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教授认为：“知识分子本是自由职业者，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大特征便是职业化。”因“单位所有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也被消灭了”。（《话说周氏兄弟•第十一讲析“主与奴”（下）》第267页）

    说来说去，无非还是自由与吃饭的关系问题。吃饭第一，自由第二。
 
    真不知道钱教授是为了《话说周氏兄弟》而创造的逻辑，还是对社会现实不清楚。

    知识分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自由职业者？

    “自由职业者”大概是相对“单位所有制”而言的。“单位所有制”这个词以前也是听说过的，不知道是谁的发明。也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无论是旧中国，还是在新中国，单位，是很多的。可以分为行政、事业、企业及社会团体等单位。那些单位，有的是国家设立的，有的是私人营造的。对于公民个人，那都是就业场所，也就是谋生的场所。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对所谓单位的设置，是根据一定的社会需要，甚至是根据能不能赚钱和赚钱的多少设置的。即使是知识分子，因为专长不同，也不是可以随便进出哪一个单位的。任何一个国家办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决不是把人培养成一个个的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职业者”。共产党办教育大概也不想把人培养成知识分子之后，就希望他们去“为虎作伥”。不管他们是不是“自由职业者”。

    通过“职业作家”，钱教授提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问题。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是什么？钱教授没有阐述明白。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是靠自己争取还是靠恩赐？

    有“经济基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骨头是不是都是硬的？

    解放后，共产党对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的是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没有了经济基础，就没有了剥削的手段。工人、农民不再受制于某个资本家或者地主。经历过那个年月的人，都看到了。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是怎么被消灭的，没有听说过。如果说消灭了，那是随着私有制一起被消灭的。如果说知识分子失去了经济基础，那么，应该说，失去了经济基础的就不光是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了经济基础的不光是知识分子。这能够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骨头不硬的理由和为自己辩解的借口吗？如果这样的理由和借口成立，那么，骨头不硬的就不仅是知识分子了。看看世界各国的情况，外国的知识分子有当教授在学校教书的，拿学校发的薪水，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当教授在学校教书，拿学校发的薪水。起码在形式上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拿的薪水可能不一样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拿的少。这就是个国情的问题。再说，中国的社会制度与外国的不同，分配制度和别的制度与外国也有区别。在这个问题上真的要怪，只能怪自己是“中国知识分子”。“进化论”告诉人们，“适者生存”。生活在外国，就要适应外国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制度。许多到了外国去的知识分子都很乖，能够自觉适应那里的环境和社会制度。生活在中国，就要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制度。遗憾的是，现在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曾“至善至美”。因此，无论是在外国，还是在中国，总有些不满足于现状的人，在积极地寻求改革的办法，其中不乏知识分子。他们的寻求改革，是不是为了显示骨头硬，不敢下结论。由中国去了外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不是都有了自己的“经济基础”，是不是都“自由”了，是不是都在那里施展开了“个性”，显示着自己的硬骨头？到过外国讲学的钱教授没有说，没有去过外国的我，没有发言权。

    3 金钱与硬骨头

    鲁迅说过：“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坟•娜拉走后怎样》）

    在这里，鲁迅提出了一个钱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如果理解为金钱与骨头的关系问题，那么，可以说，硬骨头固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的，不是硬骨头。凡是能够花钱买到的骨头，都是软骨头。

    中国虽然不是个人人都是硬骨头的国度，但是，崇尚硬骨头的人还是很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概是人人都想做硬骨头的。硬骨头是不是能够用金钱买到？答曰：买不到。鲁迅的硬骨头就不是他花钱买到的，他也没有公开出售，被共产党人用钱买去。如果鲁迅的硬骨头是花钱买到的，或者他的硬骨头是谁用钱卖给的，那么，只要公开价格，公开买卖处，有钱而又爱面子的人们，特别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肯定借钱、凑钱也要去买，正如现在有人出钱就能够买到一个大学文凭一样。那么，中国的有钱人中的硬骨头肯定会比没有钱或者钱少的人多很多。硬骨头精神就不要学了，花钱买就是了。

