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干部游击支队成败的基本状况及评析。

    我们首先引用历史当事人的叙述就干部游击支队的成败进行简要回顾，然后再对此作一定程度的评析。

    （1）干部游击支队的产生与溃散及历史当事人的叙述。

    干部游击支队是从左支队中分离出来的。石窝分兵后，左支队和西路军工委向西行动。在行军途中西路军工委决定成立一个干部游击支队，在祁连山中打游击。干部游击支队的政委是原红五军团代理政委、后为总政治部敌工部长的曾日三，支队长是原总部五局侦察科长、红五军参谋长毕占云。干部游击支队由西路军总部和各军的一些中、高级干部以及机关后勤人员组成。干部支队配备了轻武器和马匹，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军事干部，并不擅长游击战。为了加强领导，干部支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主度兼政委是曾日三，副主席兼支队长是毕占云，委员有张琴秋、欧阳毅、刘瑞龙、熊国炳、张然和等。吕黎平在《星光照西陲》中记述道：“左支队往西走了两天后，以总指挥部一局侦察科长毕占云同志为队长，原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曾日山（应为曾日三，西路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同志为政委，又带领200余名愿意往东打游击的同志，离开左支队往东走（张琴秋、刘瑞龙等同志）成为在祁连山活动的第三支队。”[395]

    当时参加干部游击支队的欧阳毅回忆道：“干部游击支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的主度兼政委是曾日三，他原是五军团代理政委，后为总政治部敌工部长。副主席兼支队长是原五军侦察科长毕占云，是我的部下。委员有张琴秋、我、刘瑞龙、张然和等。军师干部就有好几个，精英成堆，要是去开辟根据地，扩大武装，几个军的队伍很快就可以拉起来。可是眼下却是蛟龙被困浅滩，这么多的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能供我们指挥的只有一个不满员的步兵连，一个官指挥一个有枪无弹的兵，有什么战斗力？能打什么游击呢？连逃命都困难。我们也明白，目前的任务正是逃命，打游击也是集体逃命的一种形式。

    可往那里逃呢？军政委员会开会研究游击支队的行动方向。

    我主张：‘向西走！先向西再拐向东。直接向东走，虽然可以迅速与援西军取得联系，尽快回到革命队伍，可是东边敌人堵得凶，我们这点兵恐怕冲不过去。向西走，是沙漠，敌人少，只要有向导，可以走出去。根据老百姓的说法：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只有绕远才能走出敌人的包围圈。’

    大家同意我的主张。为了行动方便，要求总部（指西路军工委。—引者注）派给我们一个骑兵班。我们都有马，而几十个人的步兵连却没有马，两条腿怎么能赶上四条腿呢？步兵连不但不能掩护首长，反而会成为首长们的包袱。可是总部不派给我们骑兵班，步兵连的包袱我们还得背上。

    没有向导，没有钱，没有枪弹，又大多是文职官员，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能保卫自己吗？

    讨论了半天，大家认为：‘从整个前途看，成立干部游击支队没有必要，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怎么能打仗？还不如各回原单位，跟战斗部队走。’

    他们公推我为代表，去向总部反映我们的意见。

    总部首长徐向前、陈昌浩已经离开部队了，现在负责的是李卓然、李特、李先念、程世才等人。我跟李卓然熟。李卓然长征时任五军团政委，我是五军团的保卫局长，工作接触多，我便把干部游击支队领导人的意见向总部（应该是工委。—引者注）首长汇报了。李卓然本人没有什么意见，但说他一个人不能改变决定，必须经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应该是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引者注）研究。研究的结果，产生了一个折衷方案，要我们跟随在大队伍的后面，隔半天的行程前进。

    我回去传达了这个折衷方案，大家不仅感到绝望，还有些愤慨，纷纷嚷道：‘为什么要隔半天行程？发生什么问题，要与大队联系都非常困难，这完全是把我们当掩护部队呀！敌人追来先打我们，我们又不能作战，还不是等死？！算了，我们单独行动吧，叫我们游击就游击，干到那天算那天！’

    我们的情绪虽有些消极，却很真实。全军失败之后，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原也不足为怪。被抛弃的感觉，不仅伤员有，一般干部和战士有，就是高级干部也在所难免。事实上为了整体利益也的确抛弃了一部分同志。”[396]

