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要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而不是借用外力上。

    作为担负独立任务的高级指挥员，如果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奋斗克服困难和摆脱危局的决心和信心，而是将希望建立在依靠外力上，那是极为危险的。因为外力是自己控制不了的，外力援助还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而一旦借助外力的希望落空，那就会给自己带来毁灭性灾难。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坚持西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通过西退，打通苏联联系获得武器援助。在获得武器装备后，再返回头来就可以易如反掌地打击马家军。这样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一直对马家军力求采取避战态度，保存实力，没有将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没有把歼灭马家军的有生力量作为打开河西战局的主要目标，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高台失陷后，想再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也因为没有这样的实力而难以成行了。如果西路军能够及时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固然可行。但是由于苏联对我党的援助存在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旦西退获得不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在马家军的进攻下，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建立依靠自我奋斗摆脱困境的决心，那么西路军就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将战胜敌人的希望放在自我奋斗上，而是寄托于外力援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深刻认识到当时国民党、共产党、盛世才及苏联、日本这几支力量之间互相制约的能动而又复杂的关系，因而对苏联援助的不确定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才难以改变他们对获得苏联援助的企盼心理。这种对外力的过分企盼，反映了他们在作战上存在的侥幸心理，其实质仍然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他们对西退的前途是乐观的，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这种乐观是建立在能够及时获得苏联援助基础上的，这就使这种乐观呈现出盲目性。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能像中央提醒他们的那样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将苏联援助只当作意外之事，不是抢占要点而是将歼灭敌人作为作战的首要目标，本来他们是可以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的，其码也不会败得那么惨。

    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由于时局的发展是客观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不依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因而要将战胜敌人的希望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将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作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做好应付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准备工作。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做好必要的准备，既使出现重大事变，也会从容应对，减少损失，保存骨干，避免全军覆没的灾难。

    6、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我军生存和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要进行革命就必须建立根据地，如果不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就不会取得革命胜利。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成功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我党领导武装起义的早期，也有不少人忽视根据地的建立，主张“削萝卜”，[203]不愿意做根据地建设的艰苦工作，就是一些著名的红军将领也没有认识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毛泽东为此专门撰文作过详细的阐释。抗日战争开始后，仍然有一些八路军的高级将领热衷于打正规战，忽视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毛泽东又为此作过批评。因而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汲取过去农民起义的教训，纠正党内和军内在建立根据地上的错误观念，充分认识创建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

    西路军向西退却，一个是开创河西斗争新局面，一个是打通苏联联系。至于这两个任务那一个靠前，那一个靠后，我们看还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苏联的援助已经确定，就要以打通苏联联系为第一位。否则，就要以创建河西根据地为第一位。鉴于苏联援助的复杂性，为西路军安全起见，还是应以创建河西根据地为第一位。这样就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不是依靠外力援助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是持这种态度。

    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创建根据地，本来是建立在向甘西进军稳妥可靠基础上的。如果不创立根据地，一味往西，以获得苏联的援助为目的，一旦苏联援助落空，那对西路军来说就会面临致命的危险。因而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还是以建立根据地，立足于依靠自己在河西战胜敌人为出发点。这样我们看到，在西路军身处甘西贫瘠之地，而苏联援助又呈现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要求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保持东返回旋余地，传授打歼灭战的战术要则，告诫西路军领导人歼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对向甘西进军的时机要西路军领导人根据具体情况自主选择。中央向西路军提出依靠自己而不要依靠外力的要求，而建立根据地也就将这一要求落到了实处。因为这是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根本性举措。

    西路军的向西退却，其目的就是要打开河西新局面，把河西变成陕甘抗日根据地的坚强靠背，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后方基地。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建立根据地。而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首先消灭敌人，要消灭敌人就必须集中兵力。可是建立根据地却要发动群众分散兵力，这就形成一个矛盾。在河西地形和村落分散的情况下这个矛盾就显得尤为突出。由于消灭敌人是创建根据地的前提。如果不能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如果不立足于首先消灭敌人，就分兵去发动群众，那就非失败不可。因而我们认为这个矛盾尽管尖锐复杂，但还是可以解决的。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正确处理好消灭敌人和分兵发动群众的关系，使得在创建根据地方面出现严重失误。这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的责任问题。

