外出归来，总是给爱妻带回精心挑选的衣饰。而妻子王素莲更是操心费力，细致入微地安排好丈夫的衣食住行。1943年后，刘光典还抓紧时机，到北平辅仁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学习。1945年春，大儿子在北平出生，取名刘玉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迎来和平发展年代。但是，蒋介石出于反动本质，撕毁停战协议，以他雄厚的军事力量，再次向中国共产党发起进攻。1946年下半年、刘光典在上海结识了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东北老乡洪国式。此时24岁的刘光典，有两个大学文凭、英俊的外表和聪明才智。他会英语、日语，在医药生意场上已轻车熟路。

刘光典

    座上有佳宾、家中有贤妻、膝下有儿女、手中有黄金，过着不错的生活。他完全可以到国民党政府当官或当个资本家，甚至做一名国民党特务。此时，内战刚起，蒋介石集团仗着有美国支持，兵强马壮，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谁胜谁负难以预测。当时，我党急需能胜任中共隐蔽战线工作的忠诚战士。洪国式发现刘光典有文化，为人机警诚实，便向他宣传革命的道理。此时刘光典像在黑暗中看到一盏明灯，在党的教育、同志的帮助下认识到：一个年轻人不能只为个人幸福奋斗，毅然做出第一个人生选择：参加革命，从而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初心，成为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战士。1947年年初，他成为中共东北社会部大连情报处的一名交通员。

    与此同时，他的选择也得到了妻子王素莲的全力支持，使他得以安心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母亲贤慧、美丽、善良，具有东方女性的美德。在刘光典在参加革命之前的4年中，他们彼此恩爱，因而度过了有一段十分幸福的生活，而且有了两个爱情的结晶。 而王素莲对丈夫非常关爱，这从刘光典的照片就能反映出米。他总是西服革履，潇洒整洁。如果没有这样的贤妻在关心、照顾着他、如果没有王素莲精心地呵护着这个家，如果她不省吃俭用，勤俭持家，在旧社会里刘光典绝对不可能是这个形象。

王素莲和大女儿刘玉芳

    参加革命后，党交给刘光典的第一项任务，是与洪国式到上海筹建中共情报站“华石公司”。当时在注册公司时没有经费，刘光典拿出自己的积蓄献给组织，成功建立公司，开始了工作。相关材料载：“刘光典，辽宁旅顺人，知识分子，擅长商业贸易，在上海成立华石公司时，成为洪国式的主要助手，他为人诚实机警，不嫌弃共产党穷闹革命。在洪国式、秦笠于东北、北平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拿出自己的财产支持革命工作。计黄金十两，美元一千元。如以当时金价30美元折合一两黄金计价，这一千美元就折合三十两黄金，因此刘光典的贡献是不小的。”

    在上海，刘光典把东北的农产品卖到内地，在上海采购药材等急需物资运到解放区。他多次冒着危险，把同志们在上海收集到的情报送到大连情报处。1948年来临，解放战争形势发生巨变，三大战役即将打响，刘光典被调到沈阳，参加辽沈战役的情报工作。他在沈阳太原街31号开设一家福生药房，以做医药生意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1948年1月，我出生在这个情报站内。一天晚上，一家人正在熟睡，突然，门被一帮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国民党兵砸开，他们冲进房间，叫嚷着要搜查。父亲机智的起身，用钱和烟把他们打发走。本来身体不好的母亲却受到了惊吓，她一身冷汗，躺倒在了床上。从此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在沈阳时，刘光典多次冒着各种风险，奔波于敌占区及解放区递送情报，圆满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8年7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平津战役即将开始，组织上命令洪国式与刘光典等人到北平做平、津敌区情报工作。父亲经过努力，安排患有心脏病的妻子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乘坐一架小型飞机到达北平，后住在东四钱粮胡同一个条件较好的四合院里。父亲等同志们先后来到北平，他在牛街、宽街等地寻找合适的地点建立情报站，最后在宣武门内大街124号租得一个小独院。当时没有经费，刘光典只能跟他姓滕的好朋友借了四两黄金，刘光典写了借条，签上名字，答应很快就还。但是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特别快，刘光典去了台湾，没能还上这笔钱。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这个姓滕的朋友就来到我们家，找到母亲说：“光典曾跟我借过四两黄金，这是他写的借条。但是，今天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要账，而是让你证明我为中国革命也作过贡献。”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很可能抓他这个国民党特务，由于他做了有益的工作，我们有关部门把他安排在一个水泥厂，平安地度过了一生。

