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根据《十月作战行动纲领》，下一步就是三个方面军协作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此就需要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从河西向宁夏进军，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河，以便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根据当时河东的敌我对比态势，击破南敌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前提。但张国焘却擅自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从而消弱了河东红军南线的反击力量。而在海打战役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又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走，从而使海打战役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本来张国焘并不愿意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之所以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经过反复斗争才取得了一致意见的。我们注意到，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张国焘在击破南敌和渡河这两个问题上屡屡违背中央指示，这种行为也已经严重干扰了宁夏战役计划的顺利施行，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是打着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旗号，没有公开表示向河西进军。然而，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过河后，张国焘却迅速表现出了向甘西进军的意向。

    1、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战略发展方向上面临三种选择。

    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战略发展方向上有三种选择：一是返回河东；二是向宁夏进军；三是向甘西进军。

    根据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史料看到，当时不论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还是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他们都没有主动提出要东渡黄河，到河东去的问题。那么，在已经西渡的情况下，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返回河东，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呢？

    我们可以引用当时红三十军代理军长程世才的一段回忆：“红三十军两个团占领五福寺的第二天，忽然接到总部电报，命令我们大量收集船只，准备回陕北去。……当时我们不知道上级为什么突然放弃进军宁夏的战略计划。事后得知，宁夏敌人兵力雄厚，定远营敌人派了好几个师控制着，恐怕打不进去，上级才改变了主意。回河东，去陕北是我们衷心盼望的，所以接到电报后十分兴奋，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收罗了大船七只，小船十余只，同时将对岸情况也作了些调查。不料第二天上级又来电报说，船只不要了，并命令我带领部队返回一条山。……渡河以来，红三十军虽然节节胜利，但是整整一夜我没有睡好，有很多问题困绕着我：北进宁夏的计划应该放弃，可是为什么东进陕北与中央会合的计划又撤销了呢？‘五马’主力十三个旅在我们周围，胡宗南的一个补充旅随时都可赶到，我军面对着压倒优势的敌人，在这片地瘠贫困，没有群众基础的狭小地区，能够长久地呆下去吗？部队暂时还没有饭吃，但未来怎么办呢？天气已经冷了，全军还穿着过草地时发的一身单衣，冬装哪里来呢？”[124]

    从这个回忆看，程世才是同意返回河东的，当时返回河东也是有机会的。之所以没有返回河东主要是由于上级的决策所致，而并不是当时渡河条件的限制。这个上级到底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还是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程世才没有明确说出来。如果河西红军东返，肯定会获得河东红军的配合，也符合中央集中红军三大主力歼敌的要求，这是中央所期望的。从河东国民党军队的部署看，也不见得在黄河上就找不到合适的渡口进行渡河。我们从徐向前后来回忆西路军的惨败时说得 “如果预见到是那种情况，谁不主张东返啊！”的话中，[125]也可以看到西路军东返还是有机会的。我们再联系前文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是在违背中央指示的情况下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的，这说明他们是执意要西渡的。

    因而，我们认为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没有东返，不是有没有返回河东的机会，渡河条件的问题，而是当时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徐向前、陈昌浩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决策问题。

    为什么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向宁夏进军呢？

    对此徐向前有一个回忆：“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而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带，还是未知数，我孤军深入该地，取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宁马封锁和消灭的危险。”[126]

    从徐向前的回忆看，他认为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宁夏挺进显然是不利的。不过，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也有令人生疑的地方。既然认识到如果不知道苏联的援助物资何时到达，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孤军向宁夏进军，一旦得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消灭的危险，那么他就应该同样联想到在苏联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时间和方式未明的情况下，河西红军脱离和河东主力的联系，孤军深入甘西，那面临的风险比他们进军宁夏应该更大。因为宁夏毕竟靠近河东，而甘西却有几千里地的距离，这比进军宁夏更让人忧心。既然能够认识到向宁夏进军的风险，也绝不会想不到孤军深入甘西的隐患。可是他们却仍然一味主张向甘西进军，这也只能说明他们有一个了不断的西部情结，张国焘的西退路线依然时不时在他们心中作祟。
 
