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殚精竭虑，苦撑危局，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大智大勇的斗争，努力减少严重内乱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保证国计民生最基本的需要，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同时，千方百计地保护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著名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周恩来冲破“四人帮”的阻挠，力促邓小平出来工作，经毛泽东同意，终于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收到显著成效，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刻，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陈云所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杰出贡献是难以一一列举的，可以说，建国以后26年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每一重大成就，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周恩来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十分鲜明的特点和风格。

    第一，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周恩来提出，“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不抓生产，“没有饭吃，其他一切都没有办法”。他认为，要从政治上使我们的新中国巩固起来，就要靠军事来保卫，而军事的基础又是经济建设。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经济工作。建国初期，可谓百端待举，百废待兴，国内局部地区还在打仗，朝鲜战争烽烟又起。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驾驭全局，坚持国防与建设并重，妥善处理了战争与建设的关系。当国内局势稳定下来，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就不失时机地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也是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内乱的情况下，他也不放松经济工作。他以极其焦虑的心情对一些同志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他不顾“四人帮”“以生产压革命”的指责，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生产和供应，使国民经济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领域还有所发展，在尖端科技领域甚至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

    周恩来最早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他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个思想后来被写进八大通过的党章。以后，周恩来又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他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积极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并同许多著名科学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友谊，吸引了一些旅居海外的科学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主张勒紧裤带也要把一些高技术项目搞上去，并亲自抓“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国际地位。

    周恩来主张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争取可能的外援，用以发展我们自己。但是帝国主义严密封锁，从各方面给我们制造困难。周恩来想尽一切办法打破封锁，譬如利用东西方阵营的矛盾开展工作、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通过第三方发展转口贸易、同国外科技界建立广泛联系、开展同日本等国的民间贸易等等。七十年代初，他协助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重大决策，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实现了同日本邦交正常化，恢复了我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西欧、北美和南太平洋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促进了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极大改善了我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