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老舍和周恩来是交情很深的老朋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后，他的夫人胡挈青感念周恩来在解放后对老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赞誉周恩来说：“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历史上流传过许多大政治家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的动人故事，而这种亲密关系对当时文艺的繁荣又都有过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文化特别发达的时期和地方，这是一种光荣的传统。我觉得，周总理无疑是这光荣传统的最优秀的继承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周总理的现代意识非常发达，他把平等相待看得很重。他力图把这两个重要性——密切交往和平等相待——融合在一起，塑造一种最理想的新型关系。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热爱文艺事业，把很多时间花在文艺事业上”，“他和文艺工作者之间不光有工作关系，还有工作关系之外的亲密的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文艺界一致认为：这种关系的建立对文艺事业的发展好处极大，有着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胡挈青还满怀激情地说：“他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他那里，找不到强加于人，找不到强迫命令，找不到‘我说了算’。他永远以商量的口吻说话，商量了，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这便是周恩来!这便是周恩来的魅力!有这个魅力，多大的艺术天才也对他五体投地，心悦诚服地跟着他走，走得愉快，走得高兴，服服帖帖。”

    (三)国际社会普遍敬仰周恩来

    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不仅震惊了全中国，而且震惊了全世界。从他逝世的1976年1月8日到举行葬礼的1月15日，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在悼念他。几乎所有国家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都为他的逝世发表了沉痛哀悼的声明和谈话，许多国家下半旗致哀，联合国不仅下半旗，而且同时没有升起所有会员国的国旗，在这个世界组织中这是极为罕见的事情。世界各大报都在显著地位报道了这一噩耗，有的整版套上了黑框。新闻界宣称：“全世界都哀悼他的去世，因为他是一个罕有的受人爱戴的人”，他“赢得了他的朋友和敌人的尊敬”。

    周恩来逝世的当天，路透社的电讯中曾称道他“衣冠整饰，风度端凝，把差别很大的开通的西方世界和神秘的东方世界沟通了起来”，“他博得了如斯大林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将军这样大不相同的人物的尊重”。

    周恩来在国际会议中显示的杰出的外交才能，引人注目的温文尔雅、落落大方的仪表风度，侃侃而谈、语惊四座的精彩发言，使他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例如，他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作的发言，赢得不少国家的代表的称赞。苏联代表莫洛托夫称赞说：“太妙了，太妙了!”，朝鲜代表称赞说：“他使外交变成了艺术”，连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事后也称赞他是“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

    1955年周恩来到万隆去参加亚非会议时，从会议开始到结束，他一直是会场内外最受瞩目的风云人物。有的外国记者报道说：“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声和掌声。”当他乘坐的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汽车驶向大会会场时，街头群众蹚着积水，冒雨向中国代表团车队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人们不顾警察的阻拦，从四周围上来。那动人的情景使美国记者也感叹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周恩来在会上作的“求同存异”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代表席上、来宾席上和记者席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缅甸总理吴努说：周恩来的发言是“对打击中国人的一个很好的答复”。有些在会上发言时攻击过中国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发言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出民主精神。”一个美国记者说：“这个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经过仔细挑选的措辞，向他们说明了共产党中国对这次会议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的主张，成了万隆会议的原则，他的外交才能和斗争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总是在会议存在着严重分歧的关键时刻说话，而且讲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一个美国记者评论说：“他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他在长时间静观之后，在争论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