    钱，对于人是重要的。这个道理并不是鲁迅先生的新发现。老百姓中早就有“没有什么也别没有钱”，“有什么也别有病”的说法。近有“没钱是万万不行”的说法。因为有钱，可以购买人为了生存所需要的生活消费品，如柴、米、油、盐等以维持生存；对于有病的人，有钱可以治病以救命。一个人，如果没有钱，本分的，则“听天由命”，或者沦落为乞丐。不甘心、不安分的，或许沦为盗贼，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他们不一定选择去当体面而又有不错的收入的“职业作家”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经济权”的问题，实际是个生存权的问题。没有生存权的人们，按照鲁迅先生的意见，首先应该争取“经济权”。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人，首先应该争取和实现劳动的权利，即就业。只要就业，有了“单位”，才能通过劳动而获得报酬，即钱。那钱，是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得。理论家认为那是劳动力的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作家”靠什么换取金钱以维持生计？教授或者知识分子靠什么换取金钱以维持生计？靠多少金钱才能维持生计可以计算得出，靠多少金钱才能维护骨头的硬度？这大概是无法计算的一道难题。

    能够挣到了钱的人是有“经济权”的人。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劳动就是幸福”。是不是因为劳动，就意味着有地方挣钱，就意味着生活有着落，就意味着解决了鲁迅所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的问题，因此得到某种满足，而产生出“幸福”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说，实现了劳动的权利，是获得“经济权”的前提条件。人是不是因此就成了自由的人？成了骨头硬的人？这个问题鲁迅有自己的答案：不！

    鲁迅说了，“自由能够为钱而卖掉”。但是，自由能够卖多少钱？没有市场价。买者看人而下菜碟。卖者，有的是待价而沽。

    事实告诉人们，钱多的人，有能力购买并已经购买了劳动力的人，与出卖劳动力的人，与沦为乞丐或者盗贼的人的社会“自由”度是不同的。是不是“自由”愈多的人，骨头就愈硬？不要说鲁迅，天下之大，恐怕没有几个人如此认识问题。在《红岩》这部书中，向人们展示的是那些失去了自由的人，如江姐、许云峰等。他们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屠刀，骨头却都是硬硬的。他们难道是鲁迅所说的用自己的骨肉碰钝敌人的屠刀的人们？

    社会发展到今天，金钱的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钱不但可以买东西以维持生命，而且可以与权力交换，与色情交换，与文化交换。甚至可以成为与死神讨价还价的筹码。“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反映了钱的特殊功能。这样的“钱”，已经与人的“生存权”、骨头硬不硬没有什么关系了。

    有钱的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可以到劳务市场上买到劳动者的劳动力。是不是能够买到劳动者的自由？并不取决于有钱的人的主观意愿。出卖劳动力，在理论上，不是出卖人格，不是出卖自由，不是出卖骨头。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为了“抢”饭碗，有的人，不但出卖劳动力，而且出卖人格、出卖自由。正可谓，“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们。“奴性”本来不是生物的特性，也不是人的特性。看那些呀呀学语的孩童，都认为他们还不懂事。他们的确不懂“奴性”是怎么一回事。谁见过他们对金钱与权力的崇拜与惧怕？谁见过他们的奴颜与卑节？喜怒哭闹皆由己，率真得很。当他们长大了，“懂事”之后，便不能没大没小，没贵没贱，率直行事了。他们就知道或者说懂得了在什么时候该向谁低头。有的人，由于被有钱的、有权的人用金钱和权力“拿”着，不低头，只有死。“奴性”，实在是被奴役出来的。如果不把奴役人的社会制度改革掉，不拆掉那让人“低头”的“屋檐”，仅仅批判、谴责“奴性”是无济于事的。如果一方面谴责“奴性”，另一方面，又赞美和不遗余力地维护和修补那让人不得不低头的“屋檐”，在奴隶看来，不过哗众取宠，没有任何意义。

    钱教授说：“知识分子要真正获得自由，得要有经济基础。”乍一听，好像与鲁迅所说的“经济权”是一致的。如果说知识分子有了经济基础就有了生活保障，就可以不饿肚子，是谁都能够理解的。这样的话，对于非知识分子一样适用。但是，知识分子有了经济基础——钱，是不是就能“真正获得自由”？而“职业作家”，在钱教授的眼里，显然是有“经济基础”、有钱的。他们是不是“自由”的？钱教授没有说，但是鲁迅说了。他说：“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显然，鲁迅并不认为有了钱——“经济基础”，就能够“真正获得自由”，更不能认为有了“自由”，骨头就会硬起来。