宣武门内旧照

    1948年下半年，父亲非常繁忙，为了掩护身份，方便工作，他曾多次带着五岁的姐姐刘玉芳到灯市口附近的一个电影院与战友接头。平津战役中，父亲与战友们往来于京、沪及河北、东北之间进行情报传递工作。在资金同样十分短缺，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北平的生活费都不能解决时，刘光典出钱维持日常工作、生活所需，克服了各种困难，使情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下，父亲于1948年年底，将收集到的平津地区国民党情报放在一盒香烟中带到大连，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做出贡献。而后，他又协助同志们从香港接回了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韩练成等人士，展转把他们送到北平。父亲终于停止了几年的奔波，与妻子儿女团聚在钱粮胡同的四合院里。

    二、实践初心两赴龙潭

    1949年上半年，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蒋介石集团带着一百多万军队以及飞机、大炮及黄金逃往台湾。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罪恶行径，造成至今中国处于分裂状态。中国共产党一向把台湾作为不可分割的宝贵领土，积极领导岛内反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斗争。为此向岛内派进中共台湾省工作委会及李克农领导的隐蔽战线机构两大系统。

    党中央、毛主席来到北平以后，一方面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一方面指挥着南方的战争，并决定于1950年夏解放台湾。为了顺利解放台湾，中国共产党向台湾派进两大系统：其一为中共党的组织系统，以蔡孝乾为书记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其二为李克农等中共隐蔽战线负责人在台湾建立的情报系统。两大系统包括东北局、华东局、华南局、福建军区、民革中央、台盟中央等十余个机构，近百个分支机构和工作小组。总共约千名指战员。

    那时，中共情报机构在台湾顺利建立了重要的情报组织“北方企业行”。此情报组织由中央政治局领导，李克农直接指挥，刘澜波、刘全礼、刘天民等人协助在台中市建成，共有五十多人组成。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台湾，收集到一批重要情报。那时我们尚未在台湾建立电台，为了及时顺利的取回情报，只能派交通员赴台。经过组织上的认真挑选，父亲被选中。本来可以团聚，过上平稳、幸福生活的刘光典，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可以留在北平。

王素莲

    但是，此时他在小家和国家之间，做了人生第二次选择：放弃个人和家人的幸福和团聚，为了祖国的统一，南下经香港去台湾执行任务。我想，那时如果不是母亲尽着一个妻子的责任，作他的坚强后盾，父亲绝对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交通员而被派去台湾执行任务。有一句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必然有一个女人在支持，这句话在我们家可以说是真实的体现。 在新中国快成立时，但是丈夫又要远行。此时妈妈面临着与爱人的生离死别，妈妈肯定恋恋不舍，但是她没有拖父亲的后腿，默默为丈夫整理好行装，把丈夫送上新的战场。

    刘光典于1949年5月离开北平，先赴武汉，把一份秘密文件交给武汉国民党某部内我隐蔽战线人员。武汉解放后，他在武汉整顿武装人员及社会治安。7月份完成任务，接到命令，立即前往香港。在离开武汉时，父亲知道，这次执行的任务与往次不同，他最担心的是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而不能团聚。为此，他给母亲写了这样一封信：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做生意，最多一两年会回来，到那时如果找不到我，我会在报纸上用刘芳这个名子刊登寻人启事，寻找妻子和子女，你们看到寻人启事便可找到我。发过此信，从此永远与我们失去了联系。

