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讲得比较含蓄，由于马家军已居东边有了防备，马上东进是不利的，应该在甘州以西周转一个时期，然后寻机破敌。如果我们向东进，遇到阻碍能不能在这个地区周转一时呢？东进的话，既然难以获得外来援助，可否再由新疆方面从苏联获得援助呢?

    由此看来，西路军领导人还是希望通过西退打通苏联联系来获得援助的。西路军领导人要求军委今夜回电，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军委对西路军这个电报的复电。不过，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分析军委对西路军西退的态度，既然军委已经于一月二十四日授予西路军领导人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就是军委对他们的西退有不同看法，一般来说也只好同意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

    一月二十八日二十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东进至山丹之沙河堡，敌集中防堵，又不能东进，在该地回旋一时期，相机消灭敌人。近日打一胜仗，缴枪二百余枝。（并告彭、任）”[288]毛泽东向周恩来、博古通报了西路军西退的决定。从这个电报中也可以看出是西路军领导人而非中央作出的西退决定。

    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最终作出了停止东进，实施西退的决定。而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也正是这个决定最终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4）对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评析。

    我们知道，西路军要想在河西生存下去，就必须建立根据地，而消灭敌人才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只有歼灭战才是消灭敌人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西路军只有通过打歼灭战，才能有效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否则西路军就很难在河西生存下去。

    我们看到，青海宪兵团的装备确实不错，陈昌浩在这一点上说得不差。但要说青海宪兵团的战斗力强，则是陈昌浩的误判。青海宪兵团被给予歼灭性打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敌人，但是敌我力量对比尚未发生变化。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青海宪兵团被给予歼灭性打击确实有不少偶然性因素，难以引为常例。这个歼灭战的胜利是西路军领导人抓住了战机，而并非西路军领导人和红三十军指挥员创造了战机取得的。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不能创造战机，象这样带有偶然性的战机，以后也不会经常遇到。他们在作战方法上，也没有证据表明有了根本性转变。这样西路军就不得不象以前那样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就是这种作战方式，也会把西路军拖向失败的。

    以前在兵力充足的时候，没有打成歼灭战，这到底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上的问题，还是由于河西的地形、敌情的限制难以打成歼灭战呢？

    如果是由于河西的地形、敌情限制难以打成歼灭战，那么在西路军蒙受巨大损失，士气遭到重创，兵力锐减的情况下，就根本不可能再打成歼灭战了。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只有尽快尽早脱离河西，否则就难以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

    如果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的问题，那就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认真分析。西路军当时虽然有一万四千人，作战部队却仅有六千人。在马家军众兵云集的情况下，因为调动、牵制、阻击敌人需要兵力，而打歼灭战则又需要集中比被歼灭的敌人多三倍到四倍的兵力，这样在打歼灭战方面确实显得兵力不足。虽然现在打了一个歼灭战，但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自身因为遭受了巨大损失，兵力锐减，打歼灭战的条件逐渐失去的情况下，以后还能不能通过与敌周旋，创造条件，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呢？如果没有，那就应该及早东进，撤离河西。

    这个时候，西路军已经在河西转战了三个月，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对西路军在河西作战的未来发展状况有一个清醒地认识，从而对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作出一个理性的判断。

    我们知道，马家军包括正规军和民团，民团的战斗力远逊于正规军，因而在评析的时候，我们不能笼统地把马家军的民团等同于其正规军。我们要把参加作战的马家军与担任守备任务的马家军区分开来，再把作战过程中直接投入战场的马家军与作为预备力量的马家军区分开来，也要把直接投入战场的马家军中的正规军与其民团区分开来。这样看来，西路军在正面战场上直接面对的敌我力量对比要比河西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小得多。从徐向前上文的回忆中我们看到，马家军当时倾巢而动，集中了七万多人围追堵截西路军。但是这七万人并不是一下子都推到与西路军作战的战场上去的。既有担任地方守备的部队，也有轮换休整的部队，还有在战场上的预备队，因而西路军在正面战场上面临的马家军比按河西地区西路军与马家军总兵力的比例要低得多。这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当时西路军有一万四千人，而战斗部队也有近六千人，这仍然是一支可观的力量。马家军要想通过一次歼灭性的战斗来将西路军消灭掉，就必须集中比西路军多三倍的兵力，也就是要一次集中四万以上的兵力才能完成对西路军的包围。

