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从历史的角度来剖析苏联对我党援助的深层动因。

    前文我们曾经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由于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导致两党对苏联实现远东外交政策目标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在苏联坚持民族利益首选原则的条件下，才使得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取决于苏联与国民党关系的改善及政治形势的变化，因而使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呈现出复杂性，表现出不确定性的特征。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再进一步作出分析。
我们看到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政策是不断变化的。一九三六年九月，苏联（共产国际）表示从宁夏给中共提供援助。但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宁夏战役执行之际，苏联（共产国际）却又于十一月三日通知中共要从新疆提供援助。当着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苏联又对援助默不作声，实际上是取消了援助。苏联一会说要给予中共援助，一会又说要改变援助地点，最后当西路军深入甘西的时候，却又取消了援助。苏联这样做，表面上看来似乎飘浮不定，没有准则。但是如果我们穿过表象，从苏联反复无常的变化中来透射其本质，就会发现苏联这样做不仅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章可循的。也就是苏联以民族利益首选原则作为其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由于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差异导致两党在满足其远东战略目标上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因而使得苏联优先考虑与国民党发展关系，而与中共的关系要受制于他与国民党关系的发展状况。

    我们看到，当苏联表示对中共提供援助时，当时恰逢中国发生两广事变，胡宗南部南下镇压两广事变，西北国民党兵力比较薄弱，在这个时候，苏联表示从宁夏为中共提供援助。但是，两广事变结束后，胡宗南部北上，这时蒋介石组织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在宁夏战役执行之际，苏联（共产国际）突然通知中共，将援助地点由宁夏移到了新疆。苏联说是处于担心日苏关系恶化的考虑，移到了新疆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苏联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并非从现在才开始，在近两个月中日本也没有大的侵略行动，为什么在他们计划从宁夏提供援助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因而我们认为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肯定还有另外的原因。

    当时苏联（共产国际）决定向中共提供援助时，国民党尚未向中共领导的陕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而现在国民党正在重兵“围剿”中共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认为如果从宁夏向中共提供援助，就会使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卷入国共双方的内战，从而不利于改善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于是，苏联想通过改变援助地点，离开国共双方正在交战的区域，避开国民党，从而偷偷地完成对中共的援助，而不致于影响到苏联与国民党关系的改善与发展。这是苏联改变援助地点的更重要的原因。

    可是我们看到，当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苏联却又不声不响地中止了援助，这又是为什么呢？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积怨甚深，国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关系恶化。国民党重兵云集于陕西，虎视眈眈，妄图肢解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形成的抗日联军，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因而苏联担心给西路军提供援助，实际上就标志着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中国的内战，意谓着苏联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而反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军，这会大大恶化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影响到苏联通过加强与国民党的关系来实现遏制日本扩张的战略目标，从而严重损害苏联的民族利益。因为当时苏联认为，不论张学良、杨虎城，还是中国共产党，都难以取代国民党在中国的支配地位，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才有能力实现苏联遏制日本扩张的远东政策目标。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必然会对正与国民党处于对峙中的中共的援助持谨慎态度。

    苏联拒绝西路军进入新疆，其公开的理由是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进入新疆会远离中国主要区域，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失去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从苏联远东外交政策目标来看，苏联把中国当成在远东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不论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已经纳入了苏联牵制力量的范畴。鉴于当时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不同，因而苏联更倾向于和国民党改善关系来实现其远东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但是苏联不论是从阶级利益，还是从民族利益上都没有放弃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又使这种支持和帮助服从并服务于苏联与国民党关系的发展。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进入河西地区，向新疆发展，脱离中国的内地，那么就会远离中国的抗日前线，这不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不利，而且更重要的是使苏联失去了一支在中国战场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牵制力量，这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中国之后向苏联远东地区进攻的可能性增强，从而严重威胁到苏联的国家安全。

    同时，新疆的盛世才是亲苏的。苏联给予盛世才以巨大的支持和援助，从而事实上把新疆变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与盛世才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果西路军要进入新疆，那么苏联首先要征得盛世才的同意，不然的话，苏联就很难再维持与盛世才的关系。我们可以设想，盛世才为了维护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是不会同意西路军到新疆去的。因为以西路军二万余人的部队，如果一旦到了新疆，他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就会置于西路军的枪口之下，这会使盛世才既使夜里睡觉也是难以闭上眼睛的。我们可以从盛世才对去新疆的只有几百人的左支队所作的种种限制中，[240]也可以从蒋介石要求将西路军左支队编入盛世才部队时，盛世才为了免除后患，提出要把这几百人“礼送出境”中得到证明。[241]除非苏联要推翻盛世才的统治，否则的话，在盛世才的反对下，苏联是不会同意西路军去新疆的。

    这么看来，苏联对待盛世才似乎比中共还要重视，这又是为什么呢？一方面，鉴于国共两党当时是敌对党，他支持中共领导的红军进入新疆，担心会引起国民党的猜疑，从而影响苏联与国民党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让盛世才继续控制新疆，就会为苏联在中国问题的选择上留下回旋的余地。这种余地表现在苏联可以利用对盛世才的支持与否，来作为与国民党改善关系的筹码，同时一旦和国民党关系恶化，苏联可以利用对盛世才的支持来作为维护苏联远东利益的一个屏障。