    1949年9月底，刘光典到达香港。经过充分准备，他化名刘先农，以“北方企业行”负责人刘天民侄子的身份，以做医药生意为掩护，于1949年10月25日从香港乘船，跨过台湾海峡，第一次到达台湾。他此去台湾任务有三，其一是取回情报；其二是传达上级指示；其三是对在台工作人员进行考察。刘光典在台湾工作了一个月，为了万无一失，他把同志们收集到的情报变为暗语，比如大米代表飞机、小米代表炮车，用竹签沾着淀粉水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买了一些茶叶，用此纸包成一个茶叶包放在行李中，于11月27日，顺利返回香港，带回了第一批极为重要的国民党各方面的情报。

    父亲从台湾取回的国民党情报，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军事绝密，是我们较早得到的最重要的情报中的一部分，这些情报包括：一、国民党在台湾的陆、海、空各军情况。二、台湾气象密码。三、台湾海潮涨退时间表。四、台湾西海岸国民党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五、两大重要港口高雄及基隆地通信密码。

    就在刘光典取回情报的同一天，中共华东局交通员朱枫在台湾基隆上岸。一周后，将吴石、陈宝仓将军收集到的另一批重要情报，交给一艘客船上的大副带到香港并立即被上报党中央。

    由于军情的不断变化，为收集到最新情报，1949年12月10日，洪国式被派入台湾。很快，他们收集到岛上的交通网、机场、码头、兵营、炮兵阵地等一批重要情报。这是我们登上台湾顺利占领台湾的所需重要依据，同样需要马上取回。组织上认为刘光典已顺利取回一次情报，有把握取回第二批情报，于1950年1月6日，再次命令刘光典前往台湾取回洪国式情报组织收集到的新情报。2月初，刘光典在台湾顺利地取得了一批新的情报。他通过邮局给上级发出信息：“货已办妥，日内运港”，但没有得到指示令他回港，他只好在岛上待命。此次入台，刘光典面临的形势已十分严重。蒋介石、蒋经国指使毛人风、彭孟辑、谷正文等人在台湾处心积虑地侦破中共在台地下组织。他们发现了有关重要线索，并将2名特务打入了刘光典所在的情报机构。

    由于蒋介石集团不断加紧侦破工作，中共在台湾的处境已大为恶化。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蔡设法逃脱，但两个月后再次被抓，便在敌人威逼利诱下叛变投敌，使中共在台的党的组织几近全军覆没。2月18日，中共交通员朱枫被捕；3月1日，吴石被捕。更为严重的是，2月28日，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台北车站诱捕了洪国式，又分别在嘉义、台中、台北将胡玉麟、钱汾、邹曙、华震、刘天民、刘全礼、郭秉衡、江德兴、杨为石、陆家骥、王平等人抓捕，刘光典所在的我有关方面精心建立的情报组织在一天之内不复存在。

    三、坚守初心掘地为穴

    万幸的是，刘光典恰巧在敌人抓捕行动前，接到返回香港的指令。他先去台北取出境证，后准备买船票返回香港。2月28日，刘光典来到基隆，但遗憾的是没有买到船票，他当天住在基隆。1950年3月1日，父亲突然得到严重的消息：“北方企业行”被彻底破坏，包括负责人洪国式在内的所有同志全部被捕。此时的刘光典孤身一人，陷入困境之中。组织被敌人破坏，失去了党组织的领导，就像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同志们全部被捕，遇到困难，没有人帮助。他举目无亲，在台北没有一个可靠的去处。另外，2月28号晚，敌人把被捕的我情报人员集中在一起，发现只有交通员刘光典没有抓到，立即在台湾岛内的机场、码头、交通要道张贴出通缉令，内容为：“重要在逃匪谍刘光典，化名刘先农，现年三十余岁，东北大连人，较高身材。平时喜穿棕色西装和蓝色中山装，一经发现，立即逮捕。”