    彭德怀十一月八日致电中革军委：“徐、陈之三个军应自己努力解决冬衣，乘敌薄弱，扩大占领地区，以袭占镇虏、凉州及其以北为目的，估计目前单独出宁夏不利。”[127]彭德怀也认为在河东红一方面军主力暂时不能过河和红四方面军主力一块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情况下，单独由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是不利的。本来在宁夏战役计划中预计是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主力共同执行的，但因为在海打战役被破坏后，南线的国民党军很快打通了和宁夏的联系，河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向东转移，暂时无法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因而，我们认为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再按预定目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在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不愿东返，又难以向宁夏进军的情况下，也就只有向甘西进军了。

    联系前文我们看到，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就提出红军主力向西退却。在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主张西出阿坝，占领青海和甘肃等边远地区，继续西退。甘孜会师后，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召开的西北局漳县会议上，张国焘武断地推翻了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做出的北上决定，要西渡黄河，向青海和甘肃退却。因而我们认为，从以前张国焘几次要求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来分析，从张国焘思想逻辑的发展历程来看，他这时转向甘西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具有必然性的。关于向西退却，并非是他个人的一个孤立事件，这种主张在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干部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因而这就是宁夏战役中止后，河西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选择向西退却的历史背景。

    2、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后，在战略方针“一致”下的分歧又一次萌发。

    我们知道，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红四方面军西渡，直到十一月初，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就表现在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尽管不时冒出向甘北进军的苗头，但总体上还是表示要和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基本上没有脱离宁夏战役计划的轨道。尽管在这个期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和击破南敌方面多次违背中央指示，为宁夏战役计划的顺利施行埋下了严重隐患，但是据我们发现的他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之间及他们与中央来往的电报，以及红四方面军的整体行动表明，他们还尚未公开修正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不过从前文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说如果红一方面军能够单独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就可以向河西发展的要求看，这其码已经表明他们对宁夏战役计划发生动摇，有红四方面军向河西单独发展的考虑。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目前难以西渡的情况下，河西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就提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议事日程，他们要公开修正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了。

    徐向前、陈昌浩于十一月二日，致电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请示行动方针：

    甲、此方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一）条山地区河谷间还不能放重兵。

    乙、我们建议：（一）若主力能够速渡河，需此方待接时，即向中卫、宁夏进；（二）或单（独）游击定远营；（三）或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四）无论向何方行动，此方三个军再不能分散，应集中使用。

    丙、行动方针请速示，因一条山、五佛寺在地理、生活、敌情各项估计，都不容许我们争取较久时间。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出动，待敌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极大困难之境况中。[128]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鉴于河西沿岸的敌情、地形、给养并不允许大部队在此久留，向西进军战机难得，因而向中央及红军总部提出建议，请示行动方针。应该说，他们讲得是实情，既使在紧急情况下，为部队生存着想，他们一时自主决定行动方向，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看到在电报中他们提出了关于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略行动的三个建议，前两个建议或者由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配合红一方面军过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或者由河西红四方面军单独攻占定远营，这都是按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来行动的。这里引人瞩目的是在第三个建议中要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这实际上偏离了宁夏战役计划的轨道，从行动方向上从向北转向向西，显示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有向甘西进军的意向。如果从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国民党军隔断，河东红军主力难以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角度看，当时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进军确属偶然。但是如果从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直至三军大会师后从击破南敌到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产生的一系列分歧来综合分析，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进军又是必然的。

    在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后，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129]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强调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但是可以扩大战略纵深，来缓解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遇到的压力，力求河西红四方面军处于有利的态势。

    同日，红军总部也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周称：“远方货物已准备好了”、“你们出宁夏须有三个条件：（1）你们能单独解决马鸿逵、马鸿宾。（2）海原战役的胜利。（3）从一条山到宁夏露营，一般地形、天候、敌情条件（必须查清）。我们估计五、九、三十军三个军必能单独解决‘二马’，海原战役也有把握取得胜利”。要渡河部队做好准备工作，“完成新任务”。[130]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也仍然是要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估计他们能够单独战胜宁夏“二马”。这个时候，从电报上看在河西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上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中央还是“一致”的。