    西路军或者是在河西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或者是返回河东，或者是能够及时获得苏联援助，只要这三个条件中有一个得到实现，西路军就不会遭受巨大损失，出现后来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我们看到，西路军没有能够在河西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西路军具有东返能力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实际上一直没有返回河东的坚定意志，这突出表现在最后一次东返也因为西洞堡战斗的胜利而冲得烟销云散。既然在河西没有建立起根据地，西路军领导人又不愿返回河东，他们也就只有将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这是极为危险的行为。在苏联援助不能及时提供的情况下，西路军的失败也就难以避免了。

    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在河西失败的逻辑轨迹：要在河西生存下去，或者是建立根据地，或者是能够获得苏联援助，二者必居其一。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首先能够消灭敌人。西路军没有在河西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大量消灭敌人，因而也就难以建立根据地。如果既建立不了根据地，又获得不了苏联的援助，西路军是难以在河西生存下去的，在马家军的进攻下必然灭亡。为避免全军覆没的悲剧，就只有在尚有一定实力的情况下返回河东，“三十六计，走为上”。西路军领导人在返回河东问题上犹豫不决，失去了返回的机会，西路军也就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

    7、要正确区分和处理西路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问题，通过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揭示与分析，对西路军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我们在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对西路军作出评价时，既要看到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英勇奋斗，迭克强敌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要看到张国焘路线以及西路军领导人战略战术失误对西路军失败的严重影响。只有对二者进行了正确的区分和处理，才能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对西路军作出准确的评价。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是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战强敌、抗严寒、冒霜雪，在荒凉的戈壁大漠上奋斗了一百五十天，展现了我工农红军同仇敌忾与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她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豪情壮志。身临严酷的自然环境，立足于雪山大漠中，行走在戈壁荒滩上，面对强敌的进攻，敌人骑兵的集团冲锋，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无畏，浴血河西，气冲霄汉，这种无私无畏勇于奉献的精神是我革命军人之天职，是我军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高度体现。这种精神不因西路军的失败而萎缩，反而正因为西路军的失败更凸现了这种精神的高尚与伟大，使这种精神更为鲜明的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这支军队是一个大学校，是一个大熔炉，她将来自各方的人们予以改造，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坚定的信念，优良的作风，顽强的战斗意志，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无私无畏的革命品格，把他们塑造成一个真正的人民子弟兵，以此铸造了一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雄师劲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却是永放光芒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张国焘与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区别开来，将积极追随张国焘的高级干部和一般执行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高级干部区别开来，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强大动力，也是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主要标志之一。

    虽然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和西路军领导人战略战术失当的情况下，西路军最终失败了，但是却丝毫不能抹杀这种精神的无尚价值。我们既不能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因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和自身的战略战术错误而最终导致西路军的失败就否认这种精神，也不能因为要肯定西路军的这种精神就否认西路军曾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和自身战略战术存在的错误，打着为西路军“正名”“申冤”的旗号，要摘掉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顶“帽子”。 前一种方法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历史研究上的体现，后一种方法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历史研究上的体现。这两种方法显然都是错误的。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这个问题，既要指出西路军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和自身战略战术方面的错误，又要充分肯定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西路军的失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8、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历史的基本事实出发，以现存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全面、客观、公正地分析历史，维护党史和军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决不能根据政治需要来剪裁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留下亡党灭族的隐患。

    要想亡其党，必先灭其史。国内外敌对分子，处于颠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仍然不断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进行攻击，篡改，利用我们党史和军史上的一些阴暗面，夸大其词，挑拨离间，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制造矛盾，其目的就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诋毁，从历史中来寻找颠覆我们社会主义政权的武器，以图摧毁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注意。

    我们在处理党史和军史上的一些分歧和争论的时候，就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从当时的历史事实出发，以保存下来的文献档案资料为依据，着眼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揭示历史事件产生发展的真正原因。而不能以一些领导人的判断为依据，抛开历史的档案资料，适应一些人的心理情结，为尊者讳。更不能为了适应一时的政治需要，剪裁一些历史片断来作为“依据”，片面地、孤立地去解读历史。这种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混淆了是非，糟蹋了我们的党史和军史，恰巧为国内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提供了颠覆中国共产党和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意识形态工具。如果历史被有些人根据自身需要随心所欲地进行修正，那还有什么正义和真理可言？因而慎重、客观、公正、理性地对待党史和军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西路军的问题也是这样。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到底有没有影响？又有什么样的影响？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否正确？这本来是一个极为严肃的历史问题。