通缉令

    此时，刘光典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另一方面，国民党特务们在叫嚣：匪谍投降会得到优待。刘光典如果背叛投降，可以保住性命。在这艰难之际，刘光典在忠诚与背叛之间，做了人生第三次选择：忠诚。他决定克服各种困难，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3月1号下午，刘光典返回台北，找到没有暴露的战友王耀东，他把组织被敌人破坏的情况转告王耀东。王耀东考虑到自己的家在台南旗山，决定带父亲到旗山山中躲避敌人的抓捕。他们约好晚些时间一起乘车南下。但到了见面时间，刘光典没有找到王耀东。此时的他陷入困境，但他没有惊慌失措，为了避免被捕，他看到一辆三轮车，招手坐上车，在台北转了一些时间，机智地对三轮车夫讲：“天晚了，我找不到住所，能不能到你家借住一晚？”三轮车夫爽快的同意了。当夜刘光典住进了一个三轮车夫家中，躲过了敌人的抓捕。

    3月2日一早，刘光典通过当地邮局给组织发出： “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的报警，报告上级，中共在台地下组织已遭彻底破坏。然后，他来到一家杂志社，找到王耀东。经暂短研究后，二人决定立即离开台北南下，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由于王耀东掩护，父亲很快便躲到台南山中。一周后的3月7日，彭孟缉亲自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但迄今仍没发现刘有离境迹象，尚在继续加紧追缉中。”

    刘光典在敌人的抓捕中得以逃脱，除了巧合外，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战友王耀东及时将他带台南，并在台胞的帮助下进入了旗山深山。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有消息讲刘光典在台湾的荒山野岭中度过长达4年的逃亡生活，但无任何详细材料。2008年9月，我的儿子刘新宇在网上搜寻爷爷的信息。突然在台湾省的“奇摩”网页上跳出一个粉红色的小册子的封面。封面正中自上而下印有黑色楷书《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左下角印有“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编印四十四年元月”字样。另外，网上还有一个中共“匪谍”修改身份证的插图。初看并不知道这个小册子里说的是谁，但下面的一段引文让我们父子大吃一惊：“刘光典是一名匪谍，他是匪中央政治局派台地工负责人洪国式的交通员，担任香港和台湾的交通联络。”

    再往下看，是一行说明，表明此件正在网上拍卖，定价新台币500元。原来这是一本专门用文字及图画描述刘光典在台湾进行革命活动的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我立即给在台北的王先生打电活，托他不惜一切代价，无论如何也要把此件珍贵资料买下。

    王先生接到电话后，第二天便用500元台币将小册子买下，并马上转交给了我。小册子详细记述了父亲刘光典在台湾南部深山中四年，坚持着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克服困难、坚持斗争的艰苦历程。

    自1950年3月1日起，至1954年2月13日，父亲刘光典被叛徒出卖被捕的3年零11个半月，他是如何度过这艰苦岁月的呢？情况表明：此时的刘光典暂时脱离了被抓捕的危险。他可以不声不响在山中躲避，或许可以渡过余生，但他做出人生的第四次选择：革命者的担当。 首先，刘光典时刻牢记他的使命就是为解放台湾和台湾同胞而进入台湾的，他坚守着一个革命者的初心，与台胞融为一体，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处处维护台胞的利益。刘光典最初来到穷苦农民赖正亮家，虽然条件很差，但赖正亮尽最大努力照顾好刘光典，无微不至地安排好他的起居饮食。刘光典严格遵守纪律，珍惜党的荣誉，除交给赖正亮30元菜金外，还与赖正亮一起劳动。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已无可能。八月，国民党反动集团审理中共在台隐蔽战线机构北方企业行，其中刘天民、刘全礼等三十多人被处死刑，他们把死刑执行日定在1950年10月1日，可见其恶毒之极。他们向蒋介石汇报唯有刘光典没有抓到，蒋介石立即批示要采取措施，尽快将刘光典抓捕归案。

    刘光典此时在山中坚持斗争，他在台南深山中躲了一段时间，又被转移到一对王氏老夫妻家。刘光典看到他们的房子又破又旧，便对他们讲：“共产党解放台湾后，一定给你们盖一所房子，让你们过上好日子。”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一向关心台湾同胞，为穷苦台胞谋幸福的宗旨。以后，刘光典的生活费用逐渐用光，他只能以编竹器为生，风餐露宿在台湾的深山中。

