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首先向军委报告了西路军于一月二十八日又重新回到了倪家营子,倪家营子的贸易状况不错,粮食可以吃半个月,群众条件也好。接着又汇报了西路军与马家军交战的情况,并报告了西路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针对敌人要求与西路军速战,弱点多的有利条件,西路军要在这里经过休整,做好群众工作,动员群众用游击战来战胜敌人。开展政治工作,进行战术革新,以便集中力量与敌作战。但是最后则强调了人、物补充困难,流露出向中央寻求援助的苗头。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虽然强调要集中兵力进行灭敌,实际上在整个倪家营子战斗期间始终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尚未发现军委对西路军这封电报的回电。我们再来看下一封电报。
二月七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及军政会致军委:
(一)敌因伤亡较大,补充较前困难,只因马禄骑旅实伤亡一千四百二十二人,迭电彪、海勿破攻。采取围困敌人方法,坚壁清野,迫敌运动,以求决战。我因地形、堡寨、弹药、人员限制,敌不外出,亦难凭之袭攻。现正乘机深入训练,部队极旺,虽处境极困,然精神振奋,无一逃亡,妇孩均习操,实地战斗。直属队大加轻便,只彩号残废二千为重,补充扩充无法。各地反马情绪甚高,群众极好,上层分子及哥老会暗助红军。现正广泛运用抗日反马统一战线,白区工作甚易,正建立中。为长久根本之计,当在奠定甘北抗日根据地,接通新苏区,必速灭“二马”,始能实现。以目前情况力量估计:
1、西路军单独在洪水、高台行动,到一月至二月,争取消灭敌一部,但欲迅速与彻底灭之尚属不易,这不能不使西进困难。
2、目前东进,在击敌有利条件下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反长“二马”之力,尔后击之更加不利。
3、我处倪家营到洪水约一九○里,沿途粮房便利。洪水到北大通三六○里路,并需三天露营。北大通粮多河大,正月底开冰。……西宁一路人众粮多,酌路不便于大队齐进,非万分必要时,不采用。
(二)西路军暂在原地区行动,重要的是灭敌西进,不过目前实难实现,还须由抗日方面给敌实际威胁,以分散敌力,使我方击之更易,或在可能条件下,以四军一部西进夹击,则加速歼灭该敌。否则,不但对西路军,而且对整个抗日局面均有妨碍。”[290]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形势总的来看是乐观的。在电报中反映当时部队已经轻装,西路军正在加紧训练,士气极旺,在当地获得了群众和上层人物的支持,正在广泛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电报中我们也看到在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后,由于前一段时间作战马家军受损严重,也急待休整补充,因而对西路军暂时停止了进攻,采取了守势,将西路军围困起来。但是由于西路军没有脱离马家军的地盘,而是仍然在其地盘上逗留,这也就决定了的马家军这种守势不会长久,很快就会转为大规模的进攻。在这种进攻面前西路军领导人采取何种方式打破马家军的进攻呢?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提出了西路军的行动计划:
一是一至二月份西路军在洪水、高台一带周转一时,灭敌一部,但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很难。这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不再轻视马家军的战斗力了,也认识到如果西路军不消灭马家军就会给西退造成困难。这表明西路军领导人比高台陷落前的认识深入了。
二是在击敌有利条件下容易实现东进。电报中说的“延搁根本大计”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认为这是指西退打通苏联联系,获得苏联援助这件事。也就是说尽管在当时情况下,东进较易做到,但是如果放弃打通苏联联系,获得援助这件事,况且在已经给二马造成重大打击的条件下返回河东,就会助长二马气焰,以后打击二马就会更为不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路军领导人还是不愿意放弃西退主张,还是执意于打通苏联,获得援助的,而对东进却持消极态度。这里关健是西路军在当时情况下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打通苏联后苏联又能否及时对西路军提供援助,显然西路军领导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判断出现了失误。而这种判断的失误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在行动方针上的错误决策,最终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三是西路军领导人鉴于洪水、北大通一带粮房不缺,从电报中看他们有要西路军向北大通乃至西宁行动的迹象。
西路军领导人最后在电报中表明了西路军在这里行动的目的就是要灭敌西进。但是要灭敌西进,必须由河东抗日统一战线方面给甘、青二马以威胁,分散其兵力,或者调红四军西渡与西路军一块夹击马家军。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是执意于西退的,而对东进却仍然表现淡然。不过,他们又认为单靠西路军难以完成西退打通苏联的任务,因而要求河东红军提供帮助。在继续西退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又提出了向大通、西宁发展的提议。但是军委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现在尚未发现军委的复电,但是我们可以从下面西路军发给党中央的这封电报中可以推测出当时军委对西路军领导人提出了批评。我们看下面西路军领导人发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这封电报。
二月十三日二十四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党中央:
党中央:
(一)关于此方针,我实情已经屡电详陈军委,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苦心孤诣,消灭敌人的决心是任何时候没有动摇的,但战胜敌人仍须决定于敌我之武装力量,主力如不够时,必须另想办法。正如五次围剿未能冲破,结果仍须退出中央苏区。并不是我们无决心战胜敌人,而是由于当时新的情况,根据地不能不如此干去,更为有利于全局。
