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正确路线的形成并在全党得以确立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

    党的正确路线是先天就有的吗？不是。是革命导师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规定出来的吗？也不是。党的正确路线只能产生于中国革命斗争的社会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千百万革命群众的斗争实践是正确路线产生的唯一来源。在革命斗争的初始阶段，由于我党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多，因而在斗争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但在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中逐渐认识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从而产生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正确路线。

    正确路线的产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正确路线是在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也是在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没有错误，也就无所谓正确。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正是通过对错误路线的剖析和批判，从对错误路线的扬弃中，逐渐形成党的正确路线。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有先知先觉的领袖人物总是走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为革命的发展提供指导。而这支革命队伍也只有在激烈的党内斗争，革命的惨重损失，血雨腥风和刀光剑影中，才会逐渐走向觉醒与成熟，能够接受并且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我们看到紧张、动荡、惨烈的革命斗争实践，客观上反而倒为人们提高觉悟，认清错误路线，接受正确路线创造了条件。

    正确路线的形成必须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紧紧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能动地反映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从而制定适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政策和策略。正确路线的确立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会极大地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错误路线的出现则是对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反映，没有抓住中国革命斗争的内部联系，因而也就难以发现中国革命斗争的逻辑，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政策和策略。这样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必然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破坏。由此可见，路线的正确与否对中国革命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这种不同是由于在这两条路线指导下制定的方针政策是不是对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能动反映，是不是真正认识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内在规律。因而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来把握中国革命斗争的规律，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需要的正确路线。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正确，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开辟中国革命斗争的新境界。路线错误，不仅会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和破坏，而且还有可能造成革命走向歧途，政党变质的沉痛教训。抓了路线斗争，就提纲挈领，为全党的发展指明方向，因而在党内斗争中就要狠抓路线斗争。这是加强党的建设，保持中国革命沿着正确道路前进，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变质的重要保证。我们既要紧抓路线斗争，又要防止将路线斗争庸俗化，事事联系路线斗争，事事上升到路线斗争，搞得人人紧张，政治帽子满天飞，使路线斗争误入歧途。

    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我们要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来检验路线的正确与错误，再根据这种检验来及时纠正错误路线，确立并进一步完善正确路线，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指导方针，转化为全党的行动。因而我们要从社会实践中及时发现问题，对执行的路线进行反思，力求将路线错误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正确路线的形成并在全党得以最终确立并不是一次就完成的，而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从领袖的倡导直到全党的共识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要在社会实践的检验中使正确路线逐渐形成、丰富和完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实践在不断变化，而反映革命斗争的路线也要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得到发展，甚至会被纠正。因而我们要看到既使正确的路线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也要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变化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发展变化，因循守旧，也就必然会由正确路线的代表变成错误路线的引路人，在辉煌的喜剧中埋下悲剧的阴影。

    西路军的失败就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之间的斗争。张国焘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执行南下西退路线。我们看到张国焘的南下使红四方面军减员过半，这种巨大的损失就足以说明南下是错误的。张国焘主张的西退又造成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最终宣告了这条路线的彻底破产。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导致红四方面军减员百分之七十五，这种减员占红军三大主力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这种惨痛的损失就已经证明张国焘的路线是错误的。损失令人痛心，教训尤为深刻。不过，令我们欣慰地是中国革命并没有因为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的巨大损失而止步，在毛泽东倡导的北上东进路线在全党确立后，中国革命仍然展现出勃勃生机。我党利用抗日战争的有利时机，首先向华北发展，进而又向华东、华中、东北挺进，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期间得到发展和壮大，由抗战初期的三、四万红军到抗战结束时发展为一百多万正规军，二百万民兵，十九个解放区，解放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是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保证。

