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利用”论不是新论

    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左联”内部充满着斗争。这种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也是党内的斗争。这场斗争，反映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左派幼稚病。鲁迅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表明了鲁迅在这场斗争中的鲜明立场和态度。对于这场斗争，应该说历史已经有了结论。对于鲁迅的信，所涉及的人后来和现在怎么看是一回事，而鲁迅则早在写这封信之前的1932年4月29日就曾经说过：“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部没齿无怨言。”（《三闲集》）。从鲁迅信的内容可以而且不难判断，鲁迅之所以写那封信，并不是出于对徐懋庸的私怨。而事实上，鲁迅与徐懋庸之间不但没有私怨，徐懋庸还是曾经被鲁迅提携过的一个青年。但是，就是这样一封反映鲁迅重要思想和品格的文献，倒成了鲁迅参与“宗派斗争”的证据。特别是，当时与鲁迅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的有些人，认识不到自己思想上、组织上的错误或者说过失、不妥，认识不到鲁迅思想的深刻、用心的良苦也就罢了，还一直耿耿于怀。以为鲁迅是受了什么人的蒙蔽，被什么人利用。相比之下，思想水平、人格高下已见分晓。这大概是共产党内最早出现的“利用”论。

    当年鲁迅的论敌不可谓不多。其中有的是来自不同的营垒。最著名的应该数梁实秋先生。

    梁实秋先生也许无意冒犯鲁迅，鲁迅却卷入与梁实秋先生的一场论战。不管是谁先冒犯谁，既然要进行论战，就应该按照论战的规则展示自己笔尖上的功夫。不知道梁实秋先生是因为当年年轻，实战经验不足，还是因为知识储备不足，在战不过这个文场老手的时候，竟然不顾自己是个文人的身份，也不做点调查研究，公开贸然指他是“××党”，是拿了“卢布”的。那不是成心拱火，借刀杀人，要老头子死吗？那个年代，谁都知道“××党”是什么党。谁都知道“卢布”指的是哪个国的。被“××党”利用、被“卢布”国利用，在那个年代少有不被抓去坐牢和杀头的。对鲁迅的这种“抹红”的手法，是为了对付论敌，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了。梁先生的“利用”论，是打击鲁迅的一种手段。至于鲁迅是不是真的被“利用”，并不重要。

    说来，梁实秋不愧为正人君子，他对鲁迅的被××党利用，仅仅是“暗示”，不好意思直说出来。近年，出了一个朱姓文士，就率真得多。他不但论证了鲁迅之被共产党利用，而且是一直在被利用。这比梁先生大胆得多、深刻得多。尤其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他道出了鲁迅之所以被共产党利用的根由——病。众所周知，鲁迅在生命的后期，肺病是很严重的，是那个年代的不治之症。现代医学大概还不能证明肺器官对于大脑思维的影响，拿鲁迅的病说事，把他称为“病中鲁迅”，对于一个受疾病折磨的老人，就已经够残酷的了。而这“病”，却又不是指他的肺病，耽误了他的写作。如果老先生得了肺病，就此搁笔，可能就不会发生被利用的事了。但是，肺病偏偏还会转移，而且转移到了大脑。于是“精神”上就有了病。“精神”上有了病，又偏偏不影响写作，于是，写出了那么多为国民党当局及其豢养的叭儿们所不能容忍的文字。于是，才有被利用，才遭到现在的某些“名士”的鄙夷。即使是人已经死了、烂了，还揪住不放，这是多么大的怨恨！真不知道是谁有病，是谁的精神出了毛病！这些虽然是对老先生一贯独立人格的侮辱，人身的攻击，但是，鲁迅如果活着，恐怕不会计较。岂止是不计较，恐怕还会感激这位“名士”对他病的“诊断”。因为他的“诊断”，不仅“原谅”了他的被“利用”，可以不负被“利用”的“文责”，根据国际通行的法律，“精神病”的行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倘使如此，当局据此应该免除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撤销对他的“通缉令”。只是，这“文士”关于鲁迅精神的“鉴定”晚了半个多世纪。“江山犹是昔人非”，除了从报刊社领取些许稿费作为“犒劳”外，已是无处领赏了。

    还有一种“利用论”，既不是为了主义，也不是为了宗派，完全是为了自己。

    有人知道鲁迅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耐，于是找上门去挨骂。被鲁迅骂一顿，本来不知名的人物，名气因此而陡升。鲁迅这样被“利用”的现象，最早被他的朋友发现。有朋友认为，那些人骂了他，一经他的反击，就成了名人了。他们是在“利用”鲁迅谋名。对于这种“利用”，鲁迅阻挡不了。鲁迅也很坦然，反而认为，“因为了他们，而真理愈得阐发”。好像倒是自己“利用”了他们一把。一个要名，一个要真理，各自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互相“利用”。用现在的一句时髦的话说，叫“双赢”。谁利用了谁？旁观者议论去吧，他才不在乎呢。