    如果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错误的，那么就要予以纠正。这种纠正应该以中央档案馆现存的关于西路军的全部文献档案为依据，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及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认真、细致、全面、深入地研究以后，以中央名义作出修改决定，慎重实行。

    可是我们却看到，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性是以几个当事人的评述为依据，结合一些档案文献，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圈阅，以存档的方式，修正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定性。

    我们感到疑惑的是，既然修正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的定性，却又为什么不允许对西路军的问题进行讨论呢？既然公开讨论不允许，为什么就连内部进行的研究交流也予以回避呢？为什么既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仍然不开放西路军的全部文献档案呢？我们认为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这也是有违于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

    后来对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定性的修正到底应该不应该，对不对呢？我们相信随着西路军文献档案的最终全部公布将会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但是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从现已公布的西路军的文献档案中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推翻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

    因而我们认为对党史和军史中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关于西路军失败定性的修正，是在没有全面、客观、公正地对现存的全部西路军的文献档案资料和当时国内外形势及党内斗争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因而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草率的。如果此端一开，任何人根据需要就可以“戏说”历史，从历史中寻找维护自己政治利益的工具，糟蹋的是我们的党史和军史，损害的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七十五年过去了。当年西路军在河西战场上响彻云霄的金戈铁马声早已淡去，浴血奋战的硝烟也已散尽，西路军悲壮的征战已经汇入历史的长河，正在离我们渐渐远去。但是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碧血染黄沙，白骨筑青山”的革命斗争精神却长留于天地之间。七十五年的风云动荡，大浪淘沙，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亦然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史册上熠熠生辉，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通过前文的考证我们知道，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正确的。中央在做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个结论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斗争精神。西路军并不因为曾经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就消弱了她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地位，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他们在雪山戈壁间进行的悲壮战斗，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具有的气壮山河的斗志豪情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西路军有七千余名指战员在河西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被俘的九千二百余名指战员中又有五千六百余人被虐杀，尚有四千七百余人辗转往复回到延安，还有四千余人则流落民间。每当想起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悲壮人生，这种沉痛和忧伤的感觉就会涌上我们的心头。

     如果中央当年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错误的，当然应该加以纠正，恢复其本来面目。可是就目前已经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还不能推翻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当为西路军翻案的波涛滚滚而来的时候，那些身居要职的若干当事人是这股翻案风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为他们服务的研究人员则成为这股翻案风的“吹鼓手”。这些人是可以查阅中央档案馆中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的，他们自然明白其中的奥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仍然作了锲而不舍的努力，并且取得了重要成果，也就是在党史和军史及一九九一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中修改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

    我们前面虽然对西路军问题作了大量的考证，但是我们可以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西路军的档案文献资料尚未全部公布的情况下，笼罩在西路军问题上的阴霾会依然存在。由此反映出当今中国理论界和史学界的严峻状况，在历史研究中缺乏理性批判的强大力量，而是存在浓厚的功利色彩，人们尚难以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西路军问题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历史的研究仍然受到人为的干涉和制约，这不禁令我们对这种历史研究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深感忧虑。这是让我们慨叹和忧思不已的客观事实。

    有人认为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给西路军“扣上”的，似乎只有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才能凸显西路军的光荣与伟大，因而对烈士最好的怀念就是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

    我们认为对西路军烈士最好的怀念就是依据现存的档案文献资料，从历史的角度不仅立足于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也要从苏联、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四大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实际出发，通过历史的考察找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汲取西路军失败的沉痛教训，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这是我们对西路军指战员最好的怀念。

    如果违背历史事实，处心积虑地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这样不仅歪曲了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同时也亵渎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河西英勇奋战的斗争精神，使在河西牺牲的先烈即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也会死不瞑目，抱恨终天。这才是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英雄事绩和革命精神的严重损害。

    写罢此文，已至深夜。步出斗室，心潮起伏，流连徘徊，夜不能寐。遥望深邃的夜空，皓月隐退，繁星缀天。回想起七十五年前在河西戈壁大漠中奋战的广大西路军指战员，对他们最好的怀念，就是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使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永远成为历史的鉴戒，而不要在将来以任何方式重演。

    我们相信：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但那个时候我已幸福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恩格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