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实际上《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和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军委西北分会，都表明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要求向西退却的态度。但是《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是作战行动，一旦批准，就会立即变为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行动，而当时中央对河西红军的向西退却又是深感忧虑的。而河西红军领导机构的成立，则是为了加强对河西红军领导和管理的需要，并不见得马上转化为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行动，还可以为中央对河西红军行动方向的决策留下斟酌的时间。不过，我们从中央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和组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来看，这又同中央《作战新计划》中对河西红军的安排相吻合，由此我们认为中央实际上已经初步认可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提出来的向西退却的主张。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中央同意河西红军领导人成立河西新的指挥机构，是处于舒缓关系，以便于下一步再争取河西红军领导人重返河东的策略考虑。

    十日，朱、张致电中央，“完全同意组成西路军。十一日，中央及军委正式批准组成西路军及其领导机构。电文说：

    徐、程（陈）、李并转各同志：

    甲、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

    乙、依照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的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

    丙、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146]

    我们看到，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获得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征求意见后于十一日正式作出了河西红军称西路军和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决定。我们根据前文知道，也就是这同一天，中央又就西路军东返和西退问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询问他们东返有何困难。在一般情况下中央是不会既同意西路军在河西发展，同时又就东返问题征求西路军领导人意见的。这里出现的带有矛盾性质的作法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积极主张的西退是疑虑的，对西路军西退采取的态度是慎重的。这是在无奈的情况下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所作的具有妥协性质的让步。

    （2）关于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基本概况及评析。

    我们先来看西路军的领导人及兵力状况。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供给部长郑义斋，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下辖三个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共三千余人，枪一千余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共六千五百人，枪二千五百支。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共七千人，枪三千二百支。骑兵师，师长董彦俊，政治委员秦贤道，共二百人马，枪二百支。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政治委员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全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147]

    我们再来看甘、青二马的指挥人员及兵力状况。马家军的部队分为正规部队和民团。国民党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马步芳，统一指挥敌骑五师及新二军向河西红军进攻。前防总指挥马元海，副总指挥马彪。

    马家军正规部队：

    陆军一百师，师长马步芳，参谋长马骥。下辖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约三千四百余人；二九九旅，旅长马继融，约一千七百余人；三百旅，旅长韩起功，约三千四百余人；骑兵旅，旅长马朴，约一千七百余人；直属手枪团及所属宪兵营约二千五百余人，师直属炮兵团约一千七百余人，工兵营约四百人，辎重营约四百人，共计一万四千余人。另有青海南部边区警备部队，骑兵第一旅，旅长马彪，约二千余人；第二旅，约一千三百余人（只有若干固定训练人员，无兵员，依靠临时抽调。）。共一万七千七百余人。

    骑兵第五师，师长马步青，参谋长马廷祥。下辖骑兵第一旅，旅长马禄，约一千七百人；骑兵第二旅，旅长韩起禄，约一千七百人；步兵旅，旅长祁明山，约三千四百余人；直属八个处二百八十余人，师直属手枪团约一千六百二十余人，师直属炮兵团约一千六百五十余人，工兵团约一千六百二十人，辎重营约五百六十人，共计一万四千余人。

    “国民兵团”的青海民团七万九千余人，甘肃河西民团一万三百余人和国民党空军第十五大队参战。

    这样青海、甘肃河西民团为八万九千三百余人，甘、青二马正规部队三万一千七百余人。[148]

    我们从以上史料中看到，马家军并非象有人说得那样主要是骑兵部队，以上数据显示马家军正规军中的骑兵约占其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西路军与马家军总兵力对比约为一比六，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兵力对比约为一比一点五。如果考虑到西路军的机关、医院、病号及勤杂人员占百分之四十，这部分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把他们抛除在外，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约为一比二点四。

    如果单从敌我双方作战部队的兵力对比来看，马家军在兵力对比上并没有占有绝对优势。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突击能力确实很难对付。但在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后，骑兵在战争中的突击作用日益下降，直到被赶出历史舞台。虽然马家军骑兵的突击机动能力很强，但是骑兵才约占其正规军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只要西路军战术得当，其实马家军骑兵也并不见得能给西路军带来多大损失。马家军是内线作战，补给便捷，深受二马反动宣传，头脑顽固不化。至于作战指挥就非马家军所长了，时任马家军五九六团团长的刘呈德后来有段回忆：

    “参加作战后，（我）深深感觉到指挥部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战斗计划，每当战斗开始，总指挥马元海只派人传达口头命令说：‘明日早饭后，你团以三成兵力扼守原据点，以七成兵力进攻，临时听候指挥。”既至部队出动，在进行攻击前，马元海又把各团、营长传到指挥部，他乘骑引导，团、营长徒步随行，到达红军据点附近，约略视察，选定目标，然后当面指定某团以几成兵力配合某团，从某面夺取某点，某团以几成兵力，由某团配合某团攻取某点，随即命令开始出动。至于战斗失利，如何应付危机，如何收拾兵力，事先没有任何布置，听其各自行动。有时他命令暂时撤退，以便另选目标，再行攻击。这就是他指挥作战中一贯运用的手法，混乱不堪，再也谈不上精密计划。

    马元海另外的一套办法是，也还在战斗开始前，派出总指挥部的传令队50余骑，分头侦察，然后亲行（自）乘骑，带领参谋人员进行视察，作出决定，即分别下达口头命令，某团某营夺取某点，某团某营支援，某团某营作预备队。这些团营的兵力大体上也是以三七成或四六成的比例配备，从来是不把整旅整团整营的兵力摆上去。这种作法的用意是，使基本部队的有生力量在任何时机，都有一定的积蓄，既使失败受损，也能即刻原团原旅地迅速补充上来。”[149]

    这是刘呈德在解放以后的回忆，可能对马家军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的叙述有几分戏剧化，但基本上还是反映了马元海的指挥方式。就马家军的作战经历来说是没法和西路军相比的，西路军领导人经过了从鄂豫皖到川陕，再到长征的无数次战斗，其战斗经历和作战指挥也是马元海无法比拟的。

    甘、青二马占地幅员辽阔，他们还要抽出部分兵力担任地方守备。同时，鉴于上文刘呈德回忆马元海指挥作战时为保存部队有生力量在旅团兵力的使用上总是按三七成或四六成的比例配备，因而西路军在具体作战过程中正面所面临的力量可能比我们按总体数字计算的比例还要低，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分兵行进，分兵把守据点，导致兵力分散，因而就客观上使马家军在民团的协助下集中兵力对西路军的某个据点进行突袭时取得了兵力上的很大优势，有时甚至是绝对的优势。这时在这个据点上的敌我力量对比比我们按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计算的比例要高得多，这就给西路军的作战带来很大困难。难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而不得不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我们知道，马家军的精锐是他的正规军，民团数量庞大，但战斗力却不强。只要西路军创造战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歼灭马家军的几个旅团，不但可以获得补充，更重要的是灭敌气焰，而马家军的民团则会崩溃瓦解，西路军的战场态势就会大为改观。西路军的领导人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他们作战指挥上的严重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