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战中，究竟以什么派的姿态投入才是最恰当的呢？旁观者可以不考虑，可以指手画脚，可以评头品足，反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当事人却不能不考虑。当钱教授评判毛泽东的时候，不是也自以为站在正统“鲁迅思想”的立场上的吗？不也自认为是“改革派”，才底气十足地号召“我们中国人”从“毛的思想”、“毛的思维方式”、“毛语言”、“毛文体”下解放出来么？“正统派”是钱教授决不肯放弃的。在这个问题上，钱教授与毛泽东并没有丝毫的不同，不同的只有立场。立场相对则看问题相反，愈是在根本的问题上愈是这样。

    2 “流氓腔”

    这是不是“毛语言”的特色？在钱教授看来是的。否则，就没有必要把这个突出出来。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是鲁迅说过的话。把“毛语言”列入“流氓腔”、“威胁”一流中去，的确是败坏“毛语言”的一条捷径和最简便的方法。

    什么是“流氓腔”？钱教授并没有从学理上做出“定义”。但是，他有一个直观说明。他归纳道：他的语言“最后拿出点流氓腔来：‘好样的，站出来’！这是中国传统的激将法”。（《话说周氏兄弟》第226页）

    “好样的，站出来！”这就是钱教授对“流氓腔”所做的诠释。在这个问题上用不着与钱教授争是非。教授是中文专家，他认定“好样的，站出来”是“流氓腔”，大概就是“流氓腔”了，起码有他自造的道理。不过，看得出，钱教授是极其厌恶“流氓腔”的。

    鲁迅虽然有“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名言，但是，许多正人君子却认为鲁迅是个很爱骂人的人。爱骂人，其实就是一种流氓行为而非正人君子之所为。鲁迅常常耻于与正人君子为伍。在他的眼里，正人君子的人格大概还要在流氓之下。幸亏钱教授没有说“毛语言”是“正人君子腔”，说是“流氓腔”，对“毛语言”已经是很恭维的了。

    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毛语言”中就包含着“流氓腔”，那又怎么啦？这样的诘问或许又要被钱教授当成流氓腔了。因为这的确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味道。记得鲁迅曾经叹曰：“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我想，要中国得救：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华盖集•忽然想到•七》）当毛泽东这群中国的共产党人，遇上赫鲁晓夫那帮比自己实力强大得多，并且以制裁惩罚人、以武力恫吓人的凶兽样的外国人的时候，还居然敢“半是威胁”，说明钱教授也不认为他们显示的是羊相。那么，甩句“流氓腔”并无伤大雅。赫鲁晓夫或者钱教授决不会把“流氓腔”当成自己的“专利”，只许自己用，不许毛泽东用。外国的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说什么，倒招致了中国的钱教授一通戏谑。像是毛泽东不应该“侵权”。不过，敝人相信，钱教授并没有从赫鲁晓夫处拿到半个卢布。

    在民族矛盾与冲突中，甚至当是非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仍然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上，指责不屈服于凶兽样的外国人的毛泽东们，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在活着的毛泽东面前显羊相，在死去的毛泽东面前显凶兽相，他为什么是这样的？

    钱教授在大学是教授中文的。他是不是把“好样的，站出来”作为“流氓腔”的典型句式向学生讲授，不得而知。钱教授又把这句“流氓腔”说成是“激将法”，他是不是又把“好样的，站出来”作为“激将法”的典型用语传授给学生？也无从了解。“激将法”与“流氓腔”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是“激将法”用的就是“流氓腔”，还是“流氓腔”只能用于“激将法”？什么腔调合适于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呢？在中文中可有固定的格式和要求，我这个没有上过大学中文系的人是不知道的，因此不敢妄评。
写到此，我也要甩句“流氓腔”！

    钱教授，“好样的，站出来！”敢回答我对你的诘问吗？不过，我这并不是在用“激将法”。因为我知道，当年的“改革派”赫鲁晓夫们没有理会毛泽东们。我算老几，值得钱教授赏光！我在此不过是想加重人们的印象，“好样的，站出来”就是“流氓腔”。敬告正人君子，千万不要将“好样的，站出来”出现在说话、讲演、写文章中。否则，很可能被钱教授们当流氓看。其实，钱教授不就是想骂毛泽东一声流氓吗？要是想骂什么，还是明骂的好，何必绕脚？连“食人”、“杀人”都敢骂，骂句“流氓”又算得了什么？