    对于“被利用”一事，看看鲁迅活着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吧。在《新的世故》一文中，他说：“至于被利用呢，倒也无妨。有些人看见这字面，就面红耳赤，觉得扫了豪兴了，我却并不以为有这样坏。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帮助’。文字上这样的玩意儿是颇多的。‘互相利用’也可以说是‘互助’；‘妥协’、‘调和’，都不好看，说‘让步’就冠冕。现在姑且称为帮助吧。叫我个人帮一点忙，是可以的，就是利用，也毫无反感，只是不要间接涉及别的人。”（《集外集拾遗》）

    看来，对于“被利用”，作为当事人的鲁迅，比起那些自以为是在维护鲁迅的后人们，要超脱得多。甚至认为是在“帮助”，“毫无反感”。这是一种胸襟。“利用”论者怎么就那么的反感和憎恶共产党、毛泽东“利用”鲁迅呢？他们吃的哪门子醋呢？当然，鲁迅并不赞成“间接涉及别的人”。事实上，毛泽东在“利用”鲁迅精神的时候，似乎也没有“间接涉及别的人”。毛泽东把鲁迅当枪使，用鲁迅及鲁迅的言论批判某一具体人的事情，似乎还没有。相反，却有他利用鲁迅为鲁迅批评过的人辩护的例子。“利用”鲁迅言论批判毛泽东的，钱教授可能是第一拨，但是决不是最后一拨。或许因此，钱教授在鲁迅研究领域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2 鲁迅又怎么被“利用”了

    “文化大革命”中鲁迅是怎么被利用的，现在还真不好说。只留下些许与鲁迅有关的印象，不知道能不能成为鲁迅被利用的证据。

    一个是把鲁迅的言论作为批判的武器。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打倒一切”的年代，鲁迅就像一棵参天的大树，不管什么“造反派”、“保守派”，不管心里怎么想，在他面前，都表现得毕恭毕敬，尊敬有加。鲁迅的书，与当时毛泽东的“红宝书”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谁愿意自不量力，自讨苦吃，去碰他老人家？如果仅仅止于此，恐怕也不会有什么被“利用”的说法出现。如果以鲁迅的思想和言论批判他们认为应该批判的问题，即使存在着偏颇，或许也能够被原谅。在那个年月，自以为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批这批那的人也不少。其实许多人是在那里糟蹋马列主义。问题是并不止于此。有的人把鲁迅当年有针对性的批判、批评过的人和事，翻出来，作为他们反对鲁迅的罪状。这些人于是就被揪住不放，大倒其霉。鲁迅之被“利用”，是不是指的是这个？或许是。这不过是个表面现象，其实恐怕连他们自己也知道，那些人的行为与鲁迅并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把鲁迅扯进来？如果不把鲁迅牵扯进来，为什么要制造出个被“利用”说，让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鲁迅真的让人当枪使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呢。这被“利用”说对鲁迅的杀伤力究竟有多么大，谁能够估计得出？让死去的鲁迅蹚现实政治之“浑水”意欲何为？有人想要整人，有鲁迅与没有鲁迅都阻止不了。很多人与鲁迅没有瓜葛，不是照样挨整吗？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固然没有错。不过，要打鬼，有钟馗可借助要打，没有钟馗借助也会照打不误。

    令敝人疑惑的是，既然利用鲁迅作“案”那么为人鄙视，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利用鲁迅打毛泽东，并受到鼓掌欢迎呢？这样的利用鲁迅，是不是很高尚，应该格外予以奖励？在鲁迅的被利用与利用的评价上，是不是也存在着“双重标准”？

    再就是在“文革”中有一个非常显眼的现象，那就是，在那个年月中，唯一可读、可卖的书就是鲁迅的书。这的确是让人看着不舒服而又很无奈的事。其实人们也知道，这并不关鲁迅的事。

    如果说错，是错在没有别人的书。鲁迅的书多有什么错？鲁迅的书，在毛泽东成为共产党领袖之前就出版发行在社会上流传了。据说量并不大。书，当它摆在书店里的书架上的时候，它就是商品，只要出钱，爱他的、恨他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谁都可以购买。在这个问题上，旧中国、新中国并无变化。当新中国大量出版发行鲁迅的书的时候，并没有规定什么人不许买。那并不关鲁迅和出版商、书商的事。不喜欢他的书，没有人强迫去买。即使是发你一套，你也可以不看，或者撕了擦屁股。现在书店中关于鲁迅的书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要远多于毛泽东活着的那个时期。不过，现在没有人拿这个说谁是在“利用”鲁迅。因为，书店里也摆着鲁迅的论敌的书。没有什么人说谁是在“利用”鲁迅的论敌做什么文章。“利用”论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问题上掩嘴，是明智的，否则，就把自己绕进去了。

    鲁迅人死了，留下了被称为“民族魂”的魂。这魂，就在他的著作和他的社会实践中。要弘扬“民族魂”，出他的书，无论怎么说，都无可非议。在这个问题上的“酸葡萄”心理是要不得的。

