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的向西退却是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主动要求下，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支持下，在未获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已经付诸于实施的一次行动。而后在他们获悉共产国际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消息后，才在十一月十二日的电报中加上了打通国际联系的内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鉴于西路军已经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同时西路军领导人又在电报中对西退作出了信心十足的保证，共产国际也表示及时将援助物资运抵安西，而当时中央也尚难以对西路军实施有力的领导，从维护团结的大局出发，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西路军向西退却是经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的，但要说西路军向西退却是中央的战略决策错误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因而也是不妥当的。

    有人说，西路军打通新疆联系，与毛泽东在毛儿盖会议上讲的派一支部队打通新疆联系相似，怎么西路军失败了就是张国焘路线造成的呢？

    和河东红军比较起来，西路军不是主力部队，又是为了打通新疆联系，如果我们仅从表面上看，确实是非常相似的。但是要是分析起来，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一）前提不同。毛泽东所说的是在红军主力位于河东的前提下，派一支部队打通新疆。这是东进路线的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则是多次要求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向河西退却。这种要求由于中央的反对而没有能够实现，西路军领导人是在河东红军主力没有西渡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向甘西退却的。这显然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内容。

    （二）基础不同。毛泽东说的是不要依靠外力援助，依靠自我力量，建立根据地，去打通苏联联系。而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却想首先打通苏联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与马家军决战。这样就把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上。一旦获得不了苏联武器装备，就会给西路军带来灭顶之灾。

    （三）打通新疆的条件不同。毛泽东讲的打通新疆，是说“适时”打通新疆，也就是说在条件适宜的时候。而西路军向西退却，则是匆忙的，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同时河东当时形势紧张，如遇意外，也是难以及时为河西提供援助的。

    我们由此看到毛泽东讲的打通新疆联系是和西路军领导人的西退有着本质性区别的。

    我们从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的电报中看到，“对主力行动，我们前天已经提议”，我们尚未发现他们提议主力行动的电报，不过，根据他们十月二十七日主张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而后十二月六日又提议河东红军主力西渡来分析，我们判断他们提议的河东主力行动方向应当是西渡黄河，向河西进军。当然这个判断尚有待于档案资料上的验证。

    西路军领导人认为在河东处于交战的情况下，如果返回河东，就会面临与国民党中央军交战的困扰，马家军的战斗力远逊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因而率先提出了向西退却的提议，这反映了他们对敌我力量对比持一种悲观态度，对战胜敌人缺乏信心。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带来的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动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认识到深入河西远离抗战前线对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他们没有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因而才提出红军主力向西退却的要求。这恰恰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内容。

    他们在中央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西退的行动，中央十一月十五日对西路军西退的同意不过是事后的追认而已。尽管这样作有军情紧急的原因，但我们也不能不说这是他们无视中央权威的一个表现。

    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认为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3）西路军转战河西到最终失败过程中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我们知道，西路军从成立到失败，在河西转战过程中，共有三次返回河东的机会。这三次东返，中央都没有对西路军作出限制。第一次中央曾就西退和东返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西路军领导人主张西退。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后，中央应张学良要求令西路军东返，但西路军领导人仍然认为西退优于东返，后来因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取消了要西路军东返的决定。第三次是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决定一月二十一日东返，中央为西路军安全计，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但西路军领导人又以马家军已经拦头为由重返倪家营子。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自己主动放弃了这三次机会，他们以东进有敌人重兵围堵为由，认为西退比东进更为有利。东进固然会有马家军的围追堵截，但在西路军还有较强兵力的情况下，只要人人树立拚死作战的决心，是可以返回河东的，本来是不致于遭到后来近乎全军覆没命运的。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此时不能返回河东，不是马家军的重兵围堵问题，而只能是西路军领导人的决心和意志问题。

    那么，为什么西路军领导人均放弃了东进的机会呢？特别是第三次在西路军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又作出西退的决定了呢？西路军领导人一定没有料到这样打下去就会导致全军覆没（从徐向前致军委的电报及回忆录中他似乎认识到了西路军作战的困难，认识到了这样打下去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他也仅是要求西退，意图获得苏联援助，要求河东红军出兵援助，而对西路军东返，却没有做出果断的决定。），这说明他们对西路军在甘西作战的发展态势缺乏理性的判断，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缺乏这种理性的判断呢？依靠自我力量，西路军到底有没有可能战胜二马，在河西生存下去的希望呢？

    就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看，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在兵力对比上是一比一点五，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是一比二点四，并非处于绝对劣势，具有战胜马家军的兵力基础。西路军没有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固然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主要还是西路军领导人的指挥问题。退一步讲，就算西路军在河西打不成歼灭战，建立不了根据地，那么西路军领导人为什么不返回河东呢？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从西路军领导人给中央的电报中，一再说单靠西路军不能战胜二马，必须获得河东红军的帮助，这表明他们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仍然受到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如果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河东根据地就必然被国民党中央军占领，占领河东后的国民党中央军沿黄河布防，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局限于河西。以河西的社会条件和地理状况不仅会严重制约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同时也会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失去向中国腹地发展的机会，因而将党的工作重心置于河西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西路军领导人的这种主张恰恰背离了党中央的东进路线，而契合了张国焘的西退路线。