    论战双方的是非也许是不好判断的，但是，从钱教授的评论中，人们可以准确地看到的是，钱教授对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感情和立场是大不一样的。如果判断不出钱教授与毛泽东及其论敌是什么关系，那简直就是一个白痴了。对于自己的论敌或者政敌，双方本来也没有互相恭维的义务。不过，钱教授这种抛开是非不论，动辄以“流氓”加在自己的论敌身上的做法——也许说是政敌更确切，这又是一种什么“语言”、什么“文体”、什么“腔调”呢？

    3 “半是正义”、“半是威胁”的语言攻势

    半是什么、半是什么，这个句式似曾相识。一时记不起是谁创造的了。当然也就说不出是谁的语言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句式并不是钱教授的发明。

    “半正义”是多少“正义”，“半威胁”是多少“威胁”，钱教授能够掂量得准确吗？什么“半是正义”、“半是威胁”，分明是毫无“正义”，全是“威胁”！

    赫鲁晓夫那些“改革派”的英雄们，谁认为毛泽东有半点“正义”了？没有！承认毛泽东“半是正义”，是不是以此证明自己与赫鲁晓夫还保持着“半”步的距离，也与毛泽东也保持着“半”步的距离？

    说毛泽东“半是威胁”，那只能说是钱教授自己的一种感觉。在国际斗争中，对一方构不构成威胁，靠的是实力，不是嘴皮子。对于中国当时的实力，赫鲁晓夫知道的恐怕要比钱教授清楚得多。恐怕连赫鲁晓夫也不认为毛泽东能够对他们构成什么威胁。看来赫鲁晓夫还没有“忧天”，钱教授倒替赫鲁晓夫“忧天”了。在这里，钱教授显然是把正义的声音听成了威胁的声音。同样是耳朵听出来的声音不同，音调是那么的不同。真不知道是谁的耳朵出了毛病。威胁就是威胁，不存在“半”不“半”的问题。如果说赫鲁晓夫感觉到了毛泽东的“威胁”，那就决不是“半”的问题。如果说真理在他们的手里，而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也在他们的手里，按说，他们是不应该感到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威胁的。如果说他们感到了威胁，那只能说他们是做贼心虚。害怕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戳穿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画皮。这对于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一旦被戳穿，那无疑是要了他的命。这是他们面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抨击而气急败坏的根本原因。在桌面上达不到目的，口水战捞不到便宜，于是，在兴师动众对毛泽东及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文斗”、“围攻”的同时，又以“经济制裁”相报复，以大兵压境必欲动武相恫吓。他们对毛泽东、共产党决不是想威胁的问题，而是想把毛泽东干掉，让中国共产党降服，把他们领导的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掉的问题。面对毛泽东的“流氓”腔和“半是威胁”，赫鲁晓夫完全可以像鲁迅说的那样，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表示蔑视，连眼珠也不用转过去。只可惜，他们不读鲁迅。也没有把毛泽东看成“半是威胁”。在那个年代，究竟谁对谁在构成和实行威胁？全国人民都知道，只钱教授是个例外。敝人相信，赫鲁晓夫们对毛泽东们的感受与钱教授是有差别的，要问这个差别有多少？答曰：“一半”。

    我没有读过“九评”，也没有读过赫鲁晓夫。毛泽东和“九评”或许并非“句句是真理”，如我就判断不出“好样的，站出来”是不是真理。但是，我也不知道赫鲁晓夫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批判是不是“句句是真理”。是“半正义”还是完全是“正义”。我也不知道他们对于中国的“制裁”、在边境制造事端是“威胁”、还算是“半威胁”。

    “半是正义”、“半是威胁”“这种语言对读者有一种感情的煽动力，一种心理的控制力。”钱教授这样说。

    这里的读者是谁？是钱教授自己吗？如果是，那么，只能说自己的“定力”太差。这样的读者究竟有多少人？我相信谁也不知道，只是胡猜。或者，他把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赫鲁晓夫等“改革派”的立场上保持一致的人们，统统打入被“煽动”、被“控制”一族。那时候，被“煽动”、被“控制”的读者，或许是有的。在毛泽东去世后，有的或许早已经改变了“主义”，认为“上当”了。现在为了表示忏悔，公开坦白交代了，承认那时候是被“毛语言”“煽动”和“控制”了。我毫不怀疑有这样的人存在。也不怀疑钱教授的讲演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不过，我也相信，偌大个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党员，毕竟有没有被“煽动”和被“控制”的读者。人们知道，毛泽东及共产党的“九评”，并不仅是让中国人看和听的。他们印成各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特别是通过各种语言，用无线电波传播到世界各地。也是想让外国人看，想让外国人听的。那些外国人，特别是看了和听了“九评”的人们，是不是看了、听了，感情就被“煽动”起来了，心理就被“控制”起来了？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如果“九评”真的有那样的效力，“九评”岂不就是魔咒了？如果是那样，苏联共产党岂不是早就与毛泽东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了？哪里还会亡党亡国呢？事实证明，钱教授所谓的毛的“这种语言对读者有一种感情的煽动力，一种心理的控制力”的说法至少并不全是事实。钱教授不能把自己个人这个读者的感情被“煽动”、心理被“控制”的感受推广到“读者”。以为天下的读者都像他似的。

