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成为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导火线。

    我们知道西洞堡战斗，是西路军成军以来第一次给予马家军团级建制部队以歼灭性打击的战例，也是战场缴获最多的一个战例。这一次战斗的胜利，在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有人认为，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对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决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主张这种说法的人没有对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行动方针上的决策变化进行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单从一月二十七日西洞堡战斗胜利后，西路军就由东进转为西退，重返倪家营子的表象中就轻易作出了西洞堡战斗在西路军领导人决策西路军行动方针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判断，这样就过高估计了西洞堡战斗在西路军领导人决策西路军行动方针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经过分析后认为，西洞堡战斗的胜利是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导火线，而不是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决定性原因。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一月二十四日致军委电报中就已经对东进产生了动摇。这种动摇的标志就是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提出了西路军根据面临的实际情况可能继续西退或向宁夏、青海发展的主张。从电报中我们看到动摇的原因是因为当时马家军骑兵已经拦头，而且西路军行动笨重，已经失去先机。但是我们可以设想，由于西路军仍然具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这在当时还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在东进过程中西路军还是有实力和马家军作战的。西路军东进行动笨重还可以轻装嘛！马家军步兵被甩在西路军的后头，就是拦头的骑兵力量也不是很大嘛！因而我们判断单纯这个因素是不足以致使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产生动摇的。

    既然单凭敌人拦头和西路军行动笨重尚不足以致使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行动方针产生动摇，那么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行动方针产生动摇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这个原因我们也就只能从西路军领导人（过河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自甘南以来对东进西退认识的历史发展演变中去寻找。

    我们看到在甘南的时候，他们就有向河西发展的意向。大会师后由于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在河东急速向北推进，严重影响到宁夏战役的执行。为击破南敌，中央要求以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而他们却在张国焘的授意下不但命令九军渡过了黄河，随后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过河后又是他们首先提出向西退却的要求，在中央征求西路军领导人东返河东的意见时，他们又一致主张西退，认为西退比东进更有利，从而放弃了两次东返河东的机会。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主张的西退，并非是处于一时的心血来潮，为了克服当前困难的权宜之计，而是执意于西退的。这就使我们很难排除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对他们的这种执意西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因为西退不仅可以打通苏联联系，能够获得苏联援助，而且还可以通过建立河西根据地，开创河西斗争新局面，因而从主观上说西路军领导人还是希望通过西退为西路军的生存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在甘西的发展虽然遭遇巨大挫折，但是西路军毕竟已给予马家军以重大打击，况且在西路军深入甘西，离新疆的距离越来越近的情况下，他们不忍心放弃他们西退以来的所得，在负出沉重代价而又没有收获的境况下返回河东。这样在高台陷落给西路军领导人造成的阴影渐渐淡去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离开甘西返回河东的意志就又出现了动摇。

    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使西路军领导人觉得仍然存在通过歼灭敌人打通远方联系的希望，这进一步坚定了西路军领导人西退的决心，成为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进西退动摇的关健时刻改变行动方针的重要推动力。因而我们说西洞堡战斗的胜利恰恰是在西路军领导人动摇的紧要关头成为他们由东进变为西退的导火线。

    由以上我们对西洞堡歼灭战的评析中可以看到，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提出东进返回河东的要求，在得到中央批准后，他们又产生了动摇。就在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动摇的关健时刻，他们适时抓住战机，给予马家军青海宪兵团以歼灭性打击，取得了西洞堡战斗的胜利。而这次战斗的胜利也就成为西路军领导人摆脱动摇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导火线。

    6、西路军领导人停止东进，决定西退，西路军失去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西路军领导人在一月二十四日致军委电报中就对东进表现出了动摇。这种动摇的标志就是在继续表示东进的情况下，他们又提出了西退和向宁夏、青海行动的主张。当时他们也没有具体确定向什么方向行动，而是表示要对各个方向面临的敌情进行比较后再决定行动的方向。就在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还是西退动摇的关健时刻，西路军取得了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而这次战斗的胜利也就成为西路军领导人决定西路军停止东进转而西退的导火线。

    （1）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主张西路军停止东进继续西退。

    下面我们首先引用一段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的回忆。

    在西洞堡歼灭战胜利后，西路军洋溢在一片喜悦的氛围中，当时全军上下摩拳擦掌，准备东进，与河东红军会师。据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回忆：“……但却一直不见出发的命令。我纳闷，为什么不趁胜利的机会，迅速甩开敌人？原来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原先也让我参加的。我去迟了。一进总部住的院子，就听见陈昌浩同志正在大声地讲话：‘……主力，装备好，战斗力强，被我们敲掉了，这一仗打得好，这意谓着什么呢？这就是说，目前敌我力量已经起了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西进对我有利，我们要重回到倪家营子去，占领甘西。我们要……。’这些话象一瓢冷水泼到我的身上，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我刚走到会议室门口，军政委员们便纷纷离座往外走了。‘世才同志，你来啦！坐下谈。’陈昌浩主席笑着说。我急忙上去和他握手。我环顾室内，凳子乱七八糟的摆了一地。徐总指挥坐在墙角处低头不语，右手托着钢头瓷嘴的小旱烟锅，吧嗒吧嗒地吸着，竹竿烟管上还拴着那个沾着油泥的旧黑布烟包。陈昌浩主席继续对我说：‘你们打得好，消灭了马步青匪帮的主力撒拉宪兵团。我们要继续向西打……。’不用再听，我就知道底下的话是什么。我有心要说几句，又一想，既然军政委员会已经作出决议，我再说还能有什么作用。等他讲完话，我就告辞了。”[285]