    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这是人民军队建军的首要原则。遵义会议后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得以确立。但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却发生了西路军的失败，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尽管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以确立，他代表的正确路线也在全党获得了指导地位，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全党领导的权威尚未形成。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中尚未达成普遍共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此仍持保留意见，因而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一时还难以化为全党的自觉行动，这样就使毛泽东利用中央名义执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时遇到一定困难。这就是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尽管在中央得以确立，但仍然会发生西路军全军覆没的重要背景。如果离开了这一背景，如果没有认识到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和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本质区别，如果没有认识到张国焘错误路线对西路军的严重影响，就难以揭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就会将西路军领导人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之间来往电报的若干内容为“依据”， 采用文电中对自己论断有利的“语句”，抛开前后电报之间的联系，按自己的主观意愿进行解读。或者干脆抛开档案文献，以几个高层领导人的“意旨”为依据，著书立说，得出西路军“始终”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是党中央的战略指挥错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结论。这种结论就是在现已公开的档案资料面前也经不起推敲，被击得粉碎。因而这种作法既掩盖了事实真相，又混淆了是非，弄成贻笑大方的笑谈。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在河西红军行动方向的选择上，要西路军保持与河东红军联系，保留东边回旋余地问题上，在消灭敌人和创建根据地问题上，在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问题上，在对待苏联援助问题上，占领永昌、山丹地区后继续西退的时机选择问题上……，中央均及时向西路军发出了指示。我们从前文对已经公开的档案资料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在西路军行动方向的选择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基本上尊重了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除了西安事变后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要西路军东返外，并没有对西路军的行动发出强制性命令。西路军的征战历程及其失败表明，中央对西路军的指示是英明的，富有远见的。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正落实了中央指示的话，像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作出的许多指示没有能够落实也表明了中央对西路军的权威尚未形成。毛泽东曾为能否将西路军调回表示忧虑。陈昌浩曾经指责中央分割红四方面军。在西路军濒临失败时，陈昌浩还发电报与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在西路军失败之际，陈昌浩还要回陕北去与中央争论失败的责任。陈昌浩要争论什么呢？通过前文我们引用的现已公开的双方来往电报就基本上可以说明西路军形成的来龙去脉及其失败原因，陈昌浩作为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对这些事实是非常清楚的，看来在他的头脑中仍然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对中央的路线认识不深。

    由此我们看到既使在正确路线确立后，如果中央没有必要的权威予以落实，也会酿成严重的悲剧，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因而我们必须加强党中央的权威，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增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把党真正建设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勇往直前而又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今天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3、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诞生的。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指导革命战争，就必须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需要的战略战术。这种战略战术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对敌作战中要将防御和反攻结合起来，采取积极防御的思想；充分发挥指挥员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要善于谋势布局，创造战机；诱敌深入，声东击西，集中兵力，将战略上的劣势转化为战术上的优势；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以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法，通过大幅度的进退来调动敌人，与敌周旋，使敌人兵力分散、孤立，疲惫不堪，以便于迂回包抄，消灭敌人；要避免击溃战，力戒阵地战和消耗战；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打则必胜；要慎重初战；将战争与政治结合起来，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其它问题，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战略战术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断加以革新；等等。这种战略战术只能来源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是我军广大指导员鲜血和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升华，是对无产阶级军事斗争史的伟大贡献，以其创造性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宝库。

    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事业遭到重创，革命根据地被迫放弃，无不是革命战争失败后的结果。而战略战术则是决定革命战争成败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个高级指挥员要切实认识到战略战术正确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高度重视在战争形势变化的条件下战略战术的创新，深刻理解唯有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才能在战场上造成作战的有利态势，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战略上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要使战略上处于劣势的我军战胜敌军，一个高级指挥员必须根据面临的敌情，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善于谋势，发现并创造战机，调动敌人，集中兵力，将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术、战役上的优势，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采用歼灭战的方法来消灭敌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一个高级指挥员，不但自己要熟练运用并灵活掌握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而且还要培养大批能够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各级指挥员。一个高级指挥员要根据面临的敌情、地形及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的变化，适时进行战略战术的转化，善于进行战术创新，通过战术创新来提高部队战斗力，以求适应战争变化的需要。因而，一个高级指挥员不但要高度重视战略战术对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意义，探索出一套适合革命战争需求的战略战术，而且也要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进行战略战术创新。这是军事辩证法在战争实践中的灵活运用，是人民军队消灭敌人的致胜之道。

