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工委电台在发出三月十七日工委组建后的第一份电报后，汽油发电机用完了最后一滴油，电台不得不中断了发报，从此失去了和党中央的联系。西路军工委领导人命令电台人员将汽油发电机改为手摇发电机，终于在三月二十二日夜获得成功，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403] 

    三月二十三日，西路军工委致电刘伯承、张浩、李达转中央及军委：

    （一）西路军自本月十四日与马敌四天最大激战，士气大受损失，当即决定分路游击，由树声率二十团为一路，约五连步骑；张荣率一路，枪百余，彩号、妇女千余；先念、世才率一路为三十军主力，约五个营与直属队。

    （二）据谍息：树声、张荣所率之队，均已被马敌击散，详情不明。先念、世才所部为游击纵队，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露宿雪山。无粮食，仅觅一些牛羊肉充饥，甚困难。但我们决不灰心，执行中央指示，在自主、独立与依靠自力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

    （三）徐、陈离部队，由先念、世才、黄超、李特、传六、国炳、卓然等组织工作委员会，现随游击纵队行动。

    （四）我们今已到青海之巡堡以北约三日行程处，明晨决继续设法越过祁连山西面，相机到敦煌。惟沿途找不到向导，只能用指北针前进。请常给我们指示及情报。最好能由援西军出一部威胁与吸引马敌而便我西进。[404]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西路军工委领导人再次向中央报告了石窝分兵的情况，而后向中央报告了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已被敌人击散的消息，表示了西路军工委决心克服困难，求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中央在收到西路军工委的电报后，当即回电：全军要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可沿祁连山脉西进，若能进到新疆或蒙古就有希望，中央将派人接应。具体路线由你们自己酌定。 [405]

    程世才后来回忆西路军工委在祁连山中与中央重新沟通联系时说：“这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全军：我们仅有的一部电台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这时，我们几个负责同志，拿着机要处长抄来的电报，反复传阅。电报指示说，要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并询问我们是否去新疆。中央说，派陈云和滕代远同志去迎接。经过工委讨论，一致决定去新疆，并马上电复中央。为了防止敌人侦察到我军行动方向，约定每周与中央联络一次。

    得到了中央的指示，真象是在夜海中迷途的船只看见了灯塔。全军同志经过传达动员，立即精神倍增，任何的艰难困苦都忘记了。部队唱着歌，举起已经被战火燃烧得残缺不全的红旗，怀着无限的希望向西挺进了。”[406]

    为了给左支队走出祁连山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命令甘、青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四月三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联名致电叶剑英：

    甲、向顾主任祝同声明，关于彼方对河西红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引起了红军中特别是四方面军极大的愤慨，认为彼方有急难时，我方不食旧仇，全力协助了彼方，而彼方对河西红军，则采取此残酷无情态度，殊失大政党风度。关于此事之政治责任，我方保留质问和追究之权。

    乙、现集凉州之俘虏六千人，要求顾主任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经过关师长麟征驻地，移至四方面军归队。请彼注意，切勿再有残害与压迫之事，到兰州时我方派人前往招待。

    丙、对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

    丁、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依其转赴新疆，受盛世才收编。

    以上各项，即交涉见复。[407]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为了解救西路军，甚至连西安事变时我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事（我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大局出发提出来的，这里在电报中提到“协助了彼方”，是作为一个斗争策略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以此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二马停止追击西路军。）也提了出来，以此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以便迫使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同时也为在凉州被俘的六千西路军指战员归队创造条件。电报同时强调一旦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其他干部被俘，不得有任何残害行为。这就有利于保证这些指战员一旦被俘后的人身安全。

    四月五日，西路军工委致电刘伯承、张浩并转军委：

    （一）我们率九百人及长短枪六百余支，已到肃州西南山中，再经南山越祁岭正峰，约半月可到敦煌。

    （二）途中未曾遇马敌。估计肃州敌于最近即可发觉我们，原拟到安西已不可能，决相机抢占敦煌。近二十日来，均在老林大风雪中零下十余度露营，缺柴火、烧牛屎，吃牛羊肉，又缺盐，冻病死者、落伍者及外逃现象无日无之。

    （三）祁连山脉中只有稀少游牧民，住帐篷，我无法游击。估计现有力量如无外援，决难在敦煌立足。因人员饥疲至极，武器弹药也太少，以及地形与敌骑的限制，实无再与较强敌人作战的可能。我们慎重考虑，前途只有在敦煌稍休整，迅速经新疆到远方学习，培养大批干部。请转呈中央，速向国际及新疆交涉。时机迫切，请速复示。[408]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工委首先就当时左支队的军力、生活状况及到达位置向中央作了汇报，同时也说明在祁连山中无法开展游击战争。以左支队目前的战斗力，已经没有与较强敌人作战的可能，因而向中央提出经新疆到苏联去学习的请求。

    四月七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工委并告刘伯承、张浩：

    甲、你们现在何地，距敦煌若干里，路上困难情形如何？

    乙、我们已派三批人找马步芳、顾祝同，已电马停战。

    丙、被俘约六千人在凉州集中，正向顾交涉，开来陇东归队。

    丁、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电彼方设法援接。[409]

    我们看到，中央在这封电报中询问左支队的确切位置，并且告诉西路军工委领导人中央为了左支队的安全已经派了三批人与顾祝同、马步芳进行斡旋，并且通报了党中央派人正与顾祝同交涉凉州六千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归队问题，再次告诉西路军工委领导人到新疆去。

    为了为西路军左支队的行动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

    甲、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日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到后恐更要减少。由敦煌到新疆路极难走，恐不易通过。

    乙、望你向顾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万一要枪可给他，人员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如两马不易说通，要改由朱绍良负责处理。交涉时间在十八日后为妥，免生阻碍，但事先可探听行营知否此项消息。[410]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鉴于敦煌到新疆的路不好走，而且还存在重大危险，为了保证左支队人员的安全，中央甚至破例允许他们用缴枪的方式来求得安全。为了防止二马再攻击左支队，顽弄阴谋，在难以获得保证的情况下，要求叶剑英向顾祝同提出由国民党西北军政大员朱绍良具体负责处理此事。在电报中还对就此事向国民党交涉的时间也作了妥善布置。

    四月十六日西路军工委致电刘伯承、张浩转军委：

    （一）我们今十六日已到石包城，距安西两站半路，距敦煌四站。

    （二）为争取先机，我们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请设法与新疆交涉并请远方派人到星星峡接我们，最好由汽车带粮到该地。

    （三）我们全部只八百五十人，困疲至极，急需待机休整。

    （四）特急！请即得昨日来电，你们是否收到我们万万火急报！[411]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工委向中央报告了他们现有的兵力及所在位置和行动方向。他们不再直接去敦煌，而是直接去安西，再由安西前往猩猩峡。让中央派人到猩猩峡去接他们。西路军工委在电报中没有说明他们由敦煌改道安西的原因。实际上，他们在石包城的时候从一个湖北商贩口中得知，安西仅驻有马家军一个排，他们是为了攻取安西才改变行动计划的。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刘伯承、张浩转西路军工委：

    远方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在该地迎候你们。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412]

    在这封电报中，中央告诉西路军工委，苏联已经同意他们赴苏求学。虽然中央和国民党及甘、青二马进行了交涉，但是这种交涉能够取得多大成效，中央也是没有把握的。因而西路军左支队当时还面临着重大风险。鉴于此中央才要求他们不要久停，进行补给后，迅速前往猩猩峡，脱离马家军的防区。但是我们看到，西路军工委领导人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