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揭示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强调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肃清存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意识。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同时，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成份复杂的国民党已丧失当年的革命朝气，成为一个官僚政客集团，国内又别无其它革命的政党，因此，许多急进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加入到共产党里面来寻找出路。l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随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革命高潮中，又有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入农村，在农村斗争环境中，农民出身的党员也相应增加。中国社会历史的这种情况决定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地大量反映到共产党内来，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成为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党能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克服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关系党能否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能否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坚持无产队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解决好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认识和把握这一特点，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而周恩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领导人之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周恩来从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就已开始认识到必须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于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又出现了“左”的盲动冒险错误，又给党和革命造成新的损失。党的领导屡次出现错误，主要原因何在?当时周恩来就明确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他根据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情况，特别强调要注意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他说：“到现在党的组织仍然还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仍然存在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尤其在党员成份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因此，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周恩来还具体指出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各种表现，如“左”倾冒险、右倾悲观、家长制、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小组织倾向、个人意气之争、雇佣观念、脱离群众等等，他为“六大”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也曾尖锐指出：“党的工人成份减少，农民数量超过工人同志七倍，农民意识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线上来。”并把这个问题列为党在组织路线上的首要危险。鉴于小资产阶级意识“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周恩来指出：“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并认为这是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关键。他说：“要使党布尔什维克化，第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周恩来的这些论述表明无产队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本质的矛盾，是党的建设中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周恩来不仅揭示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而且指出肃清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克服机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当时，党内反对机会主义存在一种错误倾向，就是只着眼于个人的责任，仿佛排除了某几个人，机会主义便可肃清，同时，还以“左”的唯成份论观点来看待问题，简单地认为只要增加党内工人成份，实行党的干部和党的指导机关工人化，便可肃清机会主义。于是，他们只注意在组织上作简单的人事撤换，形式主义地引进工农分子，以此来实现“党的改造”。他们不注意肃清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却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他们把知识分子等同于机会主义，对知识分子不分别看待，从而把反机会主义变成反知识分子。对上述错误倾向，周恩来当时就已察觉。他明确指出：“反机会主义主要的是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诚然，党对于那有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坚固本身壁垒；但是主要的还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周恩来还指出：“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在党的改造中，机械地找些工人分子进来而不加以积极的教育，或者机械地规定指导机关中工人成份的比例，“这种引进工农分子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周恩来认为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在于“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的水平线”。他要求“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同时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这就是说，肃清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主要不是靠组织手段排除某几个人，而是靠加强党内政治思想教育。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下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在论及非无产阶级意识在红军中的影响时，又从中国产业工人少，农民、小资产阶级众多，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份来改变红军倾向的。”进一步说明靠增加工人成份来肃清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当时具体情况下是不现实的。毛泽东据此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就反映了周恩来这些思想，为党和红军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清除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周恩来还批判了“左”比右好的错误观念。当时，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人们对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有了深刻体会，对之深恶痛绝；而“左”倾则貌似革命，其危害性一时还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加以“左”倾中央又以组织手段推行其“左”倾错误主张，因此，党内存在一种“宁‘左’勿右”思想，认为“‘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周恩来明确指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右倾和“左”倾都会给革命带来危害。他说：“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他要求同志们坚决反对“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在反对右倾斗争的同时，要注意“‘左’倾的危险也在党内继续发生”。这就是说，在反倾向斗争中应当坚持两条战线斗争，既要反右又要反“左”。在党的幼年时期，尤其当“左”倾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周恩来就提出这样的见解，这是难能可贵的。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连续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又使党和红军濒临覆灭，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开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正确领导，革命才得以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