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本来是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而且随即得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批准。但是最终为什么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却没有渡河呢？这里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批评和制约，一个是红军总部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制约，还有一个就是河东南部国民党军推进迅速，使得这两个军失去了渡河的先机。因而这两个军才没有西渡。

    当然红四方面军西渡后就明显加大了河东兄弟部队作战的难度，这样在河东南线我军力量严重消弱的情况下， 中央被迫调北线红一方面军主力南下参加击破南敌的战斗，后来又因为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而失去了战机，这样河东南敌迅速向北挺进，打通了与北面敌人的联系，隔断了河东河西的联系，最终导致了红西路军的形成。

    这样我们看到，只有击破南敌，停止南敌的进攻，才能实施宁夏战役。而在击破南敌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令九军西渡黄河，随后又提出了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没有象中央要求的那样坚决击破南敌，而是企图将红四方面军调过黄河，这显然是对击破南敌缺乏信心。

    如果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这样红军就有大约百分之六十七的兵力渡过了黄河，我党的工作重心随着红军主力的西渡就必然要转向河西，而这会极大地限制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这恰恰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主要内容。这表明他们对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进程中的不同作用缺乏清醒的认识，这样他们也就难以真正理解并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东进路线。

    同时，不论从红九军、红五军西渡，还是从海打战役实施过程中红四军和三十一军的撤离，显然是违背了中央击破南敌的部署。这种不能有效执行中央命令，闹独立性，保存实力的本位主义，确是张国焘军阀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此我们认为张国焘路线确是红西路军形成的主要原因。

    （2）从西路军的向西退却上看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

    西渡后，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到底向何处发展呢？我们看到鉴于河西的地理状况，东面和南面都有黄河阻拦，在发展方向上只有向北攻占宁夏，或者向西攻占甘西。在河东红军难以渡河的情况下，单纯由河西部队实施宁夏战役确实比较困难。因而这个时候，河西部队没有向宁夏进军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河东红军一时难以过河，而宁夏战役又尚未中止的情况下，鉴于河西部队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背河而居，缺乏战略纵深，因而向西适度展开也是必要的。

    这里的关健问题是当时河西部队是否具有返回河东的可能性？我们从程世才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们接到了返回河东的命令，并且还为此作了准备，可是后来上级还是取消了这个命令。程世才还为此感到纳闷，不知道为什么上级取消了返回河东的命令？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当时返回河东不是没有可能性的。程世才虽然没有讲当时是谁取消了返回河东的命令，但我们可以肯定取消返回河东行动的绝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那么到底是张国焘呢，还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呢，尚有待于我们作出进一步的考证。

    在东返和西退问题上，为什么西路军领导人选择了西退而没有选择东返呢？在东返渡河问题上确实是有困难的，但是这并非他们不愿东返的主要原因。当时他们在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下急于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就是认为在河东与敌决战不利，实际上这是处于避战的目的。如果东返，在河东没有打退国民党“围剿”的情况下，必然要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而我们从他们当时对马家军的轻视来分析，他们一定认为马家军的战斗力不如国民党中央军，马家军比较好打，因而才主张西退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西路军领导人对在河东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信心是不足的，[438]西退是处于避战和保存红四方面军实力的考虑。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于十一月五日提出向西退却的建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随即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向西“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要“坚决和机断专行”，率先给西路军向西退却开了“阐门”。在得到张国焘的授权后，西路军领导人迅即制定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随即批准了这个战役计划，而军委却没有立即批准这个计划，而是征求他们对东返和西退的意见。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召开会议研究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他们认为东面有敌人重兵堵截，一致主张西退。西路军领导人十一月十二日致电中革军委并告红军总部，对西退作出了乐观的估计，依靠西路军能够独立完成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意图说服中央同意他们的西退。同时还报告了当时西路军的兵力分布，西路军的前锋部队已经到达凉州西的土门，主力已经位于大靖、干柴洼一带，这表明西路军已经开始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鉴于西路军领导人执力于西退，而且也已经开始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这样中央在获得共产国际及时从新疆“确实无误”的提供援助的保证后，才于十一月十五日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当中央批准西路军向西退却的时候，这个时候西路军右路红三十军的前锋已抵永昌境内，而左路红九军也已到达古浪。因而我们认为这尤其说是中央的批准，倒不如说是中央对西路军向西行动的认可更为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有人说西路军向西退却是为了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是中央要西路军前进的，这种说法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吗？

    西路军向甘西行动是为了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从表面上来看，中央命名了西路军，批准了西路军领导机构的成立，中央在获得共产国际将援助运送到安西的保证后，才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似乎是这样。我们要透过这个表象去透射西路军西退的真正原因，从而揭示历史的真相。

    西路军在西渡黄河的时候就已经潜伏着西退的动机。西渡后又是他们首先提出向西退却的，并且还制定了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而这时中央和军委并没有要西路军向西退却的意向。我们注意到，中央没有立即批准西路军领导人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中央在授予河西部队西路军番号以后，还在就东返与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是中央命令西路军西退，不会在收到《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九天后才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同时也应该是在授予西路军番号前征求意见，而不会在授予番号后再就东返西退问题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这就说明西路军西退是西路军领导人主动要求的，而并非中央命令西路军领导人向西退却的。

    我们看到，共产国际确实于十一月三日发来从新疆提供援助的电报，这是无疑义的。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什么时候获得共产国际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消息的，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资料。不过我们从十一月八日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可以知道，中央还没有作出让西路军通过新疆打通国际联系的决定。[439]而这时西路军领导人在张国焘的授权下已经制定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且上报军委和红军总部，准备向西退却。同时我们还发现，西路军领导人在十一月六日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纲领中没有出现打通国际联系的内容，只是在政治工作要点中出现打通苏联、新疆、蒙古联系，这不过是宣传上的需要罢了。[440]而在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并告红军总部的电报中则加上了打通国际联系的内容，我们判断他们这时已经知道共产国际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消息。

    我们注意到中央对西路军的向西退却是谨慎的，也是有疑虑的。由于中央没有对西路军领导人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立即予以批准，反而就东返和西退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这才使得西路军领导人于十一月十二日向军委发了一封对西退乐观的电报，意图说服军委同意他们的退却。我们从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报告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按照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批准开始了西退行动，正在实施这个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是迫令西路军领导人取消向西退却的行动，还是同意他们向西退却呢？中央对此还是非常慎重的，没有贸然同意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而是在取得了共产国际“确实无误”的从新疆为西路军提供援助的保证后，才于十一月十五日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而这时红九军已经到达古浪，红三十军的前锋业已到达永昌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