    鉴于河东红军主力暂时难以过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河西红四方面军争取主动，改变背靠黄河的不利态势，十一月三日二十二时，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行动。”[131]从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央同意红四方面军向永登、古浪进军，但是明令在一条山、五佛寺派兵驻守，扼守渡口，保持与河东的联系。一旦如遇不测，能够及时返回河东。我们看到，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向西发展保持谨慎态度。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根据目前公开的史料，在十一月三日前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中央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上是“一致”的。在十一月二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致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了河西红四方面军向西发展的动议。这虽然有河西红四方面军面临的严重敌情这一背景，但从此前他们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及如果红一方面军能够单独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可另辟发展方向的意见看，他们向西进军的动机显然是深远的。

    3、在向西退却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保持了高度一致。

    我们通过前文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十一月二日的电报中比较委婉地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表明在必要时向西发展。随后，他们又向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明确提出了放弃一条山地区，向大靖、凉州发展的要求。

    十一月三日，中央书记处接到共产国际书记处及王明、陈云来电，称：“现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132]

    毫无疑问，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得苏联援助，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目标和重要内容，也是占领宁夏的重要前提。现在共产国际援助地点的变化，无疑对宁夏战役计划的执行，红四方面军主力向甘西的进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现在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在下文确定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行动的时候，他们是否已经获悉了共产国际这封改变援助地点的电报内容。因为这对判断他们西进的动机具有重要意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共产国际十一月三日改变援助地点的电报到来前，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及行动一再表现出西进甘北的意向。

    十一月四日，徐向前、陈昌洁致电红军总部，汇报关于一条山地区敌我态势状况，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提出在宁夏战役难以完成的情况下，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的意见。电报说：“目前战役计划已决定，务请速战，迟则敌齐头并进，难决战。关麟征师、马鸿宾师既有令开石嘴子，如不速战，则该两敌若先我出中卫、宁夏后，使宁夏战役更难速完成，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制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韩起功旅全部固守一条山寨子，外交无效。马步芳之一、二旅据寺儿滩及通一条山中间，每天以两三团来犯一条山阵地以山炮配合。八十八师限于地形接敌太近不便周转兵力灭敌，拟集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师先灭寺儿滩敌军。现地区粮难、资材缺，敌据堡寨，须分兵围困，而敌骑四出活动，我又不能分兵行动。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133]

    在这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电报中，报告了当时河西战场的基本情况，提出要放弃现地区，向大靖、凉州进军的要求。

    十一月五日十四时，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复电，同意徐、陈放弃一条山的建议，要求他们迅速占领凉州，独立开展新局面：

    （戊）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

    （己）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似为右。—引者注。）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

    （庚）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你方和河右岸主力行动有何意见？请随时电告。[134]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的十一月四日要求向西进军的电报很快得到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支持和肯定，并为他们向西退却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一是战略方向上的变化。原先是向北，现在是同意他们向西进军，要求他们“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和凉州地区；二是下放权力，要他们“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根据面临的情况，机断行事，具有自主权；三是独立行事，不必顾忌河东形势发展的要求，不受一切牵制地去独立完成任务。这样张国焘通过这封电报实际上打开了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闸门”，造成了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河西的孤军冒进， 对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退却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表明在向西退却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已经获得了张国焘的授权，他们在向西退却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高度一致。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在河西红军向西进军问题上是一致的。这个行动方向显然改变了宁夏战役计划规定的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在三军配合作战的情况下，像河西红军关于行动方向上的重大调整，从大局出发，在组织程序上应该事先报经中央批准。可是我们从现在公开的档案资料中，尚未发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在十一月五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前已经取得了中央批准的证据。由此我们判断，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是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先批准徐向前、陈昌浩向河西进军，造成既成事实后才由中央追认同意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根据目前公开的史料，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议，经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批准的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的向西退却，酿成了河西红四方面军的孤军冒进，开始了向西退却的悲壮征程。

    4、在能否即时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问题上，彰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河西红军向西退却上的严重分歧。

    我们通过史料知道，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授权，很快就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此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立即予以批准，并希望他们马上施行。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此持慎重态度，没有立即批准，这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忧虑。我们下面依据相关史料对此作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