    其次，刘光典心向中国共产党，在异常难苦的处境中，想方设法，争取早日返回祖国大陆。返回祖国大陆、回到党组织怀抱，是他时刻思念并迫切盼望的头等大事。在他暂时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后，便设法离开台湾返回祖国大陆。如果能找到一条船就能返回香港，但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他无法离开台湾，只能在台湾南部深山与敌人坚持斗争。

    第三，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不怕苦、不怕难。在无法返回祖国大陆的情况下，从1950年3月2日到1954年2月，在王耀东和台湾同胞的保护下，刘光典平时都住深山密林中，为了躲避风雨，或在山中掘地为穴、或在林中搭个窝棚用以安身。在最为艰难之时，为了躲避敌人抓捕，继续坚持战斗，刘光典和王耀东二人在海拔一千米之上的一个小山洞中安身。此山洞洞口仅长宽半米，洞长一米一，洞高仅一米七。不仅如此，有一次刘光典了解到有一名台湾籍的地下党员，由于拖家带口，生活无法坚持，就要去投降。刘光典马上找他做思想工作，跟他讲不要相信敌人的鬼话，要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解放军，台湾一定能够解放。这名地下党员向刘光典诉苦说：我家里老小，没有吃的，坚持不下去。父亲把应急的200台币全给了他，对他讲：你买点儿食品，渡过难关，我们一起坚持斗争。在刘光典的说服教育及帮助下，这名台湾地下党员打消了投降的念头，继续坚持斗争。

    1954年2月8日，国民党特务机构经过近4年的追踪，在台南一带隐蔽的中共地下党员张璧坤及该组织人员全部被抓获。2月9日，组织成员之一的胡沧霖向国民党特务交代：民国39年3月，王耀东曾带来一位中共重要人物，至今还藏在附近的深山里。敌人立即纠集大量人员，准备上山抓捕刘光典。有一名年轻的军警叫池仁致，在敌人行动前上山通知王耀东、刘光典马上转移，他们立即离开山洞向山下转移。

    国民党军、警、特人员立扑向旗山，经24小时搜查，于1954年2月l3日，在台南与高雄的交界处沟坪，将刘光典与王耀东抓获。敌人的评语是：“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之深。”

    四、初心不泯英勇献身

    与此同时，一个恶毒的离间计在进行：国民特务机构先是散布刘光典被抓获，后经说服同意脱离共产党为国民党工作。还找到一个身高、体型与父亲相似的特务，冒名顶替到香港发表拥护国民党、为党国效忠的声明。1954年2月下旬的一天，中共驻港人员得到刘光典已叛变的假消息，还出现一名与他长得相像的特务在香港露面并发表反共言论。经我东北公安部门侦办，一纸刘光典已经叛变的结论交到了刘光典所在单位。

1953年，刘光典的孩子们在家中，刘玉胜（前排左一）、刘玉平（前排中间）、刘玉芳（前排左三）

    父亲离家的时候，我只有一岁多。由于刘光典是中央情报部门派出，后又调到中央军事情报部门，所以各部门对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安排住在环保非常好的钱粮胡同30号居住，对门就是刘伯承的住处。过年过节，部队的叔叔阿姨买了大包小包的礼品来慰问。六一儿童节，带着我们到北海公园去玩，三个孩子从小生活很幸福，少小没有愁滋味。但是，对于母亲王素莲来讲，有着严重的心脏病26岁的她，心情是急切的盼望自己丈夫早日完成任务回家，而且时刻牵挂着丈夫的安危。虽然这样，她有着一颗爱心。当时，院子里还住着一位姓刘的著名的中医，他家里的一个外甥女姓孙，从大连来到北京投奔舅舅。但是，舅舅由于成家，顾不上管外甥女，姓孙的女孩子生活方面遇到了困难。有一天，母亲看到她在哭，就问她怎么了？姓孙的女孩子跟王素莲讲，没人照顾我，生活有难处。母亲怀着一颗爱心跟她讲：我来照顾你。就这样，这个孩子在王素莲的照顾下，在北京读书，逐渐长大、成家，后来和我们家失去了联系。几十年之后的2014年，这个姓孙的女士已经80多岁，偶然在北京日报上看到了关于刘光典家的事迹介绍。她才知道，刘光典的后代还在北京。孙女士立刻让在故宫博物院做专家的女儿殷女士去寻找。辗转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了我。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在北京美术馆的一个咖啡厅里会面，殷女士含着眼泪表达了母亲对王素莲的谢意。

