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周恩来的孝道观

    孝道，是中国自古延续下来的美德。孝，谓善事父母。周恩来自幼孝顺父母，听其教，尊其言。当他成为革命家之后，仍保持中国这种美德。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外国记眷问周恩来： “您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党人?”周恩来脱口回答：“我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这充分说明“中国”在他心中的神圣地位，同时也反映出在他身上具有中国神圣的一切。1941年在重庆，他在一次演说中讲道：“我的母亲，我欠了她很多很多，可她的坟墓在日占区浙江。我多么希望能回去清扫她坟上的落叶啊。这是一个把一生献给革命和国家的浪子所能为母亲做的最微小的事了。可是我连这也做不到。”周恩来痛切地表达了对母亲的怀念和负疚的心情，展示了他丰厚的感情世界。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时，他把岳母杨振德老人接来，并随其转移至重庆。以后又接来父亲同住红岩村。百忙之中抽暇看望，每逢二老生日，从不忘祝贺，极尽孝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是周恩来孝道观的一个特点。在重庆，他曾与警卫员谈话，得知其父母在江西受苦，于是背着警卫员按年寄钱。全国解放以后，警卫员接到父母来信，方知是周恩来代其尽孝子之青的。

    (3)周恩来的人道观

    人道者，尊重人权之谓也。详言之，即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之品德。周恩来在这方面也有高度的修养。他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鞠躬尽瘁，公仆形象巍然屹立。他与人民心心相连，与战友休戚与共，与世界各国朋友坦诚周恩来关心人民群众的事例，不胜枚举。这是周恩来一个特质——平凡。这种以人民之忧为忧的情感，正是他伟大之处。“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陷入无限痛苦和忧虑之中。他虽身处逆境，但仍对罹难同志，予以切实的保护。他亲身拟定出一批批受保护者的名单——党政领导人、国家干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科学家、知识分子、宗教领袖……班禅曾说： “我没有在监狱中死掉，主要是得助周恩来的恩情。”这句话，也代表着广大受害者的心声。必须指出，在周恩来极力相救的人中，也有曾反对过他的人。心怀宽广如此，可谓高德之士。正如邓小平所说：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因此，才保存下了党和国家的精华。

    周恩来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积劳成疾，心力交瘁，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仍努力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进行最艰苦的冲刺。他终于说服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谆谆嘱咐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大权绝对不能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急找罗青长汇报台湾工作，欲作统一的最后部署，但癌痛使他昏厥，欲言不能，含愿辞世。他为国为民战斗到最后一息。故此，陈云说： “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他为全人类的生存、进步和发展，为反对战争，争取世界和平，做出了卓绝贡献。他的才能和品德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尼克松说： “20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卜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有的国际友人还尊他为“人生之师”。

    周恩来之道德观丰满、辉煌而崇高，他确乎是一位高德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