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在这个新计划中并没有要西路军配合河东红军的内容，而西路军不过是作为一支独立开辟河西新局面的战略别动队来使用的。从新计划中关于西路军任务和行动方向的规定来分析，看来中央已经初步接受了西路军领导人报送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但鉴于这个新计划是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同时中央对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又存在忧虑，因而中央关于河西红军的行动也还没有最后确定。后来，由于河东红军山城堡大捷和西安事变发生，这个新计划没有实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极为关心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因而需要直接向他们了解情况，以作为决策的依据。十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直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甲、你们现到何处，情况如何？

    乙、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战役计划的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

    丙、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

    （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

    （2）如果返回河东有何困难情形？

    （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141]

    在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在作调查研究，主要是询问徐向前、陈昌浩河西红军返回河东和向甘西进军如何更为有利？这里是在征求他们的意见，丝毫没有强迫命令的气氛，中央希望在听取他们的实际判断后才最终决定河西红军是返回河东还是向甘西进军。

    我们看到，在徐向前、陈昌浩已经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表明他们要向河西进军的情况下，中央还在就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来征求他们的意见，显然是中央对河西红军向西退却存在忧虑，同时也有希望他们重返河东的意思。但鉴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红军大会师后在西渡黄河和配合河东红军击破南敌上一再违犯中央的指示，这个责任虽然主要应该由张国焘来负，但我们也不能不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也是有责任的。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处理起来才格外慎重。

    从中央对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没有立即批准来看，就明显感觉出中央对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顾虑来。但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已经制定了西退作战计划，执意要求西退的情况下，中央如果反对，就有可能将关系搞僵，导致党和红军的分裂，这是中央所竭力避免的。况且对于西退东返的具体情况，中央也并不很了解。因而中央不得不反复征求河西红军领导人的意见，以求向甘西进军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时在对红四方面军还无法进行有效领导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代表的党中央既要维护大局，又要避免红军分裂的无奈之情。

    由于没有及时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徐、陈的复电，同时也为了征求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意见，十一月十二日十五时，中革军委又向红军总部发电，再次询问西路军行动方向的意见：

    甲、河西徐、陈所部进到何处？情况如何？

    乙、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142]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是非常关心的。在反复了解他们东返西退面临的困难，以求为河西红军选择一条稳妥的道路，减小河西红军的行动风险。

    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还可以转向东。”[143]

    我们从毛泽东的发言中看到，他对西路军向西进军是心存忧虑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这时已经收到十一月十二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中央十一月十一日电报的复电（下文当有电报内容），知道西路军已经向西退却了。从他说的“能否调回来还是一个问题”来看，显然对西路军能否听从中央的电令顺利东返没有信心。从他说的“最好是，向西的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还可以转向东。”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当中央从徐、陈处了解到东返比西退更为困难，他们又认为依靠自己能够在河西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同时鉴于红军主力要离开陕北，因而从维护红军团结的要求出发，毛泽东才说了这样的话。这并不表明毛泽东赞同河西红军向甘西进军。

    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对河西红军向甘西进军心存忧虑呢？我们分析如下：

    ①张国焘西退路线的继续。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就主张南下西退，而且后来在沙窝会议后他又重申向青海和甘肃边远地区进军。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途中，张国焘联合一部分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干部在中共西北局漳县会议上又武断地推翻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上北上的决定，要从永靖西渡黄河，向青海、甘肃进军，后来在多方制约下又不得不放弃西退转为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又在西渡黄河和击破南敌方面多次违背中央指示，将红四方面军主力调过黄河，致使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现在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又要向甘西进军，联系前面张国焘几次要求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的历史来分析，不能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保持必要的警惕，慎重对待。

    ②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偏离了党中央制定的东进路线，因而从我党发展的根本利益着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对西退格外慎重。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只有河东才是发展的重点和中国革命的重心，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确定了东进路线，反对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当时河西红军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红三十军和红九军又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就人数上来说河西红军占红四方面军的一半以上，占当时三大红军主力的三分之一。从我党的根本利益以及民族矛盾和形势的发展要求看，只有河东才是发展的重点，显然应该向河东发展才最为有利。而西路军向西进军，分明是要将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投入这一地区，从发展潜力及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要求看，这显然是失衡的，和河东河西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这也就成为中央对河西红军向甘西进军的一个顾虑。