    在父亲外出的六年中，母亲执著地等候着丈夫的归来，她把对丈夫的爱和思念化为对我们几个孩子的关爱。她拖着重病，在无尽的企盼中度过多少孤独的夜晚。

    王素莲拖着重病，好不容易熬过一两年，她让姐姐去买各种报纸，每天不断地翻看，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刘芳登出的寻人启事。只好继续等待，一等就是漫长的五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朋友，家中也没有娱乐、电视之类。在漫长的等待的五年中，冬天大雪纷飞，北风呼号；夏天雷鸣电闪，大雨如注，在漫长的恶劣的夜晚，王素莲身边没有丈夫的关爱。她多次幻想，门突然被打开，一个高大的身影推门而入，丈夫终于回来了。然而，在漫长的五年等待后，丈夫不但没回来，家里来了两个公安人员，向母亲索要刘光典的照片。因为已经确定刘光典背叛，要用照片去对照，一经发现，立即逮捕。

    我们一家人搬到了当时城乡交界的雍和宫附近的北新桥王大人胡同观音寺21号的小院里，住进了约10平方米的一间破旧东屋里。搬到了这里之后，由于哥哥、姐姐要到原来住处钱粮胡同小学上学，六岁的我在家照顾妈妈。那个时候，母亲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身体上的痛苦，终日卧床不起。我每天要给母亲喂三次非常难闻的药水和药片，王素莲咬牙吞下这些苦药。中午一顿饭由我来做，医生嘱咐不能吃盐，做的是白斋，就是用白水煮点儿粥，有的时候给母亲煮上一个鸡蛋。这个时候的王素莲没有胃口吃饭，我就用小勺喂她，劝她吃一些。刚刚6岁的我已经懂事，在我的印象里，妈妈虽然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身体上的痛苦，但是她从来不唉声叹气，从不埋怨党和国家。更不抱怨自己的丈夫，说本来我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却被扔到这里没人管。这就是中共隐蔽战线战士的家风，有苦不说，有怨不抱，有气不撒，有困难咬牙坚持。有荣誉不争，父亲没有军职、没有奖章，没有给后代留下一砖一瓦。他只有一颗对党、对人民、对祖国、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而妻子王素莲无名份、无称号，至今遗骨不知在何处。如果我不在这里讲述她的事迹，可能世上不知有个王素莲。她就是这样，以虚弱的病体，默默无闻地站在身后，支持着丈夫的革命工作。

    母亲在这样的状况下坚持到1955年10月18号，终因心脏病恶化，病逝在北京同仁医院，年仅32岁。母亲是一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为了台湾的解放，祖国的统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们永远的怀念母亲。因为她不但给了我们身体，还给了我们热爱党和国家的信仰，给了不怕苦，不怕难的坚强性格。母亲去世后我们还小，外祖父王化钧操办了女儿的后事。在埋葬王素莲的这一天，外祖父租了一辆马车，拉着她的棺材，从北京同仁医院出来，一直向北过了东单、东四到北新桥，然后再往西、再往北，到了安定门。我们三个孩子在安定门的城楼下迎灵，天空阴云密布，北风呼呼的，我们一起缓慢的步行到了北京北郊苇子坑北郊公墓，把母亲葬在了这里。以后，每到清明，我们到这里给母亲扫墓。

北京市民政局领穴证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四散而去，这个地方被平，建起了楼房，我们没有得到消息，最终母亲的遗骨没有找到。我在这里不要求看到此文章的朋友们都记住她，但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在中国革命的艰辛万苦的年代、在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台湾的解放，祖国统一的斗争中，曾经有一个平凡、美丽的东方女性王素莲。我至今记得她多次吃力地讲：全国解放了，你爸爸就回来了，她始终没有等到这一天！