    在台湾的梁先生不知道怎么看大陆上那些说鲁迅被“利用”的人的，相比之下，恐怕连梁先生也要被惊得目瞪口呆，自愧勇气和魄力不如了。

    3 共产党怎么“利用”了鲁迅

    事实似乎在反复证明着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人，不管是生前死后，是可以被反复利用的。鲁迅就是这样的人。不仅可以被反复“利用”，而且还可以被不同的人反复“利用”。

    “利用”论者所谓鲁迅被共产党“利用”就是其中的一例。说鲁迅被利用的人们，显然是取《现代汉语词典》中“用手段使人或事物为自己服务”的说法。

    共产党组织与鲁迅的接触时间最早大概是在广州，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时候。在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之后，在广州便发生了“4•15”事变，大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革命”的名义下被捕、被杀，其中包括与鲁迅有过接触的学生。在这样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每个忧国忧民、还有是非之心的人，都应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鲁迅是旗帜鲜明而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的。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谁给过鲁迅什么好处。再说，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可以奉献给他们尊敬的鲁迅先生。那么，当他们被捕的时候，鲁迅为什么要倾注那么浓重的感情，下那么大的决心，置个人安危、个人的饭碗于不顾，并以辞职表示自己的态度呢？老头子那是怎么了？他图的是个什么？

    更有甚者，一帮从事文化工作的年轻的共产党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度还把鲁迅当成攻击和奚落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还决定接近共产党？鲁迅那老头子是傻了，还是疯了？

    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唯一的解释是，他看问题并不是从个人的恩怨出发，并不记私怨。没有把个别人的行为与共产党相提并论。阅历丰富，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张勋复辟，特别是国民革命的鲁迅，当他看到了共产党的时候，才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希望，尽管在他们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他们之间是不打不相识。他不因为他们有缺点，有“左倾”错误倾向而嫌弃他们，更没有认为他们的缺点、错误是不可救药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他就不会与他们一起留在同一个战壕里，苦口婆心地教育、引导他们。这就是鲁迅的胸怀，这就是鲁迅观察事物锐利的地方。这就是鲁迅政治上高瞻远瞩、成熟的地方。

    对于鲁迅的研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涌现出了大批新秀。研究到现在这个分儿上，曾经神秘的鲁迅已经很透明了，没有什么可以瞒得过研究者。到现在为止，广为人知的是有个别共产党人与鲁迅闹矛盾的事。现在看来，这些应该属于人民内部正常的思想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看鲁迅的文章就可以判断出，一些人的不正当做法，虽然给鲁迅的精神和感情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是，鲁迅并没有因此而闹义气，也没有负气离共产党而去。从这个现象中，看到的是鲁迅信仰的坚定性。还有一个事实是，鲁迅冒着生命危险为共产党做了许多连一般的共产党人都不容易做到的事。从组织上说不是共产党员的鲁迅，为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谁听说过共产党给他发过工资？谁能够说出鲁迅从共产党那里获得过经济上的报酬？这足以说明，鲁迅对于共产党，是无私的，是自愿的。鲁迅帮助了共产党，为共产党服务，并没有图任何回报。他们都非常清楚各自的价值。鲁迅与共产党的相互信任关系，是同志之间才有的信任关系。他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说明自己是共产党的同志。如果承认了这种关系，还说鲁迅被共产党或者说被毛泽东利用，那无疑是说鲁迅自己在利用自己。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鲁迅与共产党的关系，怎么是一个利用与被利用所能够离间得了的！可以肯定，正是共同的价值观、人生观，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个人私利，成为同志式的。对于这种关系，有的人也许永远无法理解，只能怀着阴暗的心理去揣测，而将自己的揣测当成事实，还自以为是什么新发现。

    鲁迅活着的时候，曾经把共产党的领袖瞿秋白引为知己，还为瞿秋白整理出版遗作。这是不是被利用？李立三想让鲁迅写篇文章痛骂一顿蒋介石之后，流亡国外，被拒绝，或许能够说是想“利用”而不成。对于毛泽东，他并不认识，也没有过接触。毛泽东进入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后一年多，鲁迅即去世。到现在，也没有他从毛泽东那里获得过“最高指示”的报道。共产党的领袖可以变换，鲁迅与共产党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说明鲁迅看重的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理论、纲领、方向和实践，并不是共产党中的某个人的个人品质、指示和意见。这是连许多共产党人都难以做到的，或许是他受到共产党人尊敬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现代的文人说鲁迅被“利用”，显然并不是在翻他活着的时候曾经被共产党“利用”过，为共产党做过许多与文学家的身份不相称的事的历史。更主要的是，还没有发现因为他被共产党利用而从共产党那里获得好处和报酬的证据。鲁迅与共产党之间，既然不存在着政治的和金钱的“交易”，共产党也没有对他封官许愿，也就说不上利用与被利用的问题。现在，不少文人都说他在1957年肯定要被毛泽东关到牢里去。如果那样，那就不是被“利用”，而是被“迫害”。所谓的被利用，多指是在鲁迅死后。

    要说毛泽东对于鲁迅的“利用”，是在鲁迅去世之后。

    鲁迅去世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成了共产党事实上的领袖。这以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论和言论才引人注意。

    鲁迅死后，只能被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