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的复电中，首先表示同意西路军在春暖前在抚临地区寻机破敌，春暖后向肃州、安西行动的方针。虽然在二月十三日二十四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党中央电报中没有西路军向肃州、安西行动的内容，但是在以前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电报中则有这方面的内容。因而中央是根据这封电报并结合以前电报中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行动方针来答复西路军领导人及军政委员会的。至于西路军向大通、西宁行动的提议，因为这涉及到西路军行动方针的转变，因而在没有弄清西路军领导人的意图以前，中央持慎重态度，没有轻易表态。因而电询西路军领导人的意图后，再作定夺。而徐向前则在回忆录中说中央不允许他们向大通、西宁方向行动，这显然是对中央的误解。[293]我们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虽然大通、西宁一带粮房较丰，人口较多，但是西路军向大通、西宁行动的前景却并不乐观。

    中央在电报中说如果蒋介石不愿或不能让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不愿主力红军援助西路军，那么就只有依靠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自我奋斗。这里就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虽然中央一再要求蒋介石约束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但是鉴于南京政府和甘、青二马在防范红军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同时甘、青二马又处于维护他们个人利益的需要，如果甘、青二马仍然进攻西路军，中央是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的，因而西路军只有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二马。

    因为从大局计中央也难以因为南京政府没有阻止二马进攻西路军就和南京政府关系破裂，同时如果我党不顾南京政府的反对执意派河东红军主力增援西路军，那么不仅我党刚刚与国民党谈判取得的成果会化为泡影，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河东红军主力增援，国民党军队就会趁红军主力增援之际，重兵压向陕甘宁边区，我党在河东的根据地就会毁于一旦。一旦我党失去了河东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再沿河布防，这样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局限于河西，这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

    正是基于此，中央才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要依赖外力援助，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中央在电报中明确指出了西路军领导人在过去作战中的弱点。这种作战指挥上的弱点如果不改变，西路军就非失败不可。因为处于外线作战主要依靠战场缴获进行补给的西路军是消耗不起的。

    我们看到，中央在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已经反复告诫西路军领导人，要以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法，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不要依靠外力援助。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从西路军自身的实力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现实状况出发，以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法，来布置一切工作和作战事宜，本来是不致于遭到如此巨大的损失，更不会导致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的。特别是在高台陷落前，西路军尚有打歼灭战条件的情况下。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西路军领导人仍然不能正确估计河西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状况，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时候西路军打歼灭战的条件更为困难，而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又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这个时候西路军应该利用西洞堡战斗胜利后的有利时机，凭借西路军还具有相当的战斗力，赶快东进，返回河东。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看到，西路军最终没有返回河东的原因，并不是中央关闭了西路军返回河东的大门，而只能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的主动选择。

    至于西路军的群众纪律，中央对他们的批评也不是空穴来风。在这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由于现在我们尚未获得这方面的资料，因而难以作出进一步的评论。

    人们不禁要问，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政治错误的批评是不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难道是中央利用西路军领导人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无限制地给他们上纲上线施加压力吗？到底是中央为了给西路军领导人施加压力才将当时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的分歧与过去西路军领导人的错误联系在一起的呢，还是本来当时西路军领导人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克服过去的缺点和错误才产生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西路军领导人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到底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对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西北地区发展和建立根据地信心不足，对北上持怀疑态度，因而跟随张国焘南下，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乃至于支持张国焘另立“中央”。

    张国焘路线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主张南下西退。当南下失败，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北上后，这个时候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就突出地表现在西退路线上。而西退路线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对在河东地区建立根据地信心不足，因而才主张将部队拉过黄河向青海、甘肃乃至于新疆地区发展。我们看到主张西退和信心不足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两个基本特点。我们就从这两个基本特点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到底受不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从而来看中央对他们的批评到底是不是合乎实际情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在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区别在于由于河东在经济条件、人口、民情及发展潜力方面远远优越于河西，只有将全党工作的中心放在河东才能对中国的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在抗日战争中才能承担起民族战争的领导重任，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也才能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因而革命的重心必须在河东而不能在河西，这也就决定着红军主力也只能在河东而不能在河西。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则主张党的工作重心在河西，红军主力要向河西发展。我们看到，如果一旦革命的重心放在了河西，那么因为河西地区经济、人口等条件的限制，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限制，国民党一旦将黄河封锁，那么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也就难以越过黄河向河东发展，从而在抗日战争到来的关健时刻我党也就难以承担起民族战争的领导重任，因而也就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发展机会。