王素莲

    而此时，刘光典正被关押在台北市青岛路军法处监狱之中，一关就是5年。他在狱中的表现，原国民党士兵张家林提供了重要材料： “还在养病治疗的时候，我突然被调去8号病房，那里关的是刘光典，旅顺人，二十多岁。我们初见面，他就自报姓名，这点令我对他生出好感，因为我自己也这样。有些人不这样，他们不愿跟人透露自己的一切，包括真实姓名。刘光典长得高大英武，头发胡子都留得很长，像个野人。我因为对他一见面就有了好感，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案，却很同情他。渐渐我发现他很能干，不但会说闽南话，还会说日本话。”“刘光典待人很义气，从一件小事就看得出来。我们分饭，如果哪天菜汤里飘着肥肉或者肉片，他会叫我吃。他说：‘小张，你吃。你身体不好。’他绝口不跟我谈他所涉的案子，但是相处熟了，常常聊天。有天谈到他父亲。他说：‘我爸爸是沈阳火车站的调车工人。’我随嘴问出：‘那么你干吗来台湾？’他说：‘我奉命。’听他这么说，我感到这个人有种。当然，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了，可是不跟任何人说。”

    张家林提供的材料，是上海出版的《书城》杂志2010年9月刊登的《一个老兵的回忆文章》中提供的。张家林是一个19岁的安徽籍国民党水兵。1949年，他们五个同乡从大陆撤到台湾，因为是同乡，有时候凑在一起聊天儿。那个时候，蒋介石为了掌控军队，把特务派进军队来监督这些军人。有一个特务发现这五个人经常在一起聊天，凑在一起，就认为他们要谋反，统统抓起来毒刑拷打。年长的一个叫马明阳的居然被他们毒刑致死，19岁的张家林根本就没有所谓谋反的想法。被他们抓到后毒刑拷打，灌辣椒水、压杠子，打得浑身是伤。张家林不承认要谋反，不承认也这么定性。在1957年夏天，判张家林十年徒刑。而抓张家林的这个特务，因此得到一笔高额的奖金。 在把张家林关进监狱之前，国民党特务机构交给张家林一个任务，交待说要把你关在一个死硬的匪谍刘光典的牢狱里，这个匪谍死不改悔，你去监视他，如果发现什么重要信息，向我们报告，争取立功提前释放。

    1957年夏天的一天，牢门突然被打开，几个人拖进一个浑身是伤的年轻人。父亲刘光典看到之后，立即以一颗大爱之心去扶着张家林，给他端水。这个张家林作为一个国民党士兵，没有见过共产党。他们受的教育是共产党打家劫舍、青面獠牙、共产共妻。可是今天接触到高高大大、头发胡子非常长的刘光典怎么这么善良，原来共产党都是这个样子，共产党在他的头脑中的印象立刻得到了逆转。父亲看到张家林浑身是伤，得知他被灌辣椒水把胃灌伤了，所以处处照顾她，饭菜送来的时候，要仔细地从中挑选，哪怕能发现一个肥肉片儿也要挑出来给他吃，说小张，你身体不好，需要补养，张家林非常感动，所以他们很快成了朋友。在相处中，张家林发现刘光典不但会英语、日语，还会闽南话，就非常的奇怪，问刘光典，你这么有本事来台湾干什么？父亲只回答了三个字：“我奉命！”这三个字，给张加林这个国民党海军以震撼。他觉得刘光典真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对这样的人，监视他，打小报告，太可耻。张家林被关监狱十年之后被刑满释放，辗转出国到了美国，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刘光典对他的关照。所以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刘光典。非常巧，这篇文章竟然在2010年9在上海发行的一本《书城》杂志上刊出。我看到之后，从文章中才发现了父亲在狱中的表现。当我得知此情况后，立刻与该杂志联系，又通过《书城》杂志找到在美国纽约的编辑夏沛然，但张家林已于2009年3月去世。

