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评点：这里点明了西路军失败的复杂性。]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评点：如果西路军领导人全面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自身不发生错误，蒋介石的阴谋能实现吗？]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评点：这是说谁呢？虽然作者没有点出来，但是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不禁要问，作者的这种说法有依据吗？中央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立足于自我奋斗，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央确实让谈判代表在与国民党会谈中要求蒋介石下令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还有过赎买和恐吓二马的设想，但这是挽救西路军的一种斗争策略，而不是幻想。将中央通过与国民党谈判来挽救西路军的斗争策略，作为中央幻想依靠蒋介石来制约二马以保存西路军的证据，显然是对中央的一种误解。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中央的处境是困难的，也是慎重的。由于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在河东又面临着国民党重兵压力的情况下，中央也只有在维护我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来援助西路军，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从我党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的一个审慎决策。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才不得不采取多种方式来援助西路军，包括采取谈判、赎买和恐吓的方式。这是在维护我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来挽救西路军的无奈选择。有些人在这方面嘲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如果不是缺乏常识的话，就是别有用心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评点：千真万确！西路军领导人做到了吗？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象中央反复要求的那样不要依靠外力，要立足于自我奋斗，西路军会有后来那样的结局吗？] “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一○八○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评点：作者在这里再一次强调这个问题的用意是什么呢？看来是强调前文对中央 “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批评是正确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评点：作者承认中央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那么这种全局路线的内容是什么呢？难道不包括东进路线吗？这种“崭新局面”的出现，恰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纠正了张国焘西退路线的结果。如果象西路军领导人一再要求的那样，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能有这样的结局吗？当然这种结局的出现，还与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中央没有不顾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贸然出兵河西有关。]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一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评点：这就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 [479]

    （2）对徐向前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综述。

    徐向前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三大原因：任务问题，战场主动权问题，机断专行问题。从徐向前对西路军失败的认识来看，无疑他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应当承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

    因为在回忆录中他说中央赋予西路军的任务飘忽不定，要求西路军建立根据地，致使西路军丧失了西退的时机，失去了战场主动权，中央要走就走，要停就停，西路军领导人又难以获得必要的自主权。虽然徐向前没有明确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应该承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读了这段文字和回忆录中血战河西走廊这一章，就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

    引人注意的是，在总结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回忆录主要强调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责任问题，以及西路军孤军深入，远离根据地，没有援助问题，地形不利，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问题，过分甚至违背事实地强调西路军对河东形势的配合问题，马家军以骑兵为主等客观原因，但是对西路军领导人自己在作战指挥上的失误则采取轻描淡写地态度，没有深入地展开分析。

    作为西路军第二号领导人，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毕竟亲自参加或主持过西路军的高层会议，洞悉西路军的决策内幕，如果自己对西路军领导人在指挥和决策方面的失误作出深入剖析，无疑会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使我们在回忆录中看到一个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栩栩如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跃然纸上，从而也使作者的人格获得升华，那才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无尽的精神瑰宝。但是我们却遗憾地看到作者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我们在前文的研究中已经作了大量剖析。我们这里仅以西路军在河西失利最大的三次战斗为例来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古浪战斗，导致红九军元气大伤，造成失利的原因固然有红九军指挥员的责任，但是从战役指挥的角度上显然西路军领导人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我们从回忆录中看到作者指出了红九军指挥员的错误，并对他们作了相应的处理，而西路军领导人除了轻敌的表示外，就是对红九军的失利感到“出人意料”，而没有从战役指挥的角度对红九军的失利作出深层次的检讨，这使得西路军领导人不仅没有及时发现并纠正他们在战役指挥上的缺点，以至于在以后永昌、山丹期间，高台、临泽期间仍然出现同样的错误，就是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也没有给予深刻的总结，以作为军史上的沉痛教训。

    高台保卫战，董振堂率领二千八百余名守军近乎全部殉难。回忆录隐去了西路军领导人命令董振堂死守高台的史实，同时也没有反思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兵力分散，敌人进攻重点的判断上以及从临泽突围的时间选择上出现的严重失误。
倪家营子保卫战。高台陷落后，对西路军领导人震动很大。第二天凌晨一时，西路军领导人决定东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收到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东返的电报后，立即致电周恩来，要他协商东北军协助西路军东返，同时为西路军东返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并从西路军安全考虑，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又错误地选择了西退，重返倪家营子。我们知道正是由于这次西路军领导人放弃东返，才最终决定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可是作者似有难言之隐，在回忆录中以东面有敌人重兵堵截为由，一笔带过，回避了东返的决策过程，也没有作任何评论。

    至于回忆录中说陈昌浩机械执行中央命令问题，这里隐含着西路军失败应由陈昌浩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负责的双重内涵。这实际上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不合时宜，同时在党内斗争中揪住过去的错误不放，才束缚了西路军领导人的手脚，导致陈昌浩谨小慎微，机械执行中央的命令。