    我们看到在坚持向西退却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表现了和张国焘相似的心理。他们率军西渡后，首先提出向甘西进军的建议，而且在中央征求他们东进西退的意见时，他们一致认为西退优于东进，而且自己主动放弃了三次东返的机会。特别是当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失败的迹象已经显现，中央授予他们行动方向自主权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拒绝东返，以致于酿成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张国焘坚持西退路线反对东进路线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悲观估计，产生了在黄河以东中国的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信心的缺乏，因而才产生了向西部退却的行动。

    中央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把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不要放在依靠外力上。而我们却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一再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来支持他们，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这显然是由于他们没有依靠自我奋斗战胜甘、青二马的信心。这在客观上也反映出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理解，也就不可能认识到河东河西在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正是由于河东河西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具有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就必然导致我党将革命发展的重心安排在河东，因而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主体必须在河东而不能在河西，只有河东才是我党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由于战胜甘、青二马信心的不足，因而才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外力援助上，而这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原先设想，一直往西打，打通新疆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杀一个“回马枪”，歼灭马家军。可是由于复杂的内外因素的限制，苏联始终没有给西路军提供所需要的武器装备，这就给没有立足于依靠自我奋斗却将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于获得苏联武器装备的西路军带来了毁灭性灾难。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致使西路军长期滞留于河西走廊，被动应付，直到被打败。

    关于河东红军援助问题，其实中央很早就告诉西路军领导人要他们依靠自我奋斗而不要依靠外力援助。我们看到，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只有河东才是我党发展的重心。西路军已经拉走了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因而从革命发展的大局考虑，也不可能再从河东向河西调遣红军。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河东面临的压力要比河西大得多，当时根本就难以抽出兵力来援助河西。如果将河东红军向河西转移，势必会消弱陕甘宁根据地的防御力量。一旦丧失了陕甘宁根据地，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离开刚刚站稳脚跟的陕北，被压向河西地区，那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反复要求中央要河东红军来援助，同时他们在得不到河东红军援助的情况下，竟然不顾当时革命发展的大局，说什么红四军、三十一军是红四方面军的队伍，就让这两个军来援助我们吧，这不仅表现出他们对战胜敌人信心的缺乏，同时他们狭隘的本位主义的形象也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西路军领导人对河东红军没有及时援助而耿耿于怀的原因就是由于他们没有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倡导的西退路线的区别搞清楚。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坚持西退的主张上和对河西作战的信心不足上和张国焘的看法是一致的。因而中央对他们的批评是确实的，也是必要的。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不是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施加压力，而是西路军领导人当时的认识和作法恰恰是由于没有克服过去的缺点和错误造成的结果。

    可能中央也感到这个电报直指西路军领导人的政治错误，对西路军批评得有些重了，大敌当前，不利于西路军团结对敌，因而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军政委员会诸同志：

    甲、对于你们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是完全了解的，我们无时无刻不想尽方法援助你们，但当援助还不能立即成为有效的事实时，总是鼓励你们，用自力解决难局。

    乙、望告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

    丙、“二马”现有若干，“二马”位置及损失和防线情况，你们位置及行动方向与计划，即告。”[294]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在劝慰西路军领导人，同时鼓励他们奋勇杀敌，提高士气，为改善在甘西的生存条件而奋斗。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后，围绕西路军是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还是在河东红军的援助下战胜敌人以及西路军行动方针问题，西路军领导人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之间产生的矛盾趋于激化，这种矛盾的激化是由于双方对东进和西退路线认识的分歧所致。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他们不仅一再提出要河东红军援助的要求，而且在河东红军难以提供援助，西路军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撤离河西，最终酿成西路军失败的悲剧。

