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行政效率的关键是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拖拉作风。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因为它与党和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对立，不仅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而且会腐蚀机关干部的心灵，严重阻碍行政机关效率的提高和工作作风的改进。周恩来在《反对官僚主义》一文中痛斥的二十种官僚主义的表现，其中直接与行政效率相关的有：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表现为“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表现为“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懒汉式的官僚主义，表现为“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不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表现为“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

    提高行政效率的动力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周恩来对行政管理体制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精简机构层次，控制人员编制。周恩来指出“机构臃肿，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办事……很多事在那儿兜圈子，办不出去，把机关搞小，有事情一商量就解决了”。精兵简政应作为政府改革的经常性措施，它是提高行政效率的组织保证。第二、下放权力，给地方适当的自主权。周恩来认为，在行政上中央集权过多，使地方什么事都拿来审批，不胜其繁，容易犯官僚主义错误，必须改变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为此，他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方针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并且制定了七项原则明确地方政府的具体管理权限。通过以上改革，上级行政机关减少了官僚主义，下级行政机关调动了积极性，行政效率逐步提高。

    综上所述，周恩来领导下的新中国政府塑造了一个令人民满意的政府形象。当前，改革开放和世纪之交的新时代赋予我国政府崇高的历史使命。因此，各级政府公务员必须自觉维护建国初期形成的良好政府形象，同时树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政府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和研究周恩来行政管理的思想，对于政府管理的民主化科学论具有重大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