    一个高级指挥员应该明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战略战术及指挥正确是将战略劣势转化为战术优势的主要手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通过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将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术上的优势，集中兵力给敌以歼灭性打击，作战就非失利不可。既使作战不出现失利，如果没有歼灭敌人，难以获得有效补给，这对于主要依靠作战缴获来进行补充的我军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这种拚消耗的方法，对于处于弱势的红军来说，长此以往就必然会失败。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到河西后，面对马家军的骑兵集团突击，西路军领导人就应该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在战术原则上进行创新，发现骑兵的弱点，“射人先射马”， 研究打骑兵的战术要领，从而适应与马家军作战的需要，提高西路军的战斗力。在西退转战过程中，西路军领导人在战略战术上屡犯错误，没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而是分兵抢占要点，结果导致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从古浪失利，永昌、山丹保卫战，直到高台陷落，他们这种战略战术方面的错误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这成为西路军最终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4、对于一个担负战略任务的高级指挥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作出科学判断，并在这种科学判断基础上有采取果断措施的决心和魄力。

    一个高级指挥员要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战略战术的施行程度以及能否达到歼灭战的效果，来对战争发展进程进行科学预测，将作战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尽量避免不利条件下的作战，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一个高级指挥员要采取果断措施，就必须准确判断形势。要准确判断形势，就要求指挥员广泛搜集材料，将了解到的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通过归纳比较，加工整理，进行综合分析。然后通过分析来作出科学判断，以作为决策的依据。这就需要指挥员掌握正确的分析方法，具有分析判断的能力，同时又在已有判断的基础上，能够果断作出决策，以便将这种科学判断通过决策转化为全军的实际行动。

    如果强敌压境，我军在本地区进行了很多努力后，仍然无法创造战机，难以消灭敌人。一个高级指挥员就要通过对敌我力量对比及作战成效的分析，对战争的未来进行评估，对我军的发展前景作出科学判断。不要固守于一个区域，果断作出决定，为保存实力，及早进行转移。否则就会失去战场的主动权，导致被动挨打，造成全军覆没的结局。

    正确决策的形成有三个关健环节：一是大量材料的收集，二是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做出科学判断，三是根据这种判断作出决策的决心和魄力。在这三个环节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就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要通过侦察、电台监听等多种手段获取大量原始信息，通过对西路军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对敌我双方战斗力作出准确的评估，这样在反复思考的基础上，作出科学判断。以这种判断为依据，果断实施决策。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由于对敌我力量对比材料搜集的不完全，因而没有掌握关于敌我力量对比及形势发展的真实信息，导致了他们在形势判断上的失误。而这种判断上的失误，又导致了决策的错误。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对敌我力量对比及形势材料的搜集上，对当前战局演化的判断上，对西路军行动方向的决策上，均出现了严重失误，所以才最终酿成西路军近乎覆没的悲剧。

    我们通过以上的分析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长时期内对敌我力量对比情况没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和认识，对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在这种背景下的作战特点，对河西作战的敌情、民情和地形状况，马家军的战斗力，战争的结果及发展前景均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导致他们不能对河西敌我力量对比及战争前景作出科学判断。这种判断上的失误，使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西退前景的严峻性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再如此打下去就可能全军覆没，因而才导致在决策上患得患失，在东返问题上犹豫徘徊，始终难以下定决心，避开险地，做出离开河西的决策，转移到河东。如果他们真正意识到了西路军再这样打下去会导致全军覆灭，其实他们是会及时采取措施，下定决心东返的。特别是在高台陷落后，当失败的阴影已经来临的情况下，西洞堡一战又成为西路军领导人放弃东返重新西退的导火线，这样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