    由于河东河西在发展潜力上，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上，在承担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责任上，以及对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均具有不同的影响，河东对于我党的发展要远远优越于河西，因而我党工作的重心就必须放在河东。当时西路军已经带走了三分之一的力量，河东我军又处于国民党重兵“围剿”的压力之下，从我党的根本利益着想，是很难再从河东向河西派兵援助的。因而中央才多次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

    但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到达高台以后，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要求中央派兵援助西路军，甚至说，如果不能援助，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就让他们归还建制。这就更进一步说明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了解，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信心。这也同样影响到他们对于河西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正确判断，难以对河西战局的发展做出准确预测，从而及时采取果断决策，摆脱危局。

    由此我们认为如果西路军领导人深刻理解了中央的东进路线，是不会向中央提出派兵要求的，更不会由此抱怨中央，说军委应对西路军的损失负责的。

    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信心，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们缺乏对中央东进路线的正确认识。只有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不同地位，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状况，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状况，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比较分析，河东的地位远远超过河西，西路军已经拉走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河西大得多，河东已经难以再向河西派兵。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能够这样分析当时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他们又怎么会反复地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呢？明白了河东红军难以提供援助的真正原因，就会把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这样就容易使他们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及时采取措施，果断决策，撤离河西。

    建立根据地是西路军领导人把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的重要保证。西路军深入河西，脱离与后方的联系，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就会遇到很大困难，因而建立根据地是西路军在河西生存的基础。后来西路军领导人说在这个地区根本建立不了根据地，既然建立不了根据地，解决不了西路军的生存问题，西路军在河西就是飘动的浮萍，一经风吹雨打，就有可能沉没，那是很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就应该及时采取措施，离开河西。

    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如果不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我们看到，西路军在河西除去西洞堡战斗外，并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战例，而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的作战方式，就是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方式也会最终把西路军拖向绝路。从西路军最后的结局看，西路军兵力两万一千八百人，歼敌两万五千人，实际上打得是消耗战，最后耗尽了西路军的实力后而失败。

    不要向西边深入太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相机占领甘、肃二州和安西，以便在时局不利时返回河东。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时，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建立根据地，防止东边被毛炳文部过早占去，西路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相机占领甘、肃二州和安西，但西路军领导人在收到指示的当晚就命令西路军全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向西退却。这样西路军离河东就越来越远了。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因何中央要对西路军领导人作出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边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以便在战况不利时能够返回河东等重要指示，对这些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落实，因而中央才批评西路军领导人一贯不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这些指示之所以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不仅是由于在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上的分歧，同时也表现出西路军领导人的独立倾向，反映出西路军领导人具有浓厚的本位主义色彩，也表明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是张国焘路线中的军阀主义在河西地区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我们看到，西路军始终难以在河西打开局面，但又不愿意撤离河西，特别是高台陷落后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仍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寄望于河东援助，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这就表明他们认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应该置于河西，河西才是中国革命的重心，将红军主力置于河西才能有效地解决生存问题。这显然是受到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西路军之所以一直滞留在河西，而没有东返的原因，还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对返回河东与国民党中央军战斗的信心不足，对在河东建立根据地的信心不足，对河东敌我力量对比产生悲观的认识，没有意识到占领河东承担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对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发展的巨大契机，因而他们不愿意离开河西，而是要河东向河西提供援助来解决河西的困境。
    这样我们看到，只有认识了中央的东进路线，认识了河东与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过程中的不同地位，着眼于红军在黄河两岸的分布状况，从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的现实情况出发，才能树立起以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信心，通过歼灭战去消灭敌人，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

    现在有人强调西路军对河东的配合问题，把它作为西路军长期滞留河西地区，乃至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而回避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

    我们前面通过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可以看到，除去西安事变期间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中央有要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的要求外，其余时间中央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在永昌、山丹地区的停留，主要是为了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贯彻依靠自我奋斗的方针，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建立根据地。如果不顾一切地打到安西，而苏联的援助又不能及时到位，那对于西路军来说，才真正是灭顶之灾。西路军在高台的止步，也是根据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作出的指示。后来西路军东返也是由于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自己做出决定后才报告中央的。

    这样看来将西路军在河西地区的滞留与河东形势发展生硬地联系起来，认为是由于配合河东形势的需要才导致西路军长期滞留于河西地区，从而成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至于能否建立根据地，我们可以试想，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又如何生存呢？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就是为了防止一旦不利，可以及时撤回河东。如果说在永昌、山丹地区根本就建立不了根据地，那么一直西退就能建立根据地吗？如果在河西建立不了根据地，又为什么不返回河东呢？在河西建立不了根据地，又不愿意撤离河西，这样就必然会将西路军的生存寄托在苏联援助上，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危险的行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在河西转战直至失败的过程中，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作出了重要指示，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难以贯彻落实，这表明他们并没有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而西路军在河西的征程及其行为则表明这个时期张国焘路线仍然对他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是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这种路线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进程中的不同作用，没有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信心，没有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在危难之际，不是想方设法脱离河西，而是幻想依靠外力援助来摆脱困境，最终一步步陷于被动地位，导致西路军走向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