    1958年10月22日，国民党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组成审判厅，对刘光典进行审判。审判庭认为刘光典以非法手段颠覆政府并着手实行，重大恶性，罪大恶极，判以死刑，剥得政治权力终身。后又经二、三审维持原判。在三审过程中，刘光典坚强不屈，从不低头，不认罪，不说话，不抗辩。

    1958年11月27日，“国防部长”俞大为等上报给蒋介石称：被告刘光典一名，恶性重大、拟准照“国防部”所拟判处死刑并饬执行。蒋介石看到报告后气急败坏，他批示到：此案系43年破获，为何延至现在实行判决？查报。最后，他恶狠狠地大笔一挥：刘犯死刑照准！蒋中正元月13号

    国民党军事法庭决定于2月4日立春这一天对刘光典执行枪决，此事由国民党二级上将、台湾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黄杰一手操办。为了万无一失，他在2月2号给台北宪兵队下达命令，任命了一名监刑官金世祥，并命令行刑当天在刑场及沿途贴出处决刘光典的告示。2月4号清晨五点，金世祥带着四个全副武装的宪兵来到牢狱，他们将父亲刘光典五花大绑后，在他胸前挂上写有“刘光典”名子的牌子，然后将刘光典押出牢房。执行官金世祥当场向刘光典出示了死刑执行书并宣读后，询问刘光典还有什么话要说。此时，父亲做出他的人生的最后选择：牺牲。他面对刽子手的狰狞面目，目光坚定，从容不迫，毫无畏惧的回答：“没有。”然后，他在执行书上签下了他的名子并按上鲜红的手印。此时，父亲刘光典面对即将到来的牺牲，面对记者的相机，微微向右歪着头，轻蔑平静地对着敌人的镜头，留下了他那张牺牲前的最后一张大义凛然、永垂青史的照片。

刘光典牺牲前

    这是父亲在深山中度过了四年类似原始生活，缺衣少食，经受了多少苦难。又被敌人在监狱中关押五年，失去自由。一个人将近十年的非人生活，如果他没有树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如果不能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他绝对不会是这个表情。这张照片表明，他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丢脸，没有给人民军队丢脸，更没有给中共隐蔽战线的战友和后代丢脸。

    随后，敌人将刘光典押送到台北新店安坑刑场，罪恶的执行官一声令下，四名刽子手同时开枪，刘光典身中四弹，鲜血流尽在台湾岛上。记者又拍下了另一张更加令人震撼照片。已经牺牲的父亲，仰面倒在宝岛台湾的大地上，双目怒睁，死不瞑目！父亲牺牲之后为什么是这个表情？因为他一直坚信他的任务能够完成，台湾一定能够解放，但是至死没有看到这个结果，他当然死不瞑目。他会把他的遗愿交给后人去完成。就这样，刘光典烈士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走完了他37岁的人生道路。

刘光典牺牲后

    一份报告打给蒋介石，报告中写到：“刘光典四弹毙命。”国民党当局又以刘光典烈士遗体无人认领为由，将父亲的遗体送到军事医学院毫无人性地解剖了。由此可见，蒋介石集团对中共隐蔽战线的英雄刘光典是多么仇恨。

    1986年，一位台湾籍的中共党员张皆得，在台湾坐了13年牢，后辗转到达日本后回到大陆。他带回了一份在台湾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杀害的一百多位烈士的名单，其中记有刘光典旅顺人六个字。但是由于当时具体情况不清并存疑问，有关部门用刘鸿梁这个名字追认其为烈士。从那之后，我们后代开始寻找父亲的证据及资料。在得知父亲刘光典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杀害之后，我们于2003年前后要求台湾当局低头认罪、赔礼道歉，但台当局以刘光典罪大恶极为由拒不认罪。以后，我向台湾最高法院提起行政讼诉，台最高法院组成法庭审理，被告苏贞昌递交答辩书，最后法庭竟然以刘光典案属重大恶性为由，判我败诉，后转交被告苏贞昌答辩书副本。此副本全面记述了刘光典革命的一生，可讲这是一份重要的台湾“官方”证据。事实证明，一个英雄是不会永远被埋没的，父亲的真实面目终于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