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陈嘉庚率南侨慰劳团回国，周恩来对他明确阐明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三大主张。陈嘉庚认为周恩来是国家栋梁，共产党的三大主张是“好主意。深得人心。”

    陈嘉庚17岁到新加坡，先后经营多种工厂和航运业，其后主要从事橡胶园种植和橡胶制品业。1910年，他在新加坡参加中国同盟会，募集巨资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前后，他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l 938年，陈嘉庚倡导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任主席，当年募款达1．6亿元以上，并组织司机和机工3000多人回囡为抗战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嘉庚组织了新加坡抗战动员总会，动员华侨积极抗敌。

    1940年，陈嘉庚带着一颗“随时随地都惦着祖国的赤诚的心”，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到了阔别19年的祖国，此行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慰问之意，二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他首先在重庆考察了一个多月，结论足“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后来，他冲破重重阻挠到延安访问了8天，结论是“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陈嘉庚在延安期间，会见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能会见周恩来。虽然他对周恩来的高风亮节、出众才华和翩翩风度己略有所闻。周恩来呢，他又何尝不想与华侨领袖。陈嘉庚早日相会，但几度因故而失之交臂。不过陈嘉庚一生辉煌的爱国业绩，他事先已有了充分了解。机会不负有心人。当陈嘉庚访延归来，周恩来也从外地到渝。同年7月21日，两位伟人终于在重庆嘉陵招待所首次会见。喜悦之情，不言而喻。时值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抗战救国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此他们相互问候一阵之后．很快就将话题转入团结抗战方面。周恩来分析了国内抗战形势，陈嘉庚最盼望的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一致对外，最担心的是有人置国难而不顾，热衷于搞磨擦，甚至打内战。周恩来态度明确地对陈先生说：“国共合作是历史潮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三大主张。顽固派搞磨擦是不会得逞的!”延安之行的实地考察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会见，进一步坚定了陈嘉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和“最后胜利必属我”的信念。

    时任新加坡《南洋商报》战时派驻国内记者张楚琨，曾在重庆分别采访过陈嘉庚和周恩来，记下第一手历史性的见闻。他回忆说：“周恩来与陈嘉庚相识．是陈嘉庚一生永不磨灭的记忆，是他们莫逆之交的开始。陈嘉庚主席崇敬周恩来先生，后来他对我说：周先生何等儒雅，何等英明，正是‘天欲堕，赖以柱其问’的国家栋梁!”

    集美学校早期校友，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央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的陈乃昌也回忆说：“嘉庚先生说，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战、进步’是个好主意，深得人心。他为此无限兴奋。他希望国共两党，以救亡御侮为前提，勿再有‘加油加醋’的举动，那么以我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华侨之资，加以国民觉悟程度日高，日寇决不能亡我，最后胜利殊无问题。”

    周恩来与陈嘉庚在重庆首次相会后，周恩来对人谈起他的感想说：“我和陈先生初次见面，他是很爱国、很公正的，中央早已认识他的可贵的民族气节，洞察他l939年4月12日代表南洋华侨致电蒋介石‘蒋委座容汪逆以及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华侨侨胞所莫解’，认为终有一天会弄清蒋介石的假抗日真反共。目前陈先生还在继续考察，回到南洋，必然会展开新的正义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