(二)“二马”与我拚战甚坚决,是南京有人暗中支使,利用蒋、顾借口,不能推辞。请详考虑。
(三)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既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拚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
(四)此上提议极重要,提出讨论并速复军政委员会。”[291]
我们看到这封电报拍发的方式比较独特,以往电报一般是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拍发给军委的,而这封电报却是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绕过军委直接拍发给党中央的。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在军委收到西路军领导人及军政会二月七日电报后曾有一封复电给西路军,对西路军领导人提出了批评,指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以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决心,而是依靠外力帮助,因而招致了西路军领导人的不满,他们就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集体的名义绕过军委直接致电党中央进行申诉,以证明军委对他们的批评是错误的。
西路军领导人首先在电报中向中央申明西路军全体指战员消灭敌人的决心是任何时候没有动摇的。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在电报中首先声明这一条,就是因为在军委致西路军的复电中对西路军领导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所以他们在这封申诉电中首先作出了声明。然后,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就进一步说,战胜敌人取决于敌我力量之对比,也就是说之所以以前的仗打得不好,那是因为西路军兵力不足的缘故。为了说明这个论点,西路军领导人又把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提了出来。并且说并不是我们无心战胜敌人,实在是兵力不足完不成任务。西路军领导人又说根据我们详细考虑并总结百余日中河西苦战的教训,红四军、三十一军如果不归还建制,是无法完成西退任务的。
至于电报中提到的二马拚战坚决是由于南京有人暗中支持一事,这并不是什么隐密的事,也不能说明西路军领导人有什么先见之明。中央虽然要求南京政府约束二马,向二马施加压力,但是能不能起到作用,中央也是没有把握的。从大局计,中央还是不能因为南京政府不能约束二马进攻西路军就与南京政府关系破裂,也不能因为甘、青二马没有停止进攻西路军就贸然出兵河西,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也并没有更好的办法,也是感到无可奈何的。
至于说西路军要转移到大通、西宁一带,大通、西宁一带是马步芳的老巢,是青马的生命线,如果西路军到了那里,势必会导致马步芳集结全力与西路军决战,而西路军以当时所拥有的兵力能不能顶得住马家军的进攻,有把握在和马家军的决战中取得胜利呢?我们可以从长征期间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为了夺取川军的生命线—成都平原,从而引发了南下红军与川军的决战,以百丈战斗的失利为标志南下红军由进攻转入防御,最终遭到失败中得到启示。
电报最后说因为拚战而不能战胜敌人,持久消耗是不利的。这表明西路军领导人认识到了和敌人进行阵地战和拚消耗造成的危害,但是在电报中他们这样讲的用意是为了向中央说明他们兵力的不足,而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增援西路军,因而我们对他们是否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表示疑虑。
二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联名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军委委员会:
(一)同意你们春暖以前在抚临地区寻机破敌的意见,争取在春暖以后向肃州、安西行动。
(二)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意停止“二马”向你们的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的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例如,你们有一次缴获敌人二百余枪,这样的胜仗多打几个,则情况便起大的变化,此外不能有任何别的方针。中央苏区突围如果不能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便不能达到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开展新局面的目的。
(三)作战行动时注意,集中兵力包围消灭(敌人)的方法,切忌准备不充分,分散兵力与仅仅击溃敌人的打法。总之你们应在一切可能中寻求取得决定胜利的道路,而坚决抛弃过去作战上的主观弱点。
(四)你们的政治纪律,究竟有无确定的基本上的转变没有呢?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与群众的关系不好,究竟实况如何呢?
(五)你们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六)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战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尔后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
(七)上面提出的问题,请你们明确答复我们。”[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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