    经过钱教授一“发挥”、一“忽悠”，鲁迅的思想好像就变成了钱教授的思想。

    金钱的多少，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从生理学上说，生活质量与人的骨头的发育有关。不只是知识分子，无论什么人，骨头要正常发育，都“得要有经济基础”是不错。但是，生理上的规律，是不是可以照搬到社会学、政治学上来？恐怕是不可行的。

    再说，真正想获得自由的仅仅是知识分子吗？工人、农民离开了经济基础能获得自由吗？工人、农民的“经济基础”是什么？虽然钱教授没有说，但是，他应该知道，工农个人的“经济基础”并不比知识分子更雄厚。

    马克思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一个很大区别，恐怕在于，一个是关注工人、农民等“愚昧”的劳动阶级、阶层的自由问题，一个只是关心个人，或者主要关注的是“知识阶级”的自由问题。毛泽东、共产党在执政后为什么要改变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因为在旧的经济基础下广大的工人、农民不可能有自由。谁掌握着经济基础，谁就可以左右社会。对于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的人们，所谓的“自由”不过是一句空话。别的国家且不说，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与工人、农民并没有什么不同。知识分子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特殊的“经济基础”呢？生活在同一经济基础之下的那些外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是都“真正获得自由”了呢？什么人在那里“真正获得自由”了呢？这且不论。经济基础的改变是社会最重要的变革之一。知识分子靠什么“要有经济基础”呢？向谁要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工人、农民作为与知识分子一样的“人”，“要真正获得自由”的要求与愿望未必没有知识分子强烈。他们比知识分子尤其需要“经济基础”。但是，他们与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恐怕是，他们知道，“经济基础”不是靠“要”来的。没有人为他们准备好他们所需要的经济基础让他们去受用。怎么可能有单单为知识分子设定和准备，只为知识分子所喜欢的经济基础以请他们去受用，去慢慢培养自己的“硬骨头”呢？在现存的、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博得“知识分子”的一致拥护。在现在的中国，像钱教授那样的知识分子在经济上，虽然比不上千万富翁，与工人、农民、普通公务员相比，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了，起码“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他是不是“真正获得自由”了呢？他自己恐怕认为没有。如果连他们那样的人都觉得不自由，根据他们的理论，那么，中国真的是一个大地狱了。

    诚然，鲁迅说过：“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坟•娜拉走后怎样》）在这里，钱教授竟然把这话拿来作为鲁迅在解放后“自由不得不为吃饭所卖掉”的根据。鲁迅地下有知，还不把鼻子给气歪了？在钱教授的笔下，鲁迅不过是个为吃饭而活着的人罢了。似乎那些争取自由的人们，都是不发愁衣食的人们。鲁迅，也不过是爱“吃饭”甚于爱“自由”的人，与乞丐何异？这难道是“当代鲁迅”心中想的鲁迅？按照钱教授的高见，周作人当汉奸是“自由不得不为吃饭所卖掉”。按照钱教授的逻辑，鲁迅处在周作人那个状态下，也是要做汉奸的。这样的鲁迅，倒好像是“革命小贩”的坯子了。幸亏鲁迅早死，保住了名节。可以让人们任意地想象他活着的时候该怎样。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疑问，鲁迅既然是“职业作家”了，既然“吃饭”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么，他还要硬骨头做什么呢？如果他不显示什么硬骨头，如果不与共产党搅和到一起，而是与国民党合作，他的“饭”不是更好吃么？他不仍然可以像胡适先生那样，在蒋介石面前显示硬骨头么？硬骨头与吃饭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因为显示硬骨头而丢了性命，还吃什么饭呢？外国的“改革派”人物赫鲁晓夫有一句名言：脑袋掉了，原则还有什么用！看来，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在鲁迅那个年代，“左联”的五作家，不就是因为骨头硬而丢掉了性命吗？应该说，“左联”五作家的骨头都是够硬的，他们是作家，并没有职业化。他们的行为，实践了外国那个叫做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们是为了他们所理想的而不是钱教授所理想的自由而献出了生命的。他们因此而受到鲁迅的怀念与纪念。恐怕谁也不会因为他们不是“职业作家”而怀疑或者否定他们的骨头是硬的。因为不愿意屈服而丢了性命的还有，仅仅在知识分子中，就听说过李公朴、闻一多。特别是那个叫朱自清的学者，在自由与吃饭的问题上，宁可选择饿肚，竟然是自己把自己活活饿死了。他们是一些没有拿自由与吃饭做交易的知识分子。