    从程世才的回忆看，当时陈昌浩在西洞堡歼灭战后，是极力主张西路军停止东进，转向西退的。而他显然是反对陈昌浩的西退主张的，但是鉴于在陈昌浩的鼓动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已经通过了西退的行动方针，他也只好服从，没有再说什么。程世才在回忆录中对这一小节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冲昏头脑的胜利”，就足以说明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使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对河西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种错误的判断导致了错误的决策，这种错误的决策导致西路军停止东进，转向西退，从而注定了西路军最终失败的命运。

    当然，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程世才还是高估了西洞堡战斗胜利对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在决定西路军行动方针变化中的作用。因为程世才不知道西路军领导人在西洞堡战斗前就已经对西路军东进产生了动摇，也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不便于说）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从甘南以来就一直执意于西退，而这些因素才是西路军领导人决定西路军由东进转向西退的内在动因。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充其量不过是西路军由东进转向西退的导火线而已。

    在程世才的回忆中虽然提到了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但是他没有说徐向前在这次西路军行动方针转变中是什么态度。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徐向前在西路军行动方针转变过程中持什么态度。

    （2）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对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持赞成态度，或者至少没有反对。

    下面我们再来引用一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对当时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回忆。

    徐向前回忆道：“马步芳、马步青发现我军收缩兵力，企图东进，乃火速集兵，倾巢出犯。从一月下旬起，敌人先后出动的兵力，计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一个手枪团、一个宪兵团，另有甘、青两省的大量反动民团，共七万余人。二十七日，我三十军在西洞堡地区溃敌骑兵旅，歼敌宪兵团，缴枪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但因东面敌人重兵防堵，决战不利，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二月一日，数万敌军向倪家营子发起猛烈进攻。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创造东进有利条件，我军顽强拒守，以寡击众，实行决战防御。在倪家营子地区，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历时四十天的血战。”[286]

    从徐向前这段回忆中看，当时进行围堵的七万多马家军是不是在同一时间将这七万多人一起压向西路军呢?显然不是，如果那样的话，西路军根本就难以冲出重围，又何谈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

    徐向前这段回忆中令人惊奇的地方是，他对于西洞堡歼灭战和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一笔带过，不但没有作任何评论，而且就连当时决策的过程也没有叙述，这是令人感到意外的。

    我们知道，西洞堡歼灭战，是西路军战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建制消灭马家军团级部队的战斗，也是西路军战史上作战缴获最多的一次，是西路军战史上的一个亮点。按说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不但应该从当事人的角度对这次歼灭战有一个阐述，而且还要对这次战斗从发现战机，进行决策，到部署作战，以及这次战斗在西路军战史上的地位，对西路军以后发展起了怎样的作用，进行必要的点评，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徐向前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是发人深思的。

    通过前文程世才的回忆我们知道，西洞堡歼灭战后，在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前夕，西路军领导人曾召开了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程世才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因为他是红三十军的代军长才破格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去得迟了，没有赶上参加会议。因而在他的回忆中没有这次会议对行动方针讨论的情况。而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却仅以“因东面敌人重兵防堵，决战不利，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这样一笔轻轻带过，这样就避开了西路军领导人及军政委员会对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在决策过程中真实内幕的披露。因为徐向前是仅次于陈昌浩的西路军第二号领导人，是不可能不知道决策内幕的。在西路军行动方针的转变上，陈昌浩应该首先征求作为西路军第二号领导人徐向前的意见，然后再开军政委员会常委会，在常委会通过以后再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当然也有可能把常委会和军政委员会会议合并成一个会议来召开。不论怎样，作为西路军中仅次于陈昌浩的第二位领导人，他应该知道这次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决策的内幕。

    由于这次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直接注定了西路军失败的命运，因而这次西路军行动方针的转变在西路军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徐向前作为当事人如果把当时真实的过程如实记录下来，不仅会弄清当时西路军行动方针转变的内幕，而且还有利于后人对这段历史作出客观的评价。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徐向前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正是由于这次西路军的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才最终注定了西路军的败局。可是就在徐向前对西路军这次行动方针转变的回忆中，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我们从下文引用的徐向前回忆中可以看到当陈昌浩命令西路军从威狄堡重返倪家营子时，他是持反对态度的。这就不禁使我们感到奇怪，为什么在西路军两次重返倪家营子问题上徐向前在回忆中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从威狄堡返回倪家营子时，他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从龙首堡（西洞堡）返回倪家营子时，他却回避了自己的真实态度呢？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徐向前对从龙首堡（西洞堡）返回倪家营子持反对态度，正如下文我们要看到的西路军突围到威狄堡时他坚决反对重返倪家营子一样，那么徐向前是没有必要对此持缄默态度的。因而我们判断如果徐向前在当时坚决反对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话，那么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就会象他在陈昌浩命令西路军从威狄堡返回倪家营子时他坚决反对一样，会将他当时的态度予以说明的，而没有必要采取回避态度。他没有作出这样的说明也就在客观上表明他当时没有对此加以反对。这样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既不愿意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又不愿意歪曲历史真相，因而就干脆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关健时刻，徐向前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而是保持沉默或赞成态度。

    （3）西路军决定停止东进，实施西退，重返倪家营子。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赞成或主张西退的，随后他们将西退的主张上报军委。

    一月二十七日二十一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军委主席团万万火急的电报：

    甲、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不利，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

    乙、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287]

    在这封电报中，西路军领导人报告军委西路军停止东进，实施西退。这封电报是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这说明停止东进，实施西退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集体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