    4 “我们如何如何”

    钱教授说：“无论是当年毛泽东的文章还是今天毛泽东影响的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作者都不以个人的身份发言，不是‘我怎么怎么’，‘我认为怎样’，而是‘我们如何如何’。”这样，“我们如何如何”就成了“毛语言”的又一大特色。

    当我看到这一通议论的时候，简直目瞪口呆了一会儿。

    学习历史知道，在古人中，只有一个人说话从来不用“我们”，那就是皇帝。他只用“朕”、“孤”、“寡人”。这在古装剧中人们都可以看到。但是，古汉语中的“臣等”、“吾等”，用现代汉语说，就有“我们”的意思。说明“我们如何如何”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句式。不过，经过钱教授的一通议论，我真不知道“我们”这个词谁可用、谁不可用，什么时候可用、什么时候不可用。也真不明白，这个不分好人、坏人，通用的代词怎么就成了“毛语言”？

    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或许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实在记不起是哪一年了，老师就讲过“我们”一词的用法。如果当初能够预见到五十年后要遭遇大学教授，而且还是中文的，我一定要格外经心，记住“我们”那个学校、“我们”那班同学是如何听“我们”那个老师讲“我们”那个词的。这样说，近乎说“绕口令”了，按照钱教授关于“策论”的论述，也有“策论”的嫌疑。其实，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是“策论”。看来，做“策论”可以无师自会，不用请老师教。我们一词怎么用？现在，只得借助词典了解它的确切含义。

    我，是人称代词，指自己。《说文》：我,施身自谓也。“们”，加在代词之后，表示复数。“我们”，也属于人称代词，指包括我在内的一组人。常言道，三人成组。按照那样的解释，从“纯学术”的角度上说，只要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合作写文章，或者写的文章能够代表两个人以上，就可以用“我们”。我在写本书的时候，有些地方原本也想用“我们”，而且用的就是“我们”，因为，我所阐述的观点，在我写书之前、之中，的确是与两三个或者三五个或许还要多的人说过，他们也是赞同的。用个“我们”，在事实上和语法上，也不能说是错误。只是看了钱教授的议论，为了“文责自负”，若遇“文字狱”不至于牵连别人；也为了防止说我写的文章也用“毛语言”为毛说话，才改变了主意。再说，我也是渴望精神解放的。于是，把凡是用“我们如何如何”的地方，就把“我们”统统改成一个“我”字。用的多了又觉得太频，于是，有时候就用“敝人”代替我字用用。或许因为马虎，个别地方可能有遗漏。只有在“我们”这个问题上绕不开“我们”，不得不用。

    按照钱教授的议论，在汉语中，“我们”这个词实在是造的有些多余。不过，我想，除了那些为了证明自己特立独行，“个性”鲜明的个人主义者外，其他的人说话，写发言稿，恐怕难免不用“我们”。想当年，老师教我们“我们”，就是觉得我们说话、作文的时候能够用到“我们”，因此，老师还曾经让我们用“我们”造句。而我们当时谁也不敢不用“我们”造句。这个问题，我想不属于我们的你们或者他们，只要上过学，学习过语文，大约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过去，对“我们”的用法，可能有错的时候，不过，教过我语文的老师大概也有八九个之多，他们确实没有讲过“我们”与“毛语言”、“毛文体”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一词用的对与错，在几十年的意识当中，没有与“毛语言”扯上关系。谁能够想到，用“我们”说话、写文章竟然成了“毛语言”、“毛文体”、“毛的思维方式”、“毛的思想”，成了精神是不是能够彻底解放的大问题。毛泽东之前的人说“我们如何如何”是什么语言、什么文体、什么思维方式？为了表示从“毛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是不是以后人们说话、写文章和学校教学，都要把“我们如何如何”屏蔽掉？这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为了写这一节，特意翻阅了最近的报纸，许多人，其中包括很有社会地位的人，写文章、做报告，还在“我们如何如何”。我可以在本书中保证不用“我们”，在其他书中和场合，不敢保证不用。可见，要肃清“毛”的“遗毒”真是“显得特别迫切与艰巨”啊！

