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阅读当年的电报，我们感到在西路军面临危急的紧要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西路军的安危挂在心头。我们看到，向共产国际提出援助的要求遭到了婉拒，友军也没有主动出兵进行策应，向南京政府寻求帮助，明明知道这是与虎谋皮的行动，但还要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去争取。这时毛泽东的处境是极为艰难的，忧心、焦灼与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停止二马对西路军的攻击，中央也不得不置声誉于不顾使用恐吓的手段来威胁二马，扬言红军主力要向河西进军。同时在河东红军连日常生活费用也倍感拮据地情况下，中央想付出重金来赎买二马以停止他们对西路军的攻击。直到今天，当我们读到这段史实的时候，不禁为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了挽救西路军而进行的努力倍感凄怆，感慨万千。

    10、对倪家营子保卫战的历史评析。

    我们看到，西路军从一月二十八日重返倪家营子，到二月二十七日最终撤离倪家营子，除去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曾短暂突围到威狄堡外，在倪家营子坚守了二十八天。

    倪家营子位于张掖县城以西六七十里，临泽县城以南约三十里远的大沙河东岸。这里地势南高北低，南半部被人们称为上营，北半部称为下营，在上下营之间约十五六里长，三四里宽的地带内，稀稀疏疏地座落着四五十个围子。倪家营子整个村庄并不十分集中，由于其中部分村庄被敌人所占据和割阻，西路军兵力只能是相对地集中。二进倪家营子后，将全军指战员集中在这里，布防于方圆十里之地的四十三个村庄内。根据倪家营子的地形条件，为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西路军将十个团约八千人左右的部队收缩在下营子地区的二十多个村庄和上营子的三个村庄里。以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两军前沿阵地相接，纵深梯次配置，构成一个椭圆形的防御体系，凭寨固守。总直属队和五军剩下的小部分人，驻在下营子中部坚固的村庄内，西路军总指挥部设在下营子中心地带的缪家庄。[319]

    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后，迅速被马家军包围。在马家军的猛烈进攻下，进行的是防御战。虽然当马家军攻入西路军的纵深防御阵地时，西路军实施有力反击，将马家军驱除倪家营子，但却难以改变西路军总体上面临的防御态势。处在马家军包围中的西路军与马家军展开了逐寨逐堡的争夺，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击溃战也打得很少，直到将携带的物资消耗待尽，才被迫突围转移。倪家营子保卫战也耗尽了西路军最后的力量，西路军在这里损失了三四千人，最终奠定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按说亲历过去三个月的征战教训，又有西洞堡战斗刚刚取得的胜利，西路军领导人自然会明白歼灭战在西路军生存中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的战斗又打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呢？

    我们认为，在倪家营子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并非不想打歼灭战，而是当时的诸多条件制约着西路军难以打成歼灭战。这当然与甘西的地形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马家军兵力密集的情况下，如果西路军包围其一部，马家军的骑兵会蜂拥而来，发起集团冲锋，从而将被包围的马家军救出，使西路军失去战机。同时，在马家军众兵云集之下，由于西路军西渡后遭到一连串的损失导致西路军兵力锐减，这样就使得西路军缺乏进行歼灭战所需要的必要兵力。鉴于过去西路军分散驻扎被马家军各个击破的教训，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这个时候西路军也不得不集中驻扎。这样固然集中了兵力，防止了被马家军各个击破，但是却也难以通过两支部队之间的策应，互为掎角，来牵制和调动敌人，丧失了打歼灭战的条件，造成了西路军作战的被动。鉴于河西戈壁旷野的地形特点，在马家军骑兵的冲击下，也只有占据据点，依托据点的防御工事作依托，才能有效地抗衡马家军骑兵的集团冲锋。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西路军最终不得不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作战方式。

    如果说在高台陷落前，西路还有打歼灭战的能力，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打成歼灭战。而高台陷落后，在西路军已经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到底还能不能打成歼灭战呢？

