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向前的回忆看，他显然认为在永昌、山丹地区是难以建立起根据地的，因而他主张西路军应该迅速西去，打通远方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和马家军决战。而陈昌浩则对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充满信心。在敌我力量对比及马家军的估计上，徐向前的认识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正是由于没有消灭敌人，因而在这个地区是难以建立根据地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徐向前的认识是正确的。

    徐向前虽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徐向前的失误恰恰在于他没有将着眼点放在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去在这个地区创造战机，通过歼灭战去消灭敌人上。他幻想往西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与马家军决战。这样他就将西路军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能否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上。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在马家军围追堵截而没有被西路军给以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能不能顺利西退这个问题先不考虑，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在交接时间、地点和方式上没有明确的情况下，使西路军贸然深入到甘州、肃州西部荒凉地区，那对西路军又意味着什么呢？既不能向新疆退却，这个地区比起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难度更大，严酷的生存环境不但会大大消弱西路军的战斗力，而且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还会给西路军带来灭顶之灾。这样我们看到，徐向前实际上是没有确立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来战胜甘、青二马的决心和信心。

    陈昌浩后来回忆说：“西路军当前任务之如此巨大，不击灭‘二马’至少给予严重与基本打击，迫其一时停战是不能完成‘接通远方之任务’的，然在当时我们有着这样的估计：A、以敌力及地形对敌之优势，毛炳文部之继进，不愿在凉州以东与敌作不利之决战；B、以为相当团聚兵力接次或集结前进，在极力讲求避免决战条件之下，可以先进入甘肃、玉门、安西，先接通远方得到补充再与二马决战；C、企图执行限期占领甘、肃二州与安西之任务，而惟恐损失实力不能按期完成任务。这样观念，若有相当根据，然在实际上既不能逃避决战，在敌人紧迫进攻之下，不先求击退敌人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这一战略估计的不正确，结果不能在古浪地区集结兵力打敌，不能在凉州到永昌、山丹地段集结全力打敌。”“即使进入肃州以西，‘我能往寇也能往’，不击退敌人又如何能取得东西到手呢？”[191]

    这是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回到延安在检查报告中总结失败教训时的一段话。在这个反思中陈昌浩认识到，如果不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是无法完成打通远方任务的。同样，如果不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也是难以建立根据地的。西路军领导人是具有保存实力，避战心理的，希望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与甘、青二马决战。这种作法导致西路军在古浪和永昌、山丹地区没有集中兵力打敌，结果也难以逃脱追敌的打击，使西路军处于被动地位，兵力分散，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造成巨大损失。

    陈昌浩是不是机械地执行中央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呢？我们研究后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本来在西路军领导人十一月十二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就提出过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192]，在中央十一月十八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说明苏联援助尚未落实，而且肃州以西环境险恶，这种情况下西路军贸然向甘、肃两州及以西地区进军显然是不利的。因而，陈昌浩经过思考后认为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适时再向肃州、安西进军。我们研究后认为这才是陈昌浩接受中央方针的原因。

    这里我们看到，虽然陈昌浩对敌我力量对比及马家军的估计上存在失误，但是在没有得到苏联交接武器装备的时间和地点的确切消息前，采取稳妥态度，不急于向肃州以西进军，而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以求西路军之生存则是正确的。但在这种正确中又交织着错误。作为西路军的第一负责人，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他没有将消灭敌人作为创立根据地的第一要务。却分兵把守堡寨，导致兵力分散，作战被动，反而易于被马家军各个击破。之所以如此，实际上他这时仍然存在着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保存实力的想法，存在着避战心理，因而就没有在和马家军周旋中创造战机，通过歼灭战去消灭敌人。这样就将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上，而不是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来战胜敌人。这种作法成为导致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难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乃至最后不得不撤离这个地区的主要原因。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致电党中央、中革命军委和红军总部，反映：“我们目前战线甚长，人少弹虚，有减无增，必要时决集主力在甘、永线上，甚至肃、甘线上击敌，不然敌向我拦阻，顾虑实大。”十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陈昌浩向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发出一封长电，详述了西路军面临的情况：

    甲、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

    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则无生还。

    丙、这一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

    丁、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我今天查九军现有一千八百支步枪，每枪弹两排不足，现全人数四千六百余；五军人四千不足，枪弹更少；三十军人数近六千，步枪二千余，每枪弹有二、三排。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我们拟壮大骑兵，但马不易筹。我们现只有五百人马之骑兵。

    戊、九军任掩护阻敌，此次激战古浪，敌几面破城而入，人人血战，终将敌击退。三十军连续作战，五军更弱，始终不能以优势兵力击敌。现九军在永昌，因受大损失待休整。三十军主力在四十里铺，子弹、炸弹耗尽，都用大刀拼杀。指直在永昌，大都任城墙守备。敌马彪部三个团，两天来仍在城郊活动。
己、骑师、二六九团、三十九军已到甘（州）东二十里铺。守城敌一旅约两团，民团二三千，敌有备，不便硬攻。五军主力明日集山丹，到时肃州敌一营。

