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领导人认为，根据当时的军事实力，是能够打通远方联系的，因而想继续西退，而不愿东返。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退能够打通远方，这个判断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当时西路军还具有较强的军事力量，士气也还正旺。但他们显然对马家军对西路军的威胁缺乏清醒的认识。我们知道，西路军西渡以来，与马家军作战，主要打得是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还没有打过一个像样的歼灭战，这固然有当时敌情、地形的限制，但是也与西路军领导人的作战指导思想密切相关。这样马家军在前一时期作战中虽损失严重，但由于能够随时抽调壮丁进行增补，其主力仍然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尚未受到歼灭性打击，士气也正旺。按说西路军此时已经与马家军作战二个月，西路军领导人对前一时期西路军在作战中对马家军的打击状况、马家军现存的战斗实力以及当时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应该有一个符合实际的判断。但令人惋惜的是他们却仍然没有得出一个符合实际的认识，这从西路军西退后与马家军作战的失利中可以反映出来。

    同时西路军领导人也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缺乏深刻认识，在没有得到苏联确切无误的保证的情况下，既使打到安西又有什么意义呢？那里的环境更为恶劣，不利于西路军生存。深入此地后，在甘、青二马的追击下，西路军处境会更为艰难。这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把战胜甘、青二马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上，而没有放在依靠自己力量战胜敌人方面。有了这个观念对西路军来说是致命的。

    （3）西路军西退是为了创建甘西根据地，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在西路军已经付出重大代价，深入到永昌、山丹地区，并在甘西创建了一定范围的根据地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是不甘心于失去所得，放弃打通远方联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河西敌我力量对比和形势的冷静分析，从而使他们难以认识到河西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致使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行动的决策脱离了现实，这给西路军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在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一个多月中，除了十二月二十四日要西路军东移，而后因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又取消了这个决定外，中央对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与以前保持着一致性，并没有强制变更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尽管中央认为从整个战略方针着眼，以西路军东进对全局有利，[210]但在西路军领导人主张西退的情况下，中央最终还是采纳了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在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期间，西路军领导人根本就没有返回河东的愿望。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当中央征求西路军领导人东返意见时他们明确表示不愿东返上。西安事变发生后出现的有利态势，本来是有利于西路军东返的，但西路军领导人却主动地放弃了这一机会。

    6、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期间作战方式的评析。

    西路军要在河西开辟一个新局面，就必须首先解决生存问题，建立根据地。而只有消灭敌人才能够建立根据地。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要消灭敌人，就必须力争打歼灭战，力戒打击溃战，严禁打阵地战和消耗战。要打歼灭战，就只有集中兵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迂回包抄，创造战机，这样才能将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术上的优势，达到消灭敌人，取得胜利的目的。应该说这对于善于以弱胜强，具有丰富实战经验，从艰难困苦中冲杀过来的英勇红军来说是拿手好戏。但我们遗憾地看到，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作战却并非这样，这究竟是由于甘西的地形、民情和敌情使西路军根本无法采取这样的战术，还是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呢？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那么又以那一个原因占主要呢？或者是否另有别的隐情呢？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下来就是要创建根据地。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发动群众，分散兵力；要消灭敌人，就必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是一个矛盾。到底应该以那个为先呢？我们知道消灭敌人是创建根据地的根本前提。本来，在西路军深入甘西地带后，这个地方向来没有我党工作基础，受革命影响较小，群众基础薄弱，况且地理环境特殊，堡寨分散，马家军骑兵机动性强，来往快捷，在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之前，是没法建立根据地的。因而西路军只有在消灭敌人的前提下才能创建根据地。要消灭敌人就必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西路军领导人显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当时西路军总共才一万八千人左右，抛去机关、病号和勤杂人员外，作战兵力大约有一万二千人左右，部署在永昌、山丹地区东起凉州西四十里铺，西至山丹大约东西三百余里，南北约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摆成“一字长蛇阵”，这自然就分散了西路军的兵力。光永昌、山丹这两地就相隔二百余里。如果从战胜敌人着想，显然是两者只能防守一处，不可能两处均防守，因为这样会分散兵力。但西路军领导人将兵力作这样的布置后，造成了西路军作战的被动，也就失去了打歼灭战的条件。因为在三百余里的战线上，西路军是步兵，既使有这样的战机，在短时间内也是无法集中兵力的。更何况分兵驻守各个据地，也无法创造战机。