    诚然，鲁迅说过：“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但是，鲁迅决不是在提倡以卖自由而换饭吃。更没有说自己就是在关键的时刻要做出卖自由的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难道不是在说“硬骨头”也不是钱能够买到的吗？

    如果钱教授的硬骨头与吃饭的逻辑关系与理论通了，那么，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知识分子为什么不争先离开“单位”去做硬骨头呢？而那些离开了“单位”的知识分子是不是都变成了硬骨头？如今，在知识分子中的硬骨头应该多了起来，应该比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多了起来。因为，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由选择的空间大多了，自己端自己的饭碗的人多了，有能耐的还可以到外国去端洋饭碗。没有什么人强迫谁固定在一个单位，如果他愿意，自动辞职当“职业作家”、“自由撰稿人”也是可以的，而且这样的人就存在着。其实，除了钱教授之外，恐怕少有人相信做硬骨头与职业作家、与金钱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表面上看，钱教授是在通过谈“职业作家”作家与“所有制”的关系而谈与硬骨头的关系，实际上谈的是“解放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吃饭成了问题。“解放后”相对于“解放前”而言，是个政治概念。由此想到“革命小贩”杨邨人的“自白”：“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载1933年2月上海《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多么现实的“革命小贩”！多么令人同情的“革命小贩”！多么富有远见的“革命小贩”！杨邨人先生为了吃饭问题，而且预见到了是“解放后”的吃饭问题，而脱离了共产党，避免了沦为“伥”的命运。当年鲁迅嘲讽脱离共产党的杨邨人先生为“革命小贩”，按照钱教授的理论和逻辑，解放后的鲁迅为了与杨邨人先生同样的问题，也要“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成为“革命小贩”了。不过，杨邨人先生因为是在解放前，还有处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那样的“自白”。而在解放后，共产党是不会为鲁迅提供那样的“方便”的！他简直比杨邨人先生还不如。鲁迅解放前骂杨邨人先生为“革命小贩”，解放后的杨邨人先生真不知道该骂鲁迅先生为什么了。杨邨人先生与鲁迅先生这么一比，真是“先觉”与“后觉”的关系了。杨邨人先生虽然可能年少于鲁迅先生，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先生足可以称杨邨人先生“前辈”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如果鲁迅因为步杨邨人先生的后尘，做起了“革命小贩”，说不定真可能像“估计”的那样，被毛泽东关在牢里了。遗憾的是，鲁迅死得早，不能验证钱教授的理论是不是适用于鲁迅。因此，一切推理，虽然合于逻辑，到头来，不过是胡言乱语。

    杨邨人先生因为脱离了共产党，才被鲁迅看成是一个“革命小贩”。不知道现实中的钱教授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不是，那么，可以推定他与杨邨人先生是一样的注重“吃饭”的人。不同的是，一个因为“吃饭”问题而脱离了共产党，一个是因为“吃饭”问题而没有加入共产党。如果钱教授是个共产党员，那么，在共产党领导的事业遇到挫折的时候，在自己的个人利益与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动辄拿共产党的领袖开涮，将天下之恶集中于他一人和那些为虎作伥的“中国知识分子”，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先知。这样的人，恐怕也是徒有虚名而混入共产党内的杨邨人式的人物。

    如果钱教授没有关于金钱与硬骨头的关系的议论，那么，不管我怎么的不认可钱教授的理论，只是他敢于骂毛泽东，尽管是个逝去的，我仍然认为他是在坚持他心中的真理，有信仰做“精神支撑”。不管骂的是否令人信服，也要承认他的骨头还是有几分硬的。但是，由于钱教授关于金钱或者说经济与自由、与骨头硬不硬的关系的这一“真知灼见”，不得不修正原来的认识，认为钱教授已经有了充足的金钱做后盾，才敢装怯作勇，狠狠地抽打已经不能开口说话的毛泽东，他也知道鲁迅不能从棺材中爬出来，为自己的言论辩解，因此，他无法对钱教授利用他骂毛泽东负责。当骨头的软与硬由钱的多少而决定的时候，获得金钱的方法就不是重要的了。什么“信仰”与“精神支撑”的力量在金钱的诱惑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人，不吃饭要饿死；人不吃美味佳肴不如死。

