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日，周恩来又给毛泽东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再次要求西路军向兰州前进：“不论谈判如何，军事部署即照你二十三号十二时电执行，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此时，中央调西路军东进的决心已定，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军委主席团电示徐、陈，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时局，分析东进的有利之处：

    “一、时局在发展中，有改组南京政府之可能；抗日联军已经组成。红军为第三集团军。西安有款一千八百万，能支持十个月，东北军、西北军主力均集中西安，准备消灭东进之敌，只要打得二、三个胜仗，局面即可开展。我主力红军并准备出河南，但胡、毛、曾、关准备向固原、平凉进攻，我们以东北军五个师及红军一部固守与箝制其一个月。

    二、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德隆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这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三、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203]

    从这里我们看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从河东形势发展及配合友军作战的大局出发，最终做出了东北军东移的决定。
二十五日十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复电军委主席团，表示执行东进任务：

    （一）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
 
    （二）估计到国内战争的长期性及目前西路军实际情况，此间二十三号十二时致军委电中所述各节请予考虑。

    （三）为尽量保持我们有生力量，新的战斗，西路军东进前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204]我们看到，西路军从服从中央命令和顾从大局出发，表示执行中央东进命令。但是他们在提出东进要求友军配合的同时，还在作最后的努力，请求中央考虑他们在二十三日十二时电报中提出的继续西退，打通苏联的要求。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蒋介石由西安飞抵洛阳。二十五日晚二十四时，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于军西去和棉衣、鞋袜、弹药，候张回商后定告。”十二月二十七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甘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205]

    从周恩来电报中我们看到，他处理西路军东进也是很慎重的。在西路军提出的东进配合要求没有满足之前，周恩来从西路军的自身利益考虑，同时也从西路军领导人不愿东进的现实出发，提议取消西路军东进，仍执行原先任务。军委主席团取消了西路军的东进决定，同意西路军仍然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对打通远方的时机和作战方式，由西路军领导人自主决定。我们看到中央对西路军并没有采取一种硬性的规定，而是采取一种宽松的方式，在大政方针确立以后，具体行动由西路军领导人自主决定，下放了权力，使西路军领导人拥有自主权。这对担负一个方面独立作战任务的部队来说是必要的。

    我们注意到，从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征求西路军东进意见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又决定西路军西退继续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共五天时间。而从中央正式确定西路军东进到取消这个决定只有两天时间。当然，我们在分析中央要西路军东进对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的影响时，还是应该以五天为准。

    我们看到，从西安事变发生到中央向西路军征求东进意见时西路军已经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十天时间，在这十天中我们没有发现中央要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配合河东形势的电报，因而在这十天内就难以说西路军是因为配合河东形势而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

    这里我们要思索的是为什么西安事变发生后到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征求西路军东移意见前，西路军领导人在这里仍然停留了十天呢？

    这里我们不能不说西路军领导人对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形势发展存在着盲目的乐观情绪。他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处境，他们面前的困难和敌人依然如故。由于河东红军要配合张、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暂时无法支援西路军。西路军只有依靠自身力量战胜敌人和克服困难。当时与西路军在河西交战的甘、青二马，并非国民党中央军，因而西安事变发生后会暂时停顿而不会从根本上影响马家军作战。因为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就是要在甘、青二马的地盘上建立根据地，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不管南京政府谁当权，甘、南二马也会与西路军拚下去的。当时中央指示西路军和甘、青二马及杨德亮旅搞统一战线，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斗争策略上考虑也未尝不可一试，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应该清醒认识到西路军在没有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之前，要在甘、青二马的地盘上是建立不起根据地的，统一战线也是难以搞起来的。只有通过战争，在歼灭敌人的基础上才能言和。西路军面临的主要敌人是甘、青二马，目前甘、青二马未受到歼灭性打击，他们不会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放弃对西路军的进攻，西路军面临的局势依然严峻。由于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对西安事变后河西面临的形势存在乐观情绪，而未认识到他们面临的严峻形势不会随着西安事变的发生从根本上有所改变，因而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摆脱困境，争取有利态势，这对以后西路军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又停留了十五天。现存文献难以为西路军在西安事变后至十二月二十二日这十天是因为要配合河东形势需要而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提供有力的证据。从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这五天，虽然中央明确提出了要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的要求，但从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式决定西路军东移，二十五日又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取消了这个决定。这对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西路军实际上也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我们把这五天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的三十六天比较来看，显然不能说西路军是因为要配合西安事变后河东形势的需要才在永昌、山丹地区长期停留的。由此我们说配合河东形势决不是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继续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

    5、西路军失去了第二次东返的机会。

    西安事变发生后，甘、青二马惊慌失措，对西路军一度采取守势。如果当时要东进，这本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机会。我们看到，直到十二月二十二日前，这十天里西路军根本没有东进的准备。中央征求西路军意见时，西路军领导人经研究后认为东进阻力更大，不愿东返，仍然主张向西打通国际联系。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最后决定西路军东返后，西路军领导人在表示执行中央东返命令的同时，又提出西路军东返需要新疆友军派兵援助和驻兰州的东北军接应的条件。这又一次表明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返顾虑重重，持消极态度。这样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鉴于西路军领导人主张西退打通远方联系而不愿意东返的态度，就又让西路军继续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从这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当时是不愿意东返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东返呢？