    由于马家军民团与其正规军战斗力的巨大差距，因而在这四万兵力中马家军正规军要占三分之二以上，否则既使包围了也难以把西路军歼灭掉。而要一次集中三分之二以上的马家军正规部队，也就是要集中二万七千马家军才能将西路军在完成分割包围后歼灭掉。我们知道，马家军正规军总共才三万余人，要是一次集结两万七千人的正规军，这实际上就是把马家军的“老本”都用上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马家军防守的地域广大，在地方毕竟还要有一定的守备部队。虽然马家军正规军有不少骑兵，但骑兵约占其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马家军一次也只能是集结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骑兵进行拦头，当时西路军正在东进中，还有不少马家军的步兵被甩在了后面，因而我们认为马家军想靠这一部分骑兵通过拦头来挡住西路军东进是非常困难的。马家军步兵所占地域广大，兵力集结起来，行动迟缓。而西路军则是在运动中，或快或慢，善于反击，以多变之战术，迟滞马家军，为东进争取时间，创造条件。只要西路军全军指战员抱定拚死作战的决心，是可以冲破马家军的拦截，突出重围返回河东的。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西路军领导人当时坚决东进，单从马家军集结的兵力上考虑，马家军也是不可能将西路军包围歼灭掉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西路军向马家军的腹地西宁地区进发，威胁到马家军的生命线，马家军才会与西路军拚命，否则的话，甘、青二马不会将他们的全部力量都用在与西路军的对拚上。特别是在西路军东进，对他们的威胁日渐减小而又具有相当实力的情况下。

    甘、青二马可以从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下场中得到教训。如果马家军在与西路军的对拚中消耗待尽，蒋介石的中央军则随时可能开过黄河，接管河西，他们的“土皇帝”也就坐到头了。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在西路军就要脱离他们的地盘而且尚有相当战斗力的情况下，他们在围追堵截中是不会将自己的部队全部用上去的。这就客观上成为西路军东进的有利条件。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没有看清楚这一点。

    我们从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的电报中看到，西路军当时有一万四千人，作战部队有六千人，剩下的八千人中除去老弱病残和妇女、小孩子以外，还是可以从中抽出三四千人来经过临时突击训练充实到作战部队的。因为这些人长期随军转战，毕竟也经过了不少战斗，还是有一定的作战经历的。这样就可以至少使作战部队增加三分之一的力量。同时，西路军当时行动笨重，西路军领导人就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必然要在东进过程中贻误战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就要抛弃那些坛坛罐罐，将不能随军急行军的人员安置在民间。这样不但可以提高西路军的机动性和作战能力，而且还可以加快西路军的东进速度，为东进创造先机。当然将不能随同急行军的人员安置在民间是不忍心的，因为失去了主力部队的保护，这些人就很难逃脱马家军的屠戮。但这是为大局所作出的必要牺牲，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会遭遇更大的牺牲，乃至于全军覆没。西路军领导人一再强调战斗人员仅占其兵力的五分之二，作战部队人员不足，西路军行动笨重，而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乃至于企图用转变行动方向来回避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他们决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当时西路军刚刚结束了西洞堡战斗，给马家军青海宪兵团一个歼灭性打击，挫了马家军的气焰，这就使得马家军在追击西路军的时候，不得不敛起锋芒，不敢擅自脱离其主力，对西路军猖狂进攻。同时，也提高了西路军的士气，大大激发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同马家军作战的信心和勇气，又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这样就为西路军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路军虽然已是疲惫之师，且弹药物资缺乏，但是西路军毕竟还有较大的兵力，在东进过程中，经过广泛动员，使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树立人人拚死决战的决心，注意集中而不分散兵力，而且适时调敌、迷敌，声东击西，不要一味退却，与敌避战，而要适度反击，利用有利时机杀敌人一个“回马枪”，为东进创造有利条件。

    西路军东进还存在有利条件。河西只有杨德亮一个补充旅，也难以给西路军造成大的妨碍。同时，中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于学忠将在西路军渡河时给予他们帮助，中央也将派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到靖远河边去接他们渡河，据调查黄河在靖远河段也将在一个月后解冰，这些就构成他们渡河的有利条件。

    另外，在西路军西退的时候，马步青曾有意和西路军搞统战关系，西路军路过凉州时，马步青龟缩凉州不出，西路军绕城而过。因而，我们看到由于以前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在红军尚有相当战斗力的情况下脱离他的防区，返回河东，从保存实力计，一般情况下他也不会攻击，更不会凭死力围堵西路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西洞堡战斗后，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进还是西退行动方针的确定上出现了严重失误：

