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掠过凉州，兵锋直指永昌，守城敌军闻风逃窜，于十一月十八日不战而下永昌。二十一日，程世才又率军乘胜攻占山丹。随后，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进驻山丹，接替红三十军防务。红三十军及总指挥部直属队全部集中于永昌水泉子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攻占永昌、山丹后，在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从西路军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占山丹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撤离永昌、山丹地区，西路军在这个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西路军停留该地，果真是配合河东红军的需要吗？西安事变发生后对西路军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搞清的问题。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行动方针上产生严重分岐。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定了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 要西路军依靠自己战胜甘、青二马，河东“只有战胜胡军”，“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的方针。

    十一月十八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出：

    “甲、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果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给养制度，使尔后与远方见面时焕然一新。

    乙、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

    丙、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汽车送，正办交涉中。

    丁、袁立夫不要派去，无安全保障；邓发以公开名义西行，还经过五个月，新疆没有护照不准入口。”[181]

    从中央的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之所以采取这个方针，是由于中央尚未得到苏联援助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明确保证，同时指出安西、哈密间环境恶劣，物资贫乏，人烟稀少，不利于大部队前往，为慎重计，才做出西路军暂时留住该地的决定。中央让西路军控制古浪险要，保持东面回旋余地，就是为了一旦西出不利时，能够使西路军东返。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本来中央对西路军西退就感到忧虑，在苏联援助尚未落实前，西路军是不宜深入到甘、肃州及以西荒凉地带的，因而中央才让西路军暂停永昌、山丹地区，同时保留东返后路，一旦时局不利，可以随时返回河东，免遭重创。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袁立夫可随进占安西之部队同去到安西，再向哈密。接济军用品、弹药及派人接洽帮助等事，正同彼方接洽中，结果如何，容后告知。”此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正为援助事宜进行紧急磋商，二十三日，毛泽东、张闻天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着重在凉州、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部，西面仅以五军占领之。”[182]

    我们看到，中央仍然是要西路军主力停留在永昌、肃州地区，可以以一部向肃州、安西发展，西路军可派代表直接与苏联进行联系，但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苏联反对退入新疆。中央让西路军“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实际上还是防止万一情况有变，为西路军能够顺利返回河东提前作好准备。

    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五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183]

    这里毛泽东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远方援助，全靠自己打开局面。这实际上是说要让西路军不要寄望于依靠苏联援助，而要依靠西路军自身来战胜甘、青二马。这时西路军刚刚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尚有一万八千人左右，还要在这里呆上一个月。毛泽东这个话讲得也并不迟，而实际上西路军领导人并没有听得进去，更没有见之于他们的行动。这对西路军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成为后来中央与他们的主要分歧之一。

    十二月六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甲、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

    乙、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红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

    丙、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军的任务下暂不西进。[184]

    在这封电报中对西路军向西进军又作了周密的布署和安排，明确说明在至少两个半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河东红军主力暂不西渡，重申了要西路军依靠自我力量战胜甘、青二马。河东红军西渡援助西路军问题，后来成为西路军与中央分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针对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提出帮助和策应西路军的意见，同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强调指出“只有战胜胡军，才便于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185]这也就是说在当前态势下，河东红军是无法向河西增兵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乃至西路军领导人的一个重大分歧。为什么毛泽东认为河东红军不能再向河西增兵呢？我们从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在北上后，红军主力必须是东进而不是西退到黄河以西，但并不反对适时组织一个支队向西打通国际联系。黄河以东不论在经济、人口、民情、地缘等方面均比河西要好得多，向东可以打起抗日的旗帜来，因而东进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革命力量的发展上都是非常有力的。从我党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着想，革命的重心在河东，决不在河西。当时西路军已经拉走了全部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其中红三十军和红九军还是红四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如果再向河西增兵，进而像西路军领导人建议的那样红军主力西渡黄河，这实际上就意谓着革命的重心脱离河东，向河西转移，这不仅违背中央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而且更重要的是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使我党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难以承担起领导民族战争的重任，失去发展壮大的机会，同时也会严重损害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况且，当时胡宗南部等国民党军正在对陕北根据地进行“围剿”，河东的红军因为消灭胡宗南部，保卫苏区的需要，也难以抽兵西渡，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我党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不再向河西增兵，而且拒绝了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建议。[186]

    （2）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主张继续西退，打通国际联系，以便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歼灭甘、青二马；要求河东帮助和策应西路军，却没有将战胜河西甘、青二马的着眼点放在西路军自我奋斗上。但在中央做工作后，也基本上同意了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