    8、周而复始式的突围—西路军三进倪家营子。

    西路军从一月二十八日返回倪家营子，已经在此拚杀了二十多天。西路军领导人原先设想，西路军西退后，通过与马家军周旋，机动调敌，消灭敌人一部，实现西退。但是自从西路军返回倪家营子以后，在马家军的围困和进攻下，西路军只能是进行防御性的作战，被动应付，根本就难以通过调敌，完成消灭敌人实施西退的任务。徐向前也看到，长此以往，西路军象这样拚杀下去只有全军覆没，于是提议西路军进行转移。徐向前对此回忆道：“我思想上当然也有顾虑，但是，摆脱眼前危险处境的想法，毕竟压倒了一切。我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行动方针，陈昌浩同意。会上，我讲了西路军当前面临的严重不利形势，以及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提出了自救突围东返的主张。大家一致赞成，唯陈昌浩显得必事重重，迟疑不决。二月二十一日，我们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进至威敌（狄）堡地区，又遭到敌堵截。”[295]陈向前在这里说他提出自救突围东返的主张，那么为什么在西洞堡歼灭战后西路军决策停止东进转向西退时，他在回忆中却有意回避呢？这是耐人寻味的。

    西路军从二月二十一日晚从倪家营子突围，往西转移到威狄堡，但是却又于第二天晚上又重新回到倪家营子，这次是西路军三进倪家营子。西路军转移到威狄堡后，又要返回倪家营子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和陈昌浩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徐向前回忆说：“突围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本来就有顾虑。他见部队受阻，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我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他头上有个‘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我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他在军政委员会上，说了些‘形势大好’、‘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反对右倾逃跑’一类的话。那种气氛下面，谁还能唱反调呀！我憋了一肚子气，在会上没有发言。会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296]

    我们从徐向前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意识到西路军死守倪家营子，只能是死路一条，因而是坚决反对西路军从威狄堡重返倪家营子的。徐向前与他在回忆西路军从龙首堡（西洞堡）停止东进转而西退时回避自己在行动方针转变过程中的真实态度不同，这一次他鲜明地表示出自己的反对态度。而陈昌浩则是坚决主张重返倪家营子。由于陈昌浩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第一号领导人，对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具有决定权，因而西路军最终还是执行了他的命令，重新返回了倪家营子。

    当然，我们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无疑徐向前的主张是正确的。尽管西路军本来就不应该在西洞堡战斗胜利后，停止东进，二进倪家营子。但西路军这时从倪家营子突围到威狄堡后，毕竟比返回倪家营子坚守五天后再突围更主动一些，因而这时西路军返回倪家营子是个重大的失策。

    至于徐向前说从倪家营子突围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对此有顾虑，就颇为令人费解。因为早在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军委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就已经授予他们西路军行动方针的自主权。他们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根据所遇敌情的不同情况，有权选择向任何方向行动的自主权。陈昌浩又顾虑什么呢？

    因而我们认为，虽然在反对西路军从威狄堡返回倪家营子方面徐向前是正确的，但是徐向前将陈昌浩要求回到倪家营子的原因归结为是为了执行中央命令，则不免有些失之偏颇。

    我们从下文引用的电报中还可以看到，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转移到威狄堡乃至又返回倪家营子，这完全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的决定，并不是中央要求他们坚守在倪家营子的。当然他们内部可能有不同意见。

    人们不禁要问，陈昌浩到底为什么要求重返倪家营子呢？

    由于没有找到陈昌浩在这方面留下的史料，我们也只能从逻辑上作一些分析和推测。威狄堡固然由于堡寨分散，敌易封锁，但是还可以向别的方向转移嘛！

    鉴于河西走廊的地形特征，向北是大漠，向南是祁连山，西路军当时的发展方向只能是东进或西退。西路军领导人过去确曾提出向宁夏定远营，青海大通、西宁行动的主张，但是主要还是因为向这两个方向进军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有马家军的重重阻挠，特别是大通、西宁是青马的腹心区域，如果占领该地必然会遇到青马的拚命抵抗，迫使青马和西路军进行决战，因而西路军领导人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向两地的进军。由于没有苏联提供援助的确切消息，高台陷落后西退之路已经被马家军封锁，况且高台以西甚荒凉，粮房缺乏，条件极为恶劣，因而西路军难以贸然西退。而东进又因为马家军进行防堵被西路军领导人否决，北面是大漠，这样西路军从保存实力计，也只有向祁连山中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