    这种失误的表现之一：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路军继续西退后是可以以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从西路军目前所具有的实力出发，根据甘西地区面临的地形和敌情，结合以前西路军在甘西作战的经验教训，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对此作出理性的判断，西路军打歼灭战的条件已经失去。我们看到，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后，在马家军的进攻下，始终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作战方式，在这里又激战了二十天。在耗尽了西路军的力量后，不得已时才向祁连山突围，在突围过程中被冲跨，最后失败。这说明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继续西退后在作战方式的判断上出现了严重失误。从他们决定继续西退来看，显然他们认为是能够改变以前作战方面的不足，西路军是可以打歼灭战的。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正是这种错误的判断，才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错误的决策。也正是这种错误的决策才给西路军带来了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这种失误的表现之二：西路军领导人认为继续西退可以避免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命运，而东进在马家军的围堵下不但可能遭受巨大损失，甚至可能导致全军覆没的命运，西退要比东进前途光明。当时西路军还有一万四千的兵力，在西路军东进过程中，马家军尚难以通过集结优势的兵力将西路军歼灭掉。西路军通过压缩后勤机关人员还可以为作战部队充实三分之一的力量，扔掉坛坛罐罐，将老弱病残安置民间，可以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和行进速度。在西路军尚具有相当战斗力而又脱离马家军地盘的情况下，西路军只要人人树立拚死作战的决心，不要一味避敌，而要与敌进行周旋，迷敌，善杀“回马枪”，甘、青二马从自身利益计是不会对西路军穷追猛打的。西路军东进就面临一个杨德亮补充旅，也难以给西路军造成大的妨碍，同时东进渡河还可以得到东北军协助和河东红军的接应。当时西路军又打了一个西洞堡歼灭战，为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置这些有利条件于不顾，最终选择了西退，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当时他们选择西退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一个半月后西路军会近乎全军覆没，而是对西退抱有希望，反而对东进顾虑重重，担心遭遇全军覆没的悲剧。事实证明正是这种错误的判断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而这种错误的选择最终决定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我们可以设想，当时西路军有一万四千人，就是在东进过程中损失五六千人，还可以保存八九千人，骨干尚存，更不会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拚死作战以求东进的决心，在西路军生死危亡的关健时刻，他们将西路军的行动方针由东进变为西退，最后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他们很大的失策。

    7、重返倪家营子后，围绕西路军是独立战胜甘、青二马还是河东增援问题(具体表现在红四军、三十一军的增援上)及西路军行动方针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在东进和西退路线认识上的分歧所致。

    西路军于一月二十八日重返倪家营子，在这里西路军又经历了一场历时二十八天的血战。中间曾经向威狄堡转移，但第二天又返了回来。直到二月二十七日从倪家营子突围，经沙河堡、三道流（柳）沟和梨园堡，向祁连山中转移，最后于三月中旬失败。

    现在我们先分析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后至突围到威狄堡之前（一月二十日至二月二十一日）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的状况。由于这个时期中央和西路军之间来往的不少电报没有公开，因而我们只能根据业已公开的电报进行分析，从公开的电报中来探究前后电报之间的关系。通过双方来往的电报，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西路军领导人是依靠自我奋斗还是河东红军援助，而河东红军的援助主要表现在西路军领导人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建上。另外一个方面的分歧是表现在西路军行动方针，是继续西退还有向青海发展上。这种分歧逐渐尖锐且已具有党内路线斗争的色彩。

    下面我们就通过对已经公开的双方来往的电报来分析这个问题。

    二月一日二十时，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联名致电军委：

    （一）为调动敌人寻机灭敌，全路军于二十八日晚移沙河堡东二十里之倪家营，贸易好，粮可吃半个月，群众条件亦好。

    （二）敌马禄旅因损失大，已在山丹、永昌补充后再来。祁旅守凉州，元海、起功四个团在我西南。马彪、马朴两骑旅在我东北附近，各加步骑民团。今昨两日炮战，掩护进犯，均被击退，敌伤亡六百，我亦四百。堡寨密联，我火力太弱，灭之不易。

    （三）我们决集力击敌，并争取时间休整，敌力求与我速战，弱点多，现正在以全军从战术、政治、群众灭敌，用后方游击战来战胜敌人。但我人、物补充困难，故感灭敌困难。

    （四）各方情况如何报告。[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