    庚、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

    辛、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激战三日，伤亡五百余，昨晚以二六五团夜袭骚敌，获马马百余。敌今三个团犯三十军，全日主力被敌杀进两层，终用刀杀退。敌死尸未运者三百余，其一团团长打死未抬走。现仍拟将九、三十军在永昌附近寻机歼敌。[193]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西路军领导人反映了他们面临的敌情、所处的地形及西路军自身的作战状况和兵力现状，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西路军领导人表示“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因而“难在甘东灭敌”，因而向中央请示方针。由这里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依靠自身力量战胜甘、青二马已经缺乏信心，可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知道，西路军当时的作战部队（不含指挥部直属部队）尚有一万四千人左右，西路军的实力仍存，那么他们要向中央要什么方针呢？在中央十一月十八日电报中曾指示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而十一月二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电报，据徐向前说是他起草的，他向中央反映情况，请求中央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194]联系到他和陈昌浩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上的不同意见，很显然徐向前是要中央同意西路军主力继续向西，打通远方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这种在苏联援助尚无着落的情况下，贸然向西退却的后果却会给西路军带来灭顶之灾。

    正是由于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在依靠自身力量战胜敌人缺乏信心，因而他们才打电报希望河东主力前来河西。

    十二月六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致电中央和红军总部，建议红军主力西渡，向河西走廊进军。电文指出：我们根据已知情况，对主力行动有如下意见：

    1、抗日形势仍未得应有的具体开展，蒋曾在防共抗日中表现一种动摇，但目前不是着重“剿赤”，关防阻打开国际，仍成为抗日共同立场。

    2、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大的胜利。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

    3、甘北气候、地区、人粮、物力与新疆、远方关系均便利。

    4、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削弱，我主力可单独箝制之。

    5、主要集中组织力量均增强，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主力西进时，主力于宁、卫方面实行取道凉、靖、丑（注：应为五，即五佛寺）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宁夏中卫地区，争取时间过冬，而后或经定远营到民勤。第二者恐失先机，而受限制，当为第一步为好。如何，当看整个情况决定指示。[195]

    为了配合红军主力西渡，十二月六日，西路军还致电中央和红军总部，西路军主力准备东返。电文说：“我们拟主力回山丹、永昌及二十里铺据点驻四个或六个团，骑师直出凉西四十里铺，骑师迫近凉州毁其飞机场，迫马远海主力后退；夹击之。至尚能开展地区，迫敌改变进攻计划，在此争取时间过冬与适时策应主力。如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进，总要争取在甘、永、凉线过冬。”[196]

    十二月九日，西路军就河西敌我两军的情况及加强九军的措施致电中央，“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到三十到四十天休息”，再一次建议“主力最好在开春前西来较妥当”。[197]

    从西路军领导人建议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来看，随着红军主力的西渡，那么河东必然会被国民党军占领，我党领导的革命重心也就由河东转移到河西。从这里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对革命重心应该在河东而不在河西，只有向河东发展才有利于我党的根本利益缺乏清醒地认识。正是他们这种认识上的失误，才导致了他们要求红军主力西渡，直至一味主张西路军向西退却。这种认识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他们对当前形势中的敌我力量对比及依靠红军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缺乏所致，同时也与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们违背中央北上方针跟随张国焘南下的行为密切相关，又与毛儿盖会议中央确立的东进方针相抵触，客观上承袭了张国焘的西退路线。从西路军领导人要红军主力西渡来看，显然是对他们依靠自身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缺乏信心，希望红军主力西渡来帮助他们消灭二马，因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西路军将战胜甘、青二马放在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而不是依靠自身力量上。这和寄望于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一样也是一种危险的想法。这种认识后来对西路军的命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方面虽然存在严重分歧，但他们同样都缺乏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的信心。这种信心缺乏的原因还不是由于西路军已经失去了和甘、青二马作战的实力，而主要是西路军领导人的避战心理和作战方法所致。这种不是将战胜敌人的希望立足于自我奋斗，而是寄托于外力的援助上，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为。这种外力既表现为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也表现为河东红军主力的西渡。西路军领导人寄希望于外力，而不是依靠自身力量来和甘、青二马进行战斗，这成为西路军失败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在苏联援助不明的情况下，要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暂时留住一个时期，建立根据地，以便将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并告诉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寄望于外力，而要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甘、青二马。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认为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西路军总体上应该采取避战态度，获得苏联装备后再和甘、青二马决战。因而，应该继续向西退却，打通苏联，获得援助。并且提出要河东红军来河西帮助西路军。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张国焘的工作，因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也同意了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

    由此我们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西路军领导人的分歧在于：是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还是继续西退；西路军战胜甘、青二马，是必须依靠外力（苏联援助和河东红军西渡），还是依靠西路军自身奋斗；西路军战胜甘、青二马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下文当有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