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者面临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旅欧党团组织也经历了这样的严重斗争。当时的欧洲，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虽日趋衰落，但其影响仍未彻底清除，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它在旅欧华人中仍有相当的影响。法国是世界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中国无政府主义派在法国有深固的基础。当中国共产主义者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开展建党活动时，中国无政府主义骨干分子也汇集欧洲。他们组织了工余社，出版了《工余》杂志，大放厥词，鼓吹无政府主义，贬斥俄国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力图与马克思主义者争夺阵地。于是，继国内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者又在欧洲同无政府主义展开了一场新的斗争，而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对无政府主义脱离实际的空谈作了深刻的揭露，他明确指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他利用中国人的惰性和容忍，竟与些思想堕落者结成了不解之缘。他们都自命为提倡科学的人，其实他们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竞无什么具体主张。”他们所提倡的生产协作社，“不但在中国难有兴起之望，便在欧洲也都气息奄奄无能为力。周恩来还结合当时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诋毁俄国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谬论，坚决捍卫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强调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别种社会主义都是使人陷于歧途的“麻醉剂”，中国“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在无法可解”。周思来领导下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就是当时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在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中，周恩来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严肃认真地进行理论批判，而且注意对那些受无政府主义蒙蔽的青年，做细致的思想转化工作。曾是工余社的骨干的陈延年和陈乔年就是在周恩来等的帮助下，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而参加共青团的组织并成长为党的优秀骨干。正是由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旅欧共产主义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曾喧嚣一时的工余社，不久就分崩离析，中国无政府主义派的负隅顽抗也被彻底摧毁。党的创立期间，周恩来在欧洲开展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对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对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具有重大影响的。

    在创建旅欧党团组织中，周恩来一开始就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既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极端民主化，又反对盲目服从的奴隶主义。他指出：“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还指出领袖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俄国有列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便应时而现”，“革命需首领，尤其是在革命的紧急期中，证于德国革命遂益知其然。”但是不能把领袖当作偶像来崇拜，不能像教徒对神父牧师那样“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他指出：“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无产阶级政党的每个成员包括首领在内，都要服从集体的决议，谁也不能例外。周恩来这些思想对建立一个既有充分民主又有严格纪律的坚强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周恩来从党的创建时起就十分重视党的干部的培养。在他的主持下，旅欧党团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内部训练”，组织成员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以使同志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确立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探讨“共产主义革命将怎样在中国实行?”同时，还引导同志深入群众，与所在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赤色工会密切联系，从他们的斗争活动中“学习一切群众的活动能力”，领会共产主义“实地应用的方略”。此外，还选送青年骨干前去苏联学习。l923年3月和ll月就先后派出两批同志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熊雄、刘伯坚、李慰农、袁子贞等就是在此期间到苏联去的。1924年以后，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革命的迅速发展，旅欧党团组织又抓紧培训、输送干部的工作，先后派出百余人到莫斯科学习。这些赴苏学习的同志后来相继回国，充当各地党组织骨干，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创建的旅欧党团组织是党的创建时期各地党团组织中最坚强的组织之一。旅欧党团组织是党的于部的摇篮，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领导于部，其中就包括了长期担任领导工作，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深受人民爱戴的朱德、邓小平、聂荣臻、李维汉、李富春等同志，周恩来在欧洲的建党活动是党创立时期建党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对当时党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为以后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