    （1）西路军领导人认为东返面临的阻力更大，难以顺利实现东返。

    陈昌浩说：“中央来电指示我们，让我们考虑是西进好还是东进好。那时我们考虑东面有马家的部队和蒋介石的部队，敌人力量大，西路只有马家的部队，因此答复中央与其东进还不如继续西进，实际上那时还是害怕蒋介石的部队。仍一股劲往西走，还是非打通国际路线不可。结果既无补充，又无群众基础，希望越来越小了。”[206]从陈昌浩的这个回忆中我们看到他们不愿东返还是因为认为东边有蒋介石的中央军，敌人兵力大，不便东返。

    后来徐向前有个回忆：“二十二日，（中央）来电征询我们的意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讨论是否东进的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大些。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西路军东进，势必与敌决战。从山丹、永昌至兰州，近千里行程，沿途多堡，缺少补给，夜间气温达零下二十度以下。西路军彩病号又多，约两千名，不便就地安置，带上则更增大行军、作战的困难。据此，东进取胜的把握不大。且放弃河西走廊这一抗日后方基地，不论从策应西安会战上、打通苏联上、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上说，都是不利的。陈昌浩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东进兰州附近，取得物资补充，向河东进击。我赞成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我军乘虚西进，把握大，损失小，最有利；东进，难免付出大的代价，能否突破马敌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207]

    从徐向前的回忆看，他显然是主张西退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多数人也持这种观点，而陈昌浩却主张东进。对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不禁引发我们的深思：西路军东返确实面临着不少困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和以后西路军几乎全军覆灭相比，到底那个损失大呢？由此可以看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中的多数人显然对西路军西退存在着乐观的看法，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河西的敌情、民情、地形、天候仍然没有一个符合实际的判断，因而对西路军的处境缺乏清醒的估计，而这导致了他们主动地放弃了东返的机会。按说，经过这两个月的河西征战他们是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和认识的。

    从当时情况分析，西路军利用西安事变刚刚发生，甘、青二马和杨德亮旅惊慌未定的有利形势，而驻兰州的东北军不论从与中共的统战关系还是自身利益角度都会给西路军以帮助，西路军当时仍然具有较强的实力，坚决打过去，本来是可以实现东返的。就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征询西路军东返意见时也是如此。西路军东返要脱离甘、青二马控制区域，鉴于当时西路军还有较强的力量，甘、青二马从保存实力角度考虑，也不会与西路军拚死作战。我们也可以从红四方面军南下在百丈战斗后，川军拉开阵势将红四方面军“挤出”四川的作战中得到验证。因而，西路军在这个时候不能东返只能是西路军领导人的意愿和决心问题。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在征询西路军领导人东返意见时，西路军在河西已经呆了五十多天，按说他们经过征战的经验教训应该对甘西的敌情、地形、民情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对西路军的生存和发展应该能够作出理性的判断。况且是在中央征询意见而非命令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个表达他们真实想法的机会。但遗憾的是他们却放弃了东返的机会，选择了继续西退的方针。而随后不久的高台陷落和倪家营子的血战证明了这是一次错误的选择。

    （2）西路军领导人仍然希望向西打通远方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然后杀一个“回马枪”，歼灭甘、青二马，创建河西根据地。

    十二月二十三日，陈昌浩等复电中央：

    一、迅速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

    二、战略方面目前应如何集兵，首先各个击破胡、毛、王部，奠定西北抗日基础，而速消灭扫清抗日后方，巩固兰州实属重要，西安当较次要。蒋介石确不可释放，如其无可利用或紧急时，必坚决枪毙之。

    三、敌方情况，除三个旅在山丹以上外，余部主力同在永、凉线上，要求与我速战或迫我西进，便集中凉州以应事变。如我不西进，必难免于决战，过速西进可能使二马向兰州出兵。由山丹到兰州九百二十里，战备行军须十七日，由永昌到凉州只一条大路，凉以下可采古浪两条路。沿途多堡，天寒零下二十度，白天有零下十余度。敌骑有数千，行动速。而我军必采夜行军，病员已二千，如我们单独向兰州进，伤亡掉队必大，如绕道，则因为天气寒冷雪山路远更不可能。

    四、即令我们在二十天内到兰，至多只能达到巩固兰州作用策应兰州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价，而基地放弃，再打通远方，时机又过，若二马退，我进迫兰州更不合算。

    五、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

    1、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

    2、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如何速示。[208]

    中央对西路军的建议高度重视。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毛泽东再次给周恩来发电，通报西路军的情况和东进的具体要求：

    1、徐、陈因永昌至古浪只一条路，气候白天零下三度，夜间零下三十度，马敌集中主力在凉州、永昌线，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计划，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

    2、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209]

    从毛泽东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向周恩来转述了西路军的要求，这表明毛泽东对西路军提出继续西退和东北军配合的要求非常重视，对变更西路军的行动方针持慎重态度。尽可能满足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要求，以便为西路军争取一个有利的东进条件。

    从十二月二十三日陈昌浩等人复中央的电报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打通远方已无问题，不愿意放弃已经付出很大代价的打通远方问题。他们列举了许多东返的不利因素，说他们东返对河东难以起到应有的策应作用，为牵制二马，还可以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提出了东返要东北军和新疆配合的两个条件，其目的还是希望继续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