    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作者与陈昌浩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问题。要在河西生存就必须建立根据地，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首先消灭敌人，不消灭敌人或给敌人以基本打击，是难以完成接通远方任务的。陈昌浩在回到延安写的检查报告中对此有一个辨析。

    一个是从威狄堡返回倪家营子。作者说是因为从倪家营子突围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有顾虑，因而才提出要执行中央命令，返回倪家营子（三进倪家营子）的。在中央已经下放西路军行动方向自主权的情况下，又怎么会命令西路军固守倪家营子而不许转移突围呢？“固守五十天”，这分明是中央鼓舞士气的话，却被理解为中央要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原地固守不许突围，这是中央的意思呢，还是西路军领导人的误解呢？我们不否认在陈昌浩与徐向前争论的时候，陈昌浩为了说服徐向前同意自己的主张，拿中央“命令”作为“尚方宝剑”来压制徐向前，但这是陈昌浩的责任，而并非中央的责任。
当然我们也承认，在回忆录中确实有不少史实的叙述，使我们对当时的西路军征战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这在档案文献资料中是没有的。鉴于作者的身份他提供的资料就更具有文献价值，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确实还是有意义的。

    我们对于身经百战的徐向前元帅是敬重的，他是一个正直而又具有高度党性修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鄂豫皖肃反时期，他的夫人程训宣被保卫部门带走，最后被错杀，自己也没有利用职权为她说情。长征期间，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时候，在陈昌浩问他是否追击时，他坚决反对，说“天下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为维护团结，避免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矛盾的激化起了重要作用。他不赞成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对张国焘另立“中央”持低调态度。西路军失败之际，在徐、陈离队问题上，他不愿意离开部队，劝说陈昌浩留下来，态度是诚恳的，感情是真挚的，即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当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仍让我们为之动容。离队后，他既没有延误时间，更没有奔走他乡，不顾个人安危，孑然一身，风餐露宿，直赴延安，这种对党的忠诚是令人敬仰的。一九八○年冬天，在党内高层讨论是否对几个政治犯判处死刑时，在当时的一片喊杀声中，他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这种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独立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他在回忆录中确实回避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离开他别人难以知晓或不便于表述的。比如长征期间的九九密电问题，他在回忆录中则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当然我们也承认九九密电中没有向中央动武的内容，可详见拙著《雪山弥雾 草地惊雷—长征期间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历史考察》一文。），以致于有人在此基础上，以没有找到这个电报为由造谣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捏造了这个电报。在西路军问题的回顾和研究上，徐向前刻意回避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回避西路军领导人多次向中央提出河东红军主力东渡的建议，他没有从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本质区别，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的历史视野出发，也没有从苏联、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这四大力量的互动关系的宏观视野中来考察西路军的命运，从而也就难以发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回忆录中他在西路军问题上回避或曲解的史实，有些在西路军失败后，由于他们的文电资料没有保存下来而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则尚待西路军全部档案文献资料解密后才能得到进一步的验证，有些却与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出现了不合。

    他在回忆录中对档案文献资料的运用上有着明显的倾向性，从而得出的结论也就难以经得起推敲，成为党史和军史上颠扑不破的真理。以致于我们设想，再过多少年当着西路军的档案文献资料全部公布的时候，人们对着档案来读《历史的回顾》中关于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篇章，可能会使人感到真正使徐向前蒙羞的不是西路军的失败，而是他在回忆录中总结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所持的态度。这不仅有累于清德，而且会对他的品格和形象造成实质性损害。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因为反冒进被中央批评，需要在会议上作出检查，秘书范若愚根据周恩来的口述，整理了一个检查的稿子。在周恩来审阅检查稿时，当他看到稿子中“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话时，严厉地批评了秘书，并且痛心地说，在关于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这么说，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这么说。“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480] 我们清楚周恩来的心情为什么如此激动，当然秘书在检查中加入这句话是处于好意，但是这不仅有违于历史的真实情况，损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而且容易使人误认为周恩来是为了使检讨能够过关，才不惜篡改历史事实，伪造自己和毛泽东关系的。这会让人把周恩来看成是一个没有风骨和信念，投机取巧，急功近利，行为猥琐，见风使舵的世俗小人。这样不仅玷污了周恩来的品格，而且破坏了周恩来的形象，由此引来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我们看到，尽管在回忆录的后记中徐向前说他对这本回忆录负责，但我们也不能不说那些为这部回忆录编著、润色的捉刀者，仍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他们在帮助徐向前整理回忆录的时候，是有机会接触现存的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的，而且他们又有必要的研究能力，再加上著作人的特殊身份及对相关经历的回顾，本来是可以通过这部回忆录的撰写使西路军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可是我们却看到，他们不论是在史料的甄别选择上，还是在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均出现了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将西路军的研究引向了歧途，把一个本来明白的问题闹得越来越糊涂了。我们相信随着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最终全部开放，人们将会发现他们的这种作为不仅严重玷污了徐向前的品格，破坏了徐向前的形象，而且也违背了客观、公正、秉笔直书的史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将自己置于何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