    骨头软，算不上是美德。软骨头都有各自的理由。如果不以同伴的血洗自己的污垢，人们是可以宽容的。但是，以自己是软骨头而推测别人也都是软骨头，甚至还认为，你到我这份儿上，说不定骨头还要软呢。这大概就是阿Q的心态了。

    4 “精神自由”与硬骨头

    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仅仅有“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不够的。还有“根本原因”。钱教授又是怎么看那个“根本原因”的呢？他说：“鲁迅有个基本的、稳定的体验，那便是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对一切对人的压抑、对人的奴化现象都保持高度的敏感。这种体验融化到他生命中去，一有违这个原则，他便要反抗，绝不妥协。这就是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的根本原因。”（《话说周氏兄弟•第十一讲析“主与奴”(下)——“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五》第276页）这究竟是鲁迅的“基本的、稳定的体验”，还是钱教授的“基本的、稳定的体验”？敝人以为是后者。是钱教授自己“体验”到，“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是“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根本原因”。毕竟鲁迅活着的时候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说了这样的话，会使钱教授更难堪。因为，那个“体验”如果真的是鲁迅的，那么，将使得钱教授这个“当代鲁迅”陷入与老鲁迅的矛盾之中。这对于“当代鲁迅”，还不如陷入自相矛盾之中的好。自相矛盾毕竟属于个人的认识问题。

    按照钱教授“解放后，我想即使是鲁迅也要屈服，因为人要吃饭这是常识。自由不得不为吃饭所卖掉”的想法，鲁迅“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这个“根本原因”将因为“解放后”这个条件的出现而改变。由“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这个“信仰”，转化为回到追求“吃饭”这个“常识”。鲁迅“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信仰”将因“解放”而戛然而止。解放，对于“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的鲁迅们，将是新的地狱。不知道鲁迅是不是预见到了。按照钱教授的研究，他是预见到了。明知道跟共产党合作是要进地狱，他却还是要合作，鲁迅是疯了，还是傻了？为了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鲁迅是疯、是傻对他并不重要。鲁迅是不是在确定了“吃饭”——应该说是生命有保障的情况下，才雄赳赳、气昂昂地进行“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的？如果鲁迅是这样的一个人，对照他说过的“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三闲集•铲共大观》）这段话，试想，鲁迅成了什么人了？那不是在“骂”鲁迅吗？

    为了说明“吃饭”的重要，就说鲁迅可以因为人要吃饭这是常识，“不得不为吃饭所卖掉”自由。

    为了说明“信仰”和“精神支撑”的重要，就说“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是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根本原因”，与“吃饭”这个常识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了。

    如果不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亲眼所见，真不相信这是出自一人之口，而且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之口。

    一个人“忽而那样说，忽而这样说”，用“几种理论、几种语言”说话，钱教授引用鲁迅的话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二心集•上海文艺一瞥》）钱教授还解释道：“流氓的特点就是两个，一是没有固定的理论和主张，在互相对立的理论中不断地变，而这种变化又没有规律可寻，没有线索可寻。”他“简直弄不清楚他为什么今天这么讲，明天又那么讲”。钱教授对付流氓好像很有经验，说道：“对付流氓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他过去说的话和他现在说的话对比，他最怕你比这个。”（《话说周氏兄弟》第216～218页）这个说法是可以从鲁迅的言论中寻到“线索”的。鲁迅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非常感谢钱教授为人们提供的识别流氓的方法。不过，这回敝人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请君入瓮了。

    敝人不敢说这位堂堂的名牌大学教授是流氓，我不愿意落个骂人的坏名声。再说，我面对的虽然是钱教授一个人，但教授自己讲，他讲演颇受他的“学生”的欢迎，我更不想因此引起他的学生的误解。不过，通过对他说过的话的对比，我简直弄不清楚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为什么“忽而那样说，忽而这样说”，用“几种理论、几种语言”说话，而且在理论上是那么的对立。以敝人的这点“学问”，也真不知道去何处找规律、寻线索。