    谈到干部游击支队的产生及其在祁连山中的作用时，程世才曾回忆道：“曾日三、张琴秋、熊国炳、刘瑞龙、欧阳毅等五同志提意见，要单独行动，好减少目标，工委会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派一连人掩护他们单独打游击。这在当时应团结一致行动下，是一缺点。特别是以后，我们由白大坂出发走了两天，到则苟（应为错沟。—引者注）时，又遇上了分开的曾日三等同志。他们和我们联络，工委会同志又写信叫他们在我们行程半天后单独走。这样，我们先走有牛羊肉吃，他们后走既无吃的，又要顾虑后面敌情，影响团结，是不对的。我们能完成西进直抵新疆，这些分散于祁连山中之各股游击队牵制与吸引敌人，对我们起了极大的配合作用。我们能保存最后一支力量与相当数量的干部，这不能不估计他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

    干部游击支队与敌人周旋多日，最终被击溃。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曾日三，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和其他一些人员英勇牺牲，欧阳毅、张然和、毕占云，方震、辛元林、刘瑞龙等一部分人冲出敌人重围，历经艰苦回到延安。大部分人下落不明。[397]

    从程世才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他显然高估了留在祁连山中的游击队在左支队转移中的作用。不过，从他在左支队及当时的身份上讲，他作出这样的高度评价也是可以理解的。

    （2）对干部游击支队成立与溃散的评析。

    在左支队中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分离出一个干部游击支队呢？干部游击支队有二百多人，其中就有好几位高级干部。当然在开始的时候，是他们主动提出进行游击的，后来在转战一段时间后，发现祁连山中难以进行游击，因而要求归入左支队，但却遭到西路军工委的婉拒，让他们隔半天的路程，跟在后面。这部分人文职干部众多，没有什么战斗力，这样干部游击支队跟在后面就相当于左支队的后卫，引起了干部游击支队成员的不满。干部游击支队最后被马家军冲散，有的牺牲，有的被俘，有的被打散后辗转回到延安，有的则流落民间。

    西路军失败后，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不是作战，而是如何采取措施，使西路军余部能够得以保存下来，免遭覆灭的命运，以便将来情况适宜的时候带出去。而保存干部则是这个任务的关健环节。因为干部是革命队伍的骨架，如果保存下干部，以后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很快将队伍拉起来，使革命力量迅速的发展壮大。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就应该成为保护的重点对象。在马家军分散兵力对西路军进行搜捕的情况下，要想保存实力，就必须远离马家军，而不是向着马家军的方向前进。因为就当时西路军余部来说，根本就没有能力再与马家军交战，一打就非覆没不可。右支队和第三支队的失败就是明证。虽然左支队的战斗力胜过右支队和第三支队，但是左支队能够保存下来主要还是得益于他们往西避开了马家军。如果以当时左支队的力量与马家军进行交手的话，仍然难以逃脱覆灭的命运。

    如果祁连山中适宜于进行游击战争，干部游击支队或许还可以能够有所作为。鉴于祁连山中的村落分布状况，在没有马家军的地方也就没有人口，在有人口的地方就有马家军，因而很难进行游击。在这种背景下，成立干部游击支队在祁连山中进行游击战争，而这个支队的成员又大多是文职干部，无疑就将干部游击支队置于危险的境地。以他们当时的力量一旦遇到危险就很难进行有效的抵抗，因而也就难以保证这个支队干部的安全。这样非但不能进行游击战争，而且还会给干部的生存带来重大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的损失是必然的。干部游击支队如果归入左支队，就能够获得必要的保护，使得干部保存下来，以利于形势好转后随时派上用场。从这个角度上讲，干部游击支队的成立是没有必要的，西路军工委派出乃至于后来拒绝接受干部游击支队归队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就左支队来说，接收他们难道就会带来很大的累赘吗？显然也不是。尽管这些干部没有什么战斗力，左支队接受他们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左支队的机动能力，但是这些干部还有马匹，又不是不能正常随军行动，只要大家同舟共济，还是可以渡过难关，转危为安的。我们从左支队最终走出祁连山转向新疆的历程中可以得到验证。西路军工委没有接纳他们，不仅不能在艰难的情况下保存下这样一批干部，同时也影响到西路军内部的团结。最后干部游击支队在祁连山中被冲散，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我们从前面引用欧阳毅的回忆可以看到，当时干部游击支队为回到左支队进行请示时，西路军工委负责政治工作的李卓然原则上同意，最后西路军工委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也就是让干部游击支队跟在左支队后面，相隔半天的路程。由此我们看到在干部游击支队回归左支队问题上西路军工委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而这个折衷方案不过是工委内部严重分歧的外在表现而已。

