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2月7日晚8时，家里电话如平常一般“嘟嘟嘟嘟……”欢叫起来，拿起话简便传出一口略带激动情绪的四川腔女音：“安主任，您好！”噢！原来是红西路军女战士张庭福的大女儿黄新秀。接着，黄大姐明显激动地说要代表母亲报告有关她个人的真实情况。

    难道张庭福同志本人以前向组织汇报的情况有假吗？还是让我们先看一下20年前张老如何向组织报告她是怎样度过革命峥嵘岁月的。1986年夏，组织安排我这个党史工作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具体负责与各地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联系收集史料。两个多月后，收到张老前辈的回信“甘肃省张掖地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暨亲爱的安永香同志：我叫张庭福，女……1932年参加苏维埃（代表会议形式的人民政权，所管辖区域也称苏区）。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当时正在川东北和陕西南端开辟川陕苏区）在四川通江独立团当号兵，后又调到王坪总医院当看护……出草地我们跟鲁大昌（国民党军队新编第十四师师长，当时在甘肃省南部岷县一带阻挡红军）打了一仗拿下腊子口，过了黄河（指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五、九、三十军及直属部队两万一千八百多名指战员，为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西渡黄河占领景泰一带）我们跟马步芳（时任国民党陆军第100师师长、“西北剿总”第五纵队司令将第二防守区司令、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司令、青海省代理省主席）打仗，从一条山打到古浪、凉州（今武威市）、甘州（今张掖市）一带，由于红五军在高台全军失利后，我三十军在倪家营子（在临泽县南部）打了一场生死仗，打开梨园口进入了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由于战斗残酷，部队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由李先念（当时任红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军事指挥，解放后曾任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给我们开了会，会的大概内容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渡过难关，做出了分散走……的决定，……要我们朝着太阳去找毛主席（即毛泽东，当时在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我们按着政委的话走了七八天，由于敌人封锁严密无法通过，最后又转回祁连山坚持……当时我的脚已冻烂，……为了坚持到底做准备，……搞粮时被敌人发现包围了，被俘后押往青海（省）羊毛厂做苦工。……被抓去当壮丁（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和各地军阀扩充军队主要是在乡村强迫和抓绑青壮年男子增加兵员，老百姓俗称‘抓壮丁’）的黄大明（当时在青海省西宁市马步芳任军长的国民党新二军中当兵）救出，并带我从青海（省）逃到甘肃（省）高台（县）天城（村）他的老家，并以妻子的身份居住下来。在那段时间靠帮人（指给别人家扛长工和打短工）熬尽辛酸，至到1949年解放前夕，在我丈夫的帮助支持下再次走出，找到部队并带领解放军侦察部队邓金山等同志解放了天城。从那以后，我又重新投入革命，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妇联会，清匪反霸，……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任乡支部书记直到1959年……于1960年回到老家四川通江县……1983年、1986年两次来高台县……目前按退休处理……以上是我口叙，我儿记录整理。”此后，我便与张老前辈建立起了通讯联系。

    因我知道，张老患有肺气肿、心脏病和冠心病，便猛地一怔，以为是她突然得了重病或者…？就安慰道：“有啥事你慢慢讲，不要急，怎么想的就怎么说！”随后，她的语气才略为平静了一些。原来，她妈妈张庭福是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熊国炳同志在红军时期的妻子。听到这话后，我又惊又喜。惊的是我怎么已前没有想到呢？喜的是我们又破解了一个红西路军历史之迷。