    我们从西路军占领永昌、山丹地区后的兵力分布看，显然西路军领导人是以创建根据地而不是以消灭敌人为第一位的任务了。当时，西路军虽经古浪失利，但仍然保持较强军力，且士气正盛，是有力量进行歼灭性战斗的，可是他们却选择了以创建根据地而不是以消灭敌人为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这种以创建根据地为第一位的兵力布署，导致西路军力量分散，不但难以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为创建根据地奠定基础，反而客观上给敌人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导致西路军在马家军的优势进攻面前，不得不以所占堡寨为依托，以阵地战、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消极防御，死打硬拚，被动应战，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我们看到，在战略上西路军深入甘西，处于进攻态势，但在战术上，也就是具体的战斗上，西路军因为要分兵守卫三百余里的各个要点，在每一个点上就变成了守势。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主要进行了凉州西四十里铺战斗、永昌八坝战斗、水磨关战斗、永昌保卫战和山丹保卫战这五次战斗。这五次战斗，只有山丹保卫战是红五军打的，其余战斗都是红三十军打的，红九军因为在古浪遭到重挫这个时候基本上处于休战状态。而红三十军也被分割在多个堡寨，只能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难以集中主力打歼灭战，好的时候也仅能打成击溃战。这种战斗方式，对于深入外线作战，后方补给中断，主要依靠作战缴获才能进行补给的西路军来说，则是兵家之大忌。这种作战方法如不纠正，西路军是必败无疑的。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的一个多月中，其作战方式始终没有出现根本性改观来看，尽管有敌情、地形和民情等条件的限制，但在西路军当时仍然具有相当实力打歼灭战的情况下，如此分布兵力，进行战斗，我们不能不说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挥上的严重失误。

    而要改变这种作战指挥上的失误，就要改变作战方法，必须集中兵力，以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但消灭敌人，而且还能够有所缴获，补充自己。要集中兵力，就必须根据作战需要主动放弃一些已经到手的据点，这是西路军领导人不忍心的。我们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作战中几乎找不到他们为了作战胜利而主动放弃所占据点的例子。他们放弃据点，往往是在敌人攻击的情况下，在与敌人进行阵地战的反复拚杀后，不得已时才被迫放弃。比如凉州西四十里铺就是在血战三天后才被迫放弃的。永昌和山丹的放弃也与此相似。这样西路军为了保存所占据点就不得不采用与敌人进行死打硬拚的阵地战和消耗战，而不是进行主动灵活地进退，创造战机，通过歼灭战来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由此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是造成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最终难以站稳脚跟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红军在战略上尚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由于对作战目标选择的差异，就会产生不同的作战方法。在作战目标上是选择保存根据地还是消灭敌人，直接关系到在作战方法上选择打阵地战、消耗战还是打歼灭战。如果以保存根据地为作战目标，那么就不得不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乃至于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法；如果以消灭敌人为作战目标，那么就要以运动战和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法。在永昌、山丹地区敌人向西路军进攻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不能正确处理保存根据地和消灭敌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在作战指挥上出现了失误。这种失误表现在作战目标的选择上，西路军领导人是以保存根据地而不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是以保存根据地为作战目标，因而也就产生了以阵地战、消耗战乃至于击溃战为主的作战方法；也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以消灭敌人为作战目标，因而也就难以选择运动战和歼灭战作为主要的作战方法。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正是由于在作战目标选择上的错误才导致了他们在作战方法上的失误。而这种作战方法上的失误致使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不能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导致西路军最终不得不撤离这个地区，埋下了西路军失败的隐患。这也就构成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作战指挥上的严重失误。

    那么，是不是因为当时的敌情、民情和地形等因素的限制，导致西路军根本就失去了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条件和机会呢？

    我们认为还不是这样。我们承认由于我军深入外线作战，没有群众相配合，后方补给中断，甘西地形狭长，地势平坦，堡寨分散，而甘、青二马骑兵机动性强，动作迅速，长于突击，补给便捷，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要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确实比较困难。但是西路军在永昌和山丹地区在不少方面还是具有优势的。在这长达一个多月里除了在短短五天时间内中央应张学良请求要西路军策应河东局势外，其它时间中央没有干预过西路军的行动，西路军领导人在决策和作战指挥上是有充分自主权的。西路军中的三十军和九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是从鄂豫皖发展起来的部队，经历过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及长征中的艰难战斗，五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负责殿后，打过一些苦仗、恶仗，西路军领导人及各军的领导人均已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西路军在士气和战斗力上要远远超过马家军，西路军在当时还具有较强的力量，以弱胜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更应该是西路军所长，这些都是马家军所难以企及的。
  
    甘、青二马正规军有三万余人，民团有七、八万人。真正有战斗力的是甘、青二马的正规军。而马家军的这三万多正规军也不可能一下子都用来对付西路军，他还要留下相当部队担任地方守备，因而一次作战马家军集中起来的正规军至多也就是一万人左右。本来，像马家军这样依靠血缘形成的家族军，虽然守旧顽固，凶狠毒辣，骑兵和武器装备较好，但并没有经过多少战斗，一旦西路军对其进行几次歼灭性打击，消灭他们几个旅、团，马家军士气将会大为沮丧，民团则会一哄而散，再配以统一战线的感召，就会扼制它的进攻，其码也会打成对峙状态。