    那么，在干部游击支队归属左支队问题上西路军工委成员到底是怎样的态度呢？我们可以肯定西路军工委委员中是有人持坚决反对态度的。

    我们可以设想，在西路军工委负责政治工作的李卓然和负责军事工作的李先念如果他们两个都坚决赞成的话，尽管有其他西路军工委委员的反对，那么在西路军工委这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左支队也是可以接纳干部游击支队的。从欧阳毅的回忆中我们知道李卓然同意干部游击支队归入左支队，我们感到疑惑的是，这个时候西路军工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李先念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资料，但是我们从西路军工委最后采取的折衷方案中可以判定李先念在干部游击支队归属左支队的问题上，并没有积极支持，而是持反对或中立的态度。正是由于李先念的这种态度才致使干部游击支队没有及时归入左支队，导致干部游击支队最后被冲散，造成了严重损失，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不得不说李先念确实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我们看到西路军工委在派出干部游击支队和干部游击支队回归问题上确实存在着重大失误。当时第一位的任务，是保存实力，保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马家军分兵搜捕，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人口又极为稀少的祁连山区，将如此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分离出去，离开左支队的保护，这就使他们的生存和安全面临重大隐患，从而成为西路军工委在干部政策上的重大失误。这也就是后来徐向前说得如果他留下来至少可以多带一些干部到新疆去的原因。[398]

    8、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引左支队走出祁连山的回顾与评析。  

    我们首先依据当时的电报及其他文献资料，对左支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引下走出祁连山作一个简单的回顾，然后再对此作出进一步评析。 

    （1）对左支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引下走出祁连山的回顾。

    我们知道，石窝会议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开了部队。西路军工委决定兵分三路，左支队到左翼大山打游击。而后，在西路军工委领导下左支队迅速向西转移。

    三月十七日，中央及军委复电李先念、李卓然：“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399]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工委领导人克服过去西路军领导人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要将行动方针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

    关于左支队的行动方向，后来李先念回忆道：“当时要想摆脱敌人，出路只有翻越祁连山。有人说，祁连山很高，终年积雪进不去；有人说，山南面是死海，就是过去了，也无法生存下去；找当地的牧民询问，他们也不敢说能过得去。当时情况很危急，不过祁连山，剩下的2000多人（应为一千余人。—引者注）就可能被敌人消灭。我和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等几个商量，我们一致意见要过祁连山，于是就向部队作了动员。”[400]
 
    左支队向西转移过程中，找了一个裕固族青年牧民儿尕目作向导。在翻过一座雪山后到达白达坂，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两天，同时召开工委会议，商讨今后行动问题。当时，大家对摆脱敌人，保存力量，革命到底，总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对部队向东打游击，还是向西打游击，就发生了争论。最后工委会形成了一致意见，就是向西打游击。意见统一后，三月二十日，左支队继续向西前进。[401]

    关于这时左支队的行动方向，在西路军工委领导人中也是迷茫的，甚至还是有分歧的。程世才后来回忆当时左支队的一个小战士在祁连山中的问话时曾说道：“在往回走的路上，他轻声地问道：‘首长，我们到那一带打游击？打多久啊？还要走几天？’这真是一个难以答复的问题。虽然几天前，我们几个领导同志统一了意见，决定向西打游击，并且李卓然、李先念、曾传六、郭天民、李天焕、黄火青等同志还批驳了西路军参谋长李特那种右倾逃跑主义思想，然而向西打，打到那里去，大家是不明确的，现在部队真像是一只茫茫夜海里的航船，只知道前进，但是长远的目标并不明确。因此，我没有给这个战士正面答复。”[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