    十一月十六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革军委，“认为我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他们只有占领永昌、凉州地区，与新疆办好外交，背靠那方。”“我们需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因为他们太孤立，并需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十七日，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致电西路军：“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以迅速打通远方为要着。”十九日，林育英、朱德和张国焘联名致电中革军委，转告了西路军的意图。电文指出：“西路军已占永昌，拟以主力在凉、甘之间发展，拟以一部西出肃州、安西，要无困难年前可达，并决定袁立夫秘密入新疆转国际联络。”“请以上项转国际，并望能于西路军到达安西控制交通后，即取得远方初步接济（目前弹药最缺），以便回攻。”[187]。

    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主张要对西路军提供帮助，要西路军迅速西进，取得武器装备后再歼敌。张国焘的这种设想具有盲目性。西路军在不给追敌以重创乃至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是难以顺利西进的。西路军西进后，苏联能否及时给予援助？在没有得到苏联保证的情况下，西路军进到肃州、安西荒凉地带，不仅难以获得苏联援助，而且在追兵打击下就连生存也会面临严重威胁。至于帮助西路军，由于我党只有向东才能有所发展，才符合我党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当时在河东红军主力又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剿”，西路军又已占红军力量三分之一的情况下，从维护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河东是难以再调兵西去的。我们看到，张国焘此时主张西退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与他在西路军西渡及海打战役时的态度一样，避免与国民党军决战，待获得武器装备后再决战。这种避战行为最终导致了宁夏战役计划的被迫中止和西路军的分路冒进，酿成了严重后果。

    十一月十九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就西路军行动方针提出意见。电文指出：

    甲、（一）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方向前进；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二）具体部署在甘州占领后，可以五军在甘、肃两州、安西线活动，九、三十两军可在永昌以南地区活动，大大的扩红、筹资，准备灭敌。

    （三）远方对于经哈密接济你方，已原则同意，物资、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运输，拟技术手续。大约以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接济，现正谋小部接济，大的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
……

    （七）你方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惟远方路途，也须调查清楚。

    乙、毛炳文部大约已到大小兰塘，于学忠抽两个师对你方，该敌似以加紧封锁黄河兰州、靖远，中卫（段），敌大部对你方，企图封锁你们，不以再东出。……[188]

    我们看到，这封电报与此前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给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是不同的，而与中央十八日致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的布署是一致的，不过比十八日电报更详细了一些。这说明周恩来到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后，经过做工作，使张国焘同意了中央的布署，然后他们再向西路军领导人联名发电，以使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方针落到实处。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关于苏联援助的具体时间和方式仍然没有落实。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要河东为西路军提供帮助和策应，显然有让河东向河西增兵的意图。这种增兵预示着革命重心有从河东向河西转移的迹象。这个意图和张国焘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期间采取的西退主张是一致的。同时张国焘还仍然如以前一样主张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从保存实力角度考虑避免和国民党军决战，这样过分依赖苏联武器装备而不是依靠自我奋斗表现了张国焘对依靠自己现有力量战胜敌人缺乏信心，这种信心不足在路线上的表现就是继续主张西退（为了获得武器装备），反对东进。这种将西路军战胜敌人放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和河东帮助上，而不是主要依靠西路军自己力量去战胜甘、青二马的观念，也对西路军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3）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和陈昌浩在建立根据地和继续西退方面存在重要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陈昌浩主张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而徐向前主张继续向西退却，打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但这种分歧只是一种表象，而在本质上徐向前和陈昌浩则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现在他们均没有确立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的决心、信心和方法上。

    在关于西路军行动方针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之间产生严重分歧。现在我们首先引用两位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来评述他们当时的观点。

    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我对陈昌浩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陈昌浩却漫不经心地说：现在形势大好，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我听了这话，真是火冒三丈。我说：什么叫‘基本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和陈昌浩共事几年，我从来没有与他面红耳赤地争吵过。这次破了例，吵得很凶。他强调形势大好，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我强调形势困难，在这里被动挨打，无法周旋，要吃大亏。我俩住在间民房里，围着炭火盆，边烤火，边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天气很冷，门窗都是破的，寒风嗖嗖地往屋里灌。我的脚尖烤得暖和，脚后跟却冻得生痛。大西北的冬天，就是这般滋味。

    争来争去，陈昌浩固执己见，拿‘尚方宝剑’压人。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拿他没办法。就说：你说能建立根据地就建立吧，给部队作动员，我可以照你的口径讲，但保留自己的意见。陈昌浩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事后曾找军政委员会的成员做工作，准备召开会议，向我‘开展斗争’。因曾传六他们反对，只好作罢。
陈昌浩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强调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使我憋了一肚子气。李先念他们也很有意见。有天，先念来总指挥部，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说：你懂什么？多嘴！”[189]

    那么，在当时徐向前的主张又是什么呢？据徐向前回忆：“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