    从兵力上，甘、青二马（正规军和民团）本来占有绝对优势，如果西路军分散守卫各地堡寨，恰恰是分散了兵力，更便于马家军各个击破。所以在马家军进攻之下，因为分兵把守，分散了兵力，因而西路军就再没有机动兵力对进攻的马家军进行迂回包围，配合坚守据点的红军将马家军围歼了。在失去外力的配合后，守卫据点的西路军也就不得不和力量占绝对优势并且能够迅速得到补给的马家军进行阵地战和消耗战，这对西路军来说是得不偿失的。这是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作战上的最大失误。因而，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是以保守据点，而是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为目标，应该是西路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永昌、山丹地区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的首要选择。

    当时中央也给西路军领导人发电报，在战略战术上对他们予以指导。

    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211]在这封电报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出了西路军领导人以前作战上的缺点和不足，告诉他们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方能从敌取得补充，灭敌锐气，从根本上消灭其战斗力。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就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212]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让西路军东进一步，一是要策应河东，二是要保持东面回旋余地，以防割断西路军和河东主力的联系。要西路军其码在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将消灭敌人，开创新局面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特别是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进行了详细交待，告诫西路军领导人不打无把握之仗，必须要打歼灭战。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具有高度的预见性，是针对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对苏联援助的过份依赖和作战方法上的不足而提出来的，可惜西路军领导人并没有将毛泽东的指示真正落到实处，这样也就难以避免以后的损失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就其二十五日关于作战部署的来电，提出：“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的进，退则集中的退，打则集中的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有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房不缺，似以此法为好，望酌行之。”[213]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问题。这样还可以防止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从此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兵力部署和战斗状况来看，西路军领导人显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方法。后来高台血战，红五军覆灭的悲剧也从反面印证了毛泽东这个见解的英明。

    我们从西路军后来作战的状况及结果中可以看到，中央在战略战术上对西路军的指导并没有对他们发生效力。本来，这个时候西路军有西渡黄河后在作战方面的经验教训，又有中央在战略战术上的指导，况且西路军当时尚有这样的实力进行歼灭作战，他们是应该汲取教训，在作战方面有所反思，有所改观的。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在战略战术方面西路军领导人却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改变。纵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的一个多月，每天战争不断，西路军所占的各个据点遭到敌人的袭击，他们只有被动应付，进行阵地战，消耗战，最后不得不决定撤离永昌、山丹地区。这实际上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在永昌、山丹地区已经站不住脚了，不得不撤走。

    西路军领导人将兵力作这样的分布，究竟是他们在创建根据地和消灭敌人关系的认识上的失误呢，还是另有不得已的隐情呢？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坚决主张往西打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想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在打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后，如虎添翼，再返回来和马家军决战，易如翻掌。因而在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前，在马家军进攻的时候，他们想依靠当时的堡寨，抵挡马家军的冲击，尽量避免与甘、青二马决战，以求保全兵力。因为要消灭敌人就必然要集中兵力和敌人进行决战，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所竭力避免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认识的存在，因而为了避免决战，保存实力，他们认为就必须守住堡寨，因为只有堡寨才能为他们提供抵御马家军进攻的屏障，能够达到保存实力的目的。这样他们也就不仅分散了兵力，客观上为马家军对西路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而且在马家军的进攻之下，他们也就舍不得轻易放弃堡寨了。为了守卫堡寨，避免决战，保存实力，西路军也就不得不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作为主要的作战方式了。
这样我们看到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不愿意和甘、青二马决战，因而为避免决战，保存实力，抵御马家军的进攻，就不得不分兵占领堡寨。而占领堡寨却分散了西路军的兵力，更便于马家军对西路军的各个击破，同时西路军也就失去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机会。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就将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上，而不是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马家军。这是一种极不可靠，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一旦难以及时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那对西路军就会造成致命性打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多次对西路军领导人提出批评，要他们不要依靠外力而要依靠自我奋斗来打开局面，这也成为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的主要分歧之一。这种对苏联援助的过分依赖，反映出西路军领导人对自己战胜甘、青二马缺乏信心，当然也有保存实力的想法在作祟。这种主观上想获得苏联援助后再和马家军决战的思想，是和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主要依靠自我奋斗背道而驰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西路军在停留永昌、山丹地区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在只有消灭敌人才能创建根据地的认识上，在作战目标的选择上存在严重失误。这种失误使西路军领导人难以集中兵力，通过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方式，主动地创造战机，消灭敌人。同时他们在获得苏联援助之前不愿意和甘、青二马决战，存在着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依靠堡寨就能够使西路军避免遭受甘、青二马重大打击的侥幸心理。这不仅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不能集中兵力主动歼敌，而且也在客观上为马家军歼灭西路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这里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对苏联援助的过分依赖，又有保存实力的想法。这表现出西路军领导人不但缺乏依靠自己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而且也没有对西路军的行动作出周密谋划。他们只是在形势的推动下被动应付，仓促决策，这对西路军的未来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这时西路军领导人应该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在没有获得苏联援助，也没有给马家军以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西路军在甘西究竟能否生存得下去。如果生存不下去，西路军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关系到西路军命运的关健问题，必须马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