    写到此处，忽然想到，谁在写什么文章的时候曾经“我们”、“我们”地说。想了好半天，费了好大的劲，才查到，是梁实秋先生《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中用过两次，才引发了鲁迅的一通议论。鲁迅说：“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其实，可能是梁先生在揶揄鲁迅那老头子的时候，兴头儿上忘记了自己与鲁迅是在一对一的笔战。在写了“我”这个字之后，顺手把那个“们”字留在了一个格子里。其实，梁先生本来可以不用那个“们”字的。怨他倒霉，谁让他碰上的是爱较真儿的鲁迅呢。
但是，钱教授把鲁迅嘲弄梁实秋先生的手段照搬过来，把梁先生在笔战中用“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的“我们”讥讽“九评”的作者们，就颇为滑稽了。

    在这里，钱教授好像忘记了，他是在拿“九评”说事。那是中共与苏共之间的事，不是写“九评”的那几个人与苏共之间的事，也不是毛泽东个人与赫鲁晓夫个人之间的事。再说，“九评”不但不是一个人写的，而且也不是一个“我”的观点。这与梁先生和鲁迅先生笔战的情景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九评”中不“我们”、“我们”的，真的要是用“我”、“我”的，是不是有“突出个人”的嫌疑？不知道钱教授现在又该怎么的奚落了。他们用“我们”、“我们”的，并不违背实际情况。苏共一方是不是也是“我们”、“我们”的用，以更显示“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恐怕是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党。而站在苏共一边的有许多党，“集团”的气味要浓得多。他们的“我们”，要比中共的“我们”“多数”气味也更要浓些。如果“九评”那时候真的用“我”，现在看来，就有些像堂•吉珂德了，独自挺着长矛与千军万马作战了，岂不是十二分的滑稽？

    其实，在这里钱教授又犯了读书不认真的毛病。他只看了鲁迅先生的前句话，没有看后一句话。鲁迅还说了“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

    苏共与中共论战，是因为“思想不能统一”。这时候既有“我们”，也有我们以外的“他们”。“我们”、“他们”怎么个用法，难道大学教授还用人教吗？在当时钱教授是不是分清楚了“我们”、“他们”，不知道，所知道的是现在仍然没有分清楚。因此，看不出他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他们”一边。看来能不能分清“我们”与“他们”，确实不是个语文水平的问题。

    由此，又联想到一个时期有的人学习革命导师的著作。其中有一种简单的“对号入座”法。现在看当然十分幼稚可笑。钱教授学习鲁迅著作，或许也想学习应用一下这种学习方法，应用一回，展示一下“活学活用”的成果。只是那号对的不准。看来，即使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掌握与应用也不容易啊。学习鲁迅与模仿鲁迅看来是两回事。模仿，是照猫画虎，弄不好，反类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露一小手，反而类了一回犬，让我看笑话了。我知道，这样说一个教授，是有些不恭。不过，在笔战中，恐怕谁的眼里，也是只有“论敌”，没有“教授”不“教授”的。或许教授在这里用的是“断章取义”法。倘使如此，那就不是什么“活学活用”的问题了。“活学活用”，学的“活”与不“活”，也只是个个人的水平问题。而“断章取义”，是一种故意的、有特定目的的行为。在这里，是有意歪曲鲁迅、糟蹋鲁迅、败坏鲁迅的问题。对于研究了一辈子鲁迅的钱教授，我真的不忍心作那样的判断。

    不过，人们，不！是我，很难想象，一个要摆脱，并从“毛的思想”、“毛的思维方式”、“毛语言”、“毛文体”中彻底解放出来了的钱教授，不知道出于怎样的动机和目的，却又一反常态，在书中说：“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冷静地分析毛的思想，包括毛的语言。这个工作不做，或者做不好，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放。我们现在很多的思维方式，很多的语言方式，还是毛的思维方式。‘毛文体’还在深刻地控制着今天的中国人，不过应该说，‘一代不如一代’。”（《话说周氏兄弟》第227页）

    且不说钱教授这一通关于“解放思想”的高谈阔论与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9页)的论述是不是一致。

    在这里，一连说了三个“我们如何如何”。

    这回，钱教授用“我们”，还嫌“多数”、“集团”的气味不够，于是，用“我们中国人”，一下子，好像“中国人”都是他的了。这比起“我们如何如何”的“毛的思想”、“毛的思维方式”、“毛语言”、“毛文体”，气势就大多了。钱教授似乎已经飘飘然了，居于“我们”之上了。站在高高的讲台上，（这是我的合理想象，北京大学的讲台是不是真高，我并不知道）自己俨然就是“中国人”的代表，不！应该是中国人的导师，而不仅仅是博士生的导师，在向“我们”做指示、发号召。这时候的钱教授，大概不认为自己是教授在做学术讲演，而认为自己是大政治家在作政治报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