    同样，让我再给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下熊国炳同志的不平凡经历：

    他于1898年出生在四川省万源县，读了四年私塾（私人开设的家庭小学堂）。16岁娶妻赵氏成家后，以抬滑竿和打短工维持生计。1932年12月，他走上革命道路，先后担任村和乡苏维埃主席。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任全苏区临时革命会委员。中旬，又在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发动群众打土壕分田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建立了23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在4.2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组织起千百个代耕队和割谷队，使农作物获得丰收，保障了600余万军民粮食供给。当时在江西中央苏区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赞扬：“川陕边区农业收成良好。” 8月，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的川陕省在巴中城召开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他代表省苏维埃政府做了工作报告，仍当选为主席。1935年3月下旬，为迎接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离开川陕苏区长征西进。 4月下旬，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随军撤出。他留在家乡未成年的两个儿子残遭敌人杀害，妻子被活活饿死。6月，他们在川西与中央红军会师，见到了毛主席。随后，由于他对张国焘（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者）分裂党和红军的做法表示不满与抵制，被改任名誉主席。这期间，他与中共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张庭福结合。这年冬至第二年春红四方面军南下转战川康地区期间，他但任格勒耶尔考克鲁蒙（即川康边）革命政府副主席。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并肩北上，他到红四方面军后勤部任群众工作部科长。10月，到达甘肃会宁参加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当月下旬，又随部队西渡黄河进军宁夏，在景泰地区参加对国民党骑五师马步青部的作战。十一月上旬，中央决定取消宁夏的行动，将黄河西岸红军改称西路军，承担建立河西抗日根据地和打通国际（指共产国际，是当时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驻在苏联首都莫斯科）路线（指联接贯通已经与苏联建立了抗日统战关系的国民党督办盛世才所控制的新疆省全境）的任务，以增强战略背靠和取得武器援助，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熊国炳成为十一名委员会成员之一。在参与率领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和“二马（指马步芳、马步青两部）”过程中，负责从事地方工作。1937年3月14日下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区中部的石窝山召开会议，决定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副主席徐向前离开部队东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由包括李卓然（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员会常委）、李先念（红三十军政委）和熊国炳在内的八名高级干部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剩余的三千多名指战员分路突围和坚持斗争。他带领二百多名后勤机关人人员编成一个战斗分队向西游击。大部分同志陆续牺牲，他的脚受了伤。大约十日后的一天，他带剩余七名战士又与数十敌骑相遇被抓去，他却机敏地以“伙夫”身份蒙过，又在当地尧熬尔（今裕固族）牧民帮助下脱身。后来展转高台县和酒泉县南部山区一带的几户汉族老乡家藏匿，伤势好转后已身无分文，便前往酒泉城打探消息。由于马家军搜查甚紧，便改名张炳南，与同是四川乡党寡妇白氏成婚，摆小摊暂且掩护。后来愈加艰难，又去玉门油矿买苦力，1948年重返酒泉城。全国解放后，他向人民政府报告登记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红军经历，不久被录用为享受供给制的西峰区政府助理员，积极参加土改反霸斗争，并正式落户城郊黄草乡泉湖村。数年后病逝。而幸存的徐向前、陈明义等战友们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在整理红西路军史料的党史工作者口中得知他分别后的磨难过程。

    曾作为熊国炳在红军时期妻子的张庭福也一直认为，丈夫已牺牲在了祁连山中。虽然天城村离酒泉城仅有七八十公里，不但在解放前的十二年中无缘碰面，而且就是在解放后他俩都分别在相接壤两县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悉心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成为党在基层建立和巩固政权的骨干。并且1950年5月至1955年10月，张庭福所在的高台县划归酒泉分区，作为乡一级领导干部的张庭福曾几次去过酒泉城参加会议，可是就在城郊的熊国炳却未能与张庭福邂逅相遇。1959年4月，熊国炳带着白氏回到四川万源县故乡生活一年多到1960年。同年，张庭福也带着四个子女调回到四川省通江县故乡工作。当年，因白氏不服水土他俩又回到酒泉，万源和通江两地接壤，相见的机遇又擦肩而过。不久，熊国炳旧伤复发离世。近三十年间，从中央到省地县的党政军各单位关于红西路军的书籍和资料中，都是众口一词：熊国炳同志的妻子张庭福是四川省通江县人,曾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她在甘肃省临泽县战斗中牺牲。我也曾数次翻阅张老前辈1986年的来信，心想红西路军女战士中还有两个张庭福，都是通江县人？便再没有多加思索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