    由钱教授的议论，想到相声大师刘宝瑞和郭启儒两位老先生说的一段叫做《蛤蟆鼓》的相声。是由蛤蟆为什么会叫而引出的问题。蛤蟆为什么会叫？说是因为嘴大脖子顸，而且认为凡是嘴大脖子顸的都会叫。当问到字纸篓子嘴大脖子顸为什么不会叫的时候，则说，因为字纸篓是竹子编的。还断言，凡是竹子编的都不叫也不响。当问到竹子做的笙为什么会叫的时候，答曰：因为有眼。当问道，有眼的筛子为什么不会叫的时候，说因为是圆的、扁的……如此种种。敝人真不知道如何评论那个曾经撂地摊儿的相声艺术大师与这个久居高等学府的博士生导师谁的学问大。也不知道是刘先生的相声可乐，还是钱教授的理论可乐。

    那么，“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是不是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的根本原因？好像说是，也不是，说不是，也不是。有点儿难。

    如果是“根本原因”，似乎又与鲁迅是“怀疑主义”的评价相矛盾。鲁迅骂这个，骂那个，而且到死还“一个都不宽恕”。他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怎么就不怀疑自己呢？一怀疑，就容易动摇。一动摇，就容易变化。至于朝哪个方向变，则因人而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承认了那个“根本原因”，对于“怀疑主义”的说法就应该有所怀疑。根据“根本原因”说，可以对钱教授的逻辑进行判断。

    钱教授的逻辑是：

    “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人才能骨头硬——大前提。
    鲁迅是“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人——小前提。
    所以，鲁迅的骨头是硬的——结论。

    如果“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是真的，那么，它就不应该仅仅适用鲁迅一个人。应该适用于一切“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人们。而事实又如何呢？

    对于毛泽东及追随毛泽东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当时追求的是共产主义，所以，他们加入那个叫做共产党的党。他们追求共产主义是“赶时髦”，追随毛泽东是“为虎作伥”，当然不配称为硬骨头的。对于那部分人，就没有必要说了。

    那么，在鲁迅之外，还有多少“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呢？谁还能够称的上是“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楷模或者说代表人物呢？别的人不好说，至少有两个人，可以与钱教授达成“共识”，那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主将胡适先生与周作人先生。那么，他们的骨头是不是硬的呢？

    胡适先生的骨头是不是硬的，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儿，不妨承认胡适先生的骨头是硬的。那么，由胡适先生这个人证，自然可以认定钱教授“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这个鲁迅的“基本的、稳定的体验”也就是胡适先生的“基本的、稳定的体验”。

    但是，与鲁迅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几十年的周作人在钱教授的逻辑面前就很不争气。这个反对“专制的狂信”、“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知名的知识分子，怎么居然当起汉奸来了？如果不理解为他是想在日本刺刀的保护下继续“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那么，鲁迅的“基本的、稳定的体验”就不适用于周作人。如果要是这样的认识问题，那么周作人则是让钱教授的逻辑破产的一个最具有权威的人物。

    如果钱教授还要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逻辑，还有一个判断方法，那就是从结果上看问题，只要是硬骨头的人，就是“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人。这样，固然可以把周作人开除出“反对奴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的行列。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在事实上，那些具有硬骨头的人，并不都产生在中华民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样的人，不胜枚举，不举也罢。他们或许反对“奴化”，可并不都是“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人。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精神自由”是个什么概念。

    现在，只能怀疑“鲁迅”的“体验”是不是出了问题。

    一个人的骨头是不是硬，或许不是个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上，在“精神自由”这个概念和思想还没有被引进中国的时候，不愿意做奴隶的硬骨头就很多很多。像鲁迅先生的老师章太炎先生，面对封建王朝及其统治者，就没有奴颜与媚骨。作为大清国的子民，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至高无上的皇帝不仅公开直呼其名，还骂他为“载湉小丑”。他敢想、敢写、敢发表、敢承担责任，不怕坐牢。他的学生邹容于1902年做《革命军》，向社会发出“雷霆之声”，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当知道老师坐牢的时候，自动陪老师坐牢，并病死在牢中，年仅20岁，这样的骨头，不能说不硬。他们是有文化、有胆、有识、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这个时候的鲁迅，刚刚到日本留学，也还不知道什么是“个体的精神自由”。章太炎、邹容的硬骨头，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因为他们师生“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