    这就需要西路军领导人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打不成歼灭战，那么西路军就决不能由东进转为西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西路军继续留在河西，只能是自掘陷阱，死路一条。高台陷落后，凭西路军当时拥有的兵力，以及近三个月来在河西征战的教训，在对西路军到底能不能再打歼灭战的判断上，西路军领导人出现了严重失误。事实上西路军在高台陷落后打歼灭战的条件已经失去，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只不过是一个特例而已。而西路军领导人却认为西路军能够打成歼灭战，因而才确定了继续西退的方针，重返倪家营子。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西路军领导人意识到了西路军依靠目前的力量，已经打不成歼灭战了，但是处于对外力援助的企盼，才决定停止东进，继续西退的。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路军在获得苏联援助或河东红军出兵帮助的情况下，西路军仍然可以扭转败局。而坚守在甘西，则是获得外力援助的主要途径。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由东进转为西退，重返倪家营子，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西路军在高台陷落后已经难以进行歼灭战了，或者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处于对外力援助的企盼才没有返回河东，反而继续西退的。我们倾向于认为西路军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西路军以后进行歼灭战的困难，但是他们企盼获得外力援助后的西路军仍然是有可能扭转河西战局的，因而才确定了继续西退的方针。

    西路军领导人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竟然违背中央的指令，跟随张国焘南下。在南下损兵折将后，才不得不重新北上，却又在西退中遭受巨大损失。西路军如果就这样一无所得地回到河东，西路军领导人则又是不甘心的。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西路军领导人也有通过西退开辟新的局面以改变在党内态势的考虑。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西路军领导人因何在东返问题上举步维艰，同时又为什么停留在倪家营子而不愿意极早向祁连山中突围的原因。

    西路军领导人在这里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认为在他们处境危急的时候，苏联或河东红军随时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或抽出兵力进行帮助，他们缺乏对东进西退路线的深刻理解，也对当时国内外复杂的社会矛盾缺乏精辟的剖析与认识，因而对外力援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也表明他们仍然没有依靠自我奋斗摆脱危局的决心，而是把西路军的生存放在外力援助上，在西路军已经难以进行歼灭性战斗的情况下，要想在河西生存下去，也就只有依赖外力援助了。因而他们迫切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而在河东红军援助不能到位的情况下，就认为是由于河东红军没有能够及时提供援助才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于是得出了西路军失败由军委负责的结论。[320]

    从当时的作战态势看，西路军已经难以在河西滞留下去了。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不顾这些条件的限制，在重返倪家营子后，又在这里坚守了二十八天。虽然西路军毙敌三千余人，歼敌近万，但西路军也伤亡惨重，损失达三四千人，此时西路军全部人数已不足万人。[321]这固然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受到西退路线的影响，也由于他们还期望着外力的援助，当时筹集的物资还能够支持西路军消耗的缘故。但最终使我们不幸地看到，在外援难至，西路军自己筹集的物资消耗待尽的情况下，才被迫于二月二十七日离开倪家营子，经沙河、三道流沟、梨园堡向祁连山中转移。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高台、临泽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鉴于西路军在甘西的处境日益恶化，作出了西路军东进的决定，并报告中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得到西路军决定东进的电报后，随即电告周恩来，要他与东北军于学忠协商，派兵策应西路军东进，并调查黄河结冰及渡船情况，同时计划派二十八军和三十二军到靖远河边接应西路军过河。随后西路军领导人发现东进路上已被马家军骑兵拦头，又对东进发生动摇，向中央提出西退，或向宁夏、青海方向行动的意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保全西路军的实力和安全出发授予了西路军领导人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就在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发生动摇，同时又掌握了西路军行动方向自主权的时候，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最终成为他们决策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导火线，西路军又返回倪家营子。

    返回倪家营子的西路军，虽然集中了兵力，但是却仍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作战方式，被动应付，有耗无补，难以持续下去。这个时候，西路军领导人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河东红军增援和西路军行动方针上的矛盾趋于尖锐，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由于双方对东进西退路线的分歧所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停止甘、青二马对西路军的攻击作了大量工作。这个期间虽然西路军曾突围到威狄堡，但第二天又返回倪家营子。西路军停止东进转为西退的行动表明，西路军领导人对高台、临泽陷落后甘西地区敌我力量对比及西路军进行歼灭性作战的判断上出现了严重失误，同时也表明他们仍然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外力援助上，这将最终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命运。重新西退后，又在倪家营子苦战了二十八天的西路军终于在二月二十七日离开倪家营子，经沙河、三道流沟和梨园堡向祁连山中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