    ③西路军在甘西一旦遭遇困境，河东红军主力尚难以给西路军以实质性援助。本来按照《作战新计划》，河东主力红军要离开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河南、安徽等地，到外线去作战。这样就只有依靠西路军在河西孤军奋战，而难以得到河东红军主力的策应与支持。既使河东红军主力留在陕北，在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困的情况下，如果西路军一旦遭遇险情，也是难以给西路军以实质性援助的。我党的发展重点在河东而不在河西，而河西红军已占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河东红军要给以实质上援助，这势必会导致我党发展的重点转向河西。如果国民党重兵布防黄河，围困河西地区，我党的势力也就会局限在河西地区，难以得到发展。这会严重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给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发展的前景投下严重阴影。

    ④苏联援助的不确定性，也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进军甘西产生忧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打通新疆，获得苏联援助是河西红军向甘西进军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对苏联能不能及时从新疆向西路军提供援助，毛泽东显然是忧虑的。我们可以从宁夏战役计划正在实施过程中，苏联竟然中断从外蒙向红军提供援助来判断毛泽东的这种忧虑并非杞人忧天，这客观上显示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深谋远虑。如果西路军冒然向甘西进军，到达甘、肃两州的时候，苏联不能准时从新疆向西路军提供援助，从当时形势看河东红军又难以给西路军以实质性帮助，那会将西路军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这就不能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向西退却表示忧虑。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又是不便于向西路军领导人说明的。因而，毛泽东后来（至少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才一再要西路军领导人立足于自我奋斗，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这显然是有所指的。

    ⑤河西的民情、地形、经济、人口等因素的制约，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孤军进军甘西忧虑的一个因素。在毛儿盖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补充规定》里面，就讲过这些问题。因而，中央主张东进，反对西退。甘西堡寨众多，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物资匮乏，原先计划是通过宁夏战役后获得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后，再进军甘西，这样也就比较容易攻破甘西的堡寨。而西路军现在以这样的武器装备来攻破敌人的堡寨是困难的。西路军孤军深入甘西贫瘠的地方，在扩红和物资补充上，将会面临很大困难。而河东红军主力将要脱离陕北，一旦遭遇险情，也难以援助西路军。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向河西的进军感到忧虑。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收到徐向前、陈昌浩报送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后，暂时予以搁置，没有立即批准。而没有批准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西退与东进路线的偏离，河东红军主力难以给予实质性援助，又有苏联援助的不确定性和甘西的经济及社会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向河西进军采取慎重的态度，还需要作进一步调查才能最终确定。

    由此看来，围绕河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两种不同态度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河西红军行动方针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因而在河西红军行动方针上的认识能否取得一致，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否能够保持团结，避免分裂的一个关健问题。

    5、关于红西路军的组成及河西敌我力量对比问题的评析。

    我们先来分析红西路军的组成，然后再来就西路军和甘、青二马的兵力对比问题作一点评析。

    （1）红西路军的组成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成立。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和红军总部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表明了他们主动要求向西退却，这个计划随即得到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批准。但中央显然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想法不同，没有立即批准这个计划。为了再一次向中央表明他们西退的强烈愿望，同时也为了便于加强对河西红军的领导与管理，十一月七日，徐向前、陈昌浩等致电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委及军委西北分会：

    （一）为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我们提议左岸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以昌浩、向前、传六、李特、国炳、树声、先念、海松、义斋、卓然等各同志组织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传六等五人组织常委，以昌浩同志为书记。

    （二）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

    （三）上二项提议当否，请中央及军委复准，以便遵照。

    昌浩附呈：我力难胜任，提议由向前、卓然中择一人代理。[144]

    我们看到，这封电报实际上是继《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又一次向中央发出了向西退却的明确信号，表明了他们主张向西退却的坚定态度。我们试想，因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随主力一起过了河，指挥机构健全，如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要求东返而不愿向西退却的话，是没有必要再成立一个新的领导机构的。从下文我们也可以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组织照旧不变，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如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没有向西退却的意图的话，是没有必要作这样的变动的。我们从他们提议的要求建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来看，显然他们是想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要在河西长期驻扎下去。

    我们看到，建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及机构的组成人员都由他们自己拟定，然后再报中央批准，有鉴于此，陈昌浩才在拟就的前委书记人选后附了一笔，希望中央从向前和卓然中择一人代理书记。不过，恐怕陈昌浩也清楚，中央是不会同意他的附呈的。因为当时从他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和影响力来看除张国焘之外还是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的，因而当时离开他中央还是难以指挥得动河西红军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了保持对河西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也不会不经过陈昌浩。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避嫌而已。

    中共中央在次日立即指示：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甲）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我们基本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你们来电批准。

    （乙）二兄有何意见请复。[145]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和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军委西北分会的处理方法是不同的。对《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中央没有立即批准。而对徐向前、陈昌浩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军委西北分会，除了名称稍微改了一下外，很快批复同意，并进一步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又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