    我们还可以对苏联支持盛世才，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进行深入地探讨。从苏联的国家利益看，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会对苏联在亚洲地区的扩张构成严重制约，同时也会使苏联远东地区受到巨大压力。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不论中国的掌权者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并不符合苏联的霸权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时候，斯大林对他逼迫国民党同意的外蒙古独立问题毫不让步，并曾要求在新疆与东北不要有外国人进入，当即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242]这种不满我们还可以从莫洛托夫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商定，苏联、中国、蒙古三国各自以外交部名义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方领土合并的讲演，而毛泽东却起草了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新闻稿来驳斥艾奇逊讲演的事件中看到。[243]据师哲回忆，斯大林与莫洛托夫曾经专门为这事把毛泽东与周恩来找去，说这样搞就乱了步调，给帝国主义分子钻了空子。毛泽东的不满溢于言表，当他听说师哲要邀请斯大林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作客时，当场要师哲收回对斯大林的邀请。虽然双方语言不同，斯大林还是比较敏感的，由于当时翻译只有师哲一个人，因而他就问师哲毛泽东说了什么，师哲以我们私人之间的话为由搪塞了过去。我们还可以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乃至出现的对抗中看到苏联霸权主义的身影，尽管这次争论是以意识形态形态领域的分歧引发的。

    如果追溯地稍远一点，在晚清时期，沙俄就是将中国的北方，也就是新疆、内外蒙古、东北地区（满州）作为他的势力范围的。不过，由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东亚的崛起，也由于十月革命后当时苏俄尚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因而苏联暂时退出了中国东北，日本及时填补了这个空白。但是苏联始终在外蒙古保持着支配性的影响，扶植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进行着分裂中国的活动。以致于在二战结束的时候，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曾说为了恢复沙俄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他们已经等待了四十年。这样外蒙古维持现状乃至独立，恢复苏联在日俄战争之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竟成为《雅尔塔协定》中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在这点上斯大林与同样想遏制中国崛起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心照不宣的。对盛世才的支持就与此有密切关联。

    苏联希望在中国北方地区出现几个独立、半独立的“国家”或割据政权。中国对这些“国家”或割据政权或许能够维持一个名义上的主权，但是他们却处于中国中央政权的管辖之外。而这些“国家”或割据政权应该是亲苏的，这样这些“国家”或割据政权就在苏联远东地区形成一系列的“卫星国”，拱卫着苏联，也使苏联远东地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战略缓冲地带，大大拓展了苏联远东地区的战略安全边界，从而使苏联能够从容应对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亦或是未来中国的冲击（从斯大林一九四五年与蒋经国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苏联不愿意让西路军向新疆进军。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路军占领了新疆，那么就会少了盛世才这样一个割据政权。如果不让中共领导的军队占领新疆，保持新疆在盛世才手中，不但可以维持新疆的半独立地位，而且让中共领导的军队在中国北部的一个区域陕北、绥远或甘肃的什么地方生存下来，那么就会在形式上又出现一个独立（自治）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政权，这样中国北部也就是苏联远东地区的南部就会出现一系列互不隶属的政权，这些政权同时又游离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外，那么这无疑会有利于苏联的利益。

    当然，苏联让中国北方出现几个政权的政策也不是固定不会的，这个政策根据维护苏联民族利益的需要会随时作出必要的调整。比方说，在日本全面侵华后，为了拉住国民党抗日，斯大林就曾建议中共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这么来的。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为了让国民党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和恢复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曾给中共中央打电报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要求中共解散军队，到国民党政府里去作官。在毛泽东的抵制下，斯大林的设想才没有能够实现。也是在抗战结束时，斯大林曾以在新疆和东北（满州）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证换取了蒋介石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的允诺。[244]

    当年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经历了共产国际（苏联）对西路军援助的整个过程。他当然清楚苏联从提出援助到最后取消援助的内幕，但是他又是无力回天的。因为当时苏共在共产国际居于领导地位，共产国际的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苏共手中。正是因为这样，当他听到西路军失败的消息时，作为一个忠诚、勇敢而又正直、诚实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当然明白共产国际（苏联）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也为共产国际（苏联）对西路军援助上的出尔反尔感到愧疚，因而就格外关注西路军，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西路军余部退入新疆的背后就隐现着季米特洛夫的身影。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开始了全面卫国战争。为了防止驻守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配合德军夹击苏联，苏联又一次向中共提出在外蒙古边境储存着一批武器装备，希望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到达蒙古边境，利用这批武器来装备部队，一旦日苏战争爆发，八路军能够主动出动，成为配合苏军对日作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九四二年的四、五月份是苏德战争最紧张的时候，苏联红军刚刚取得莫斯科保卫战和冬季反攻的胜利，苏德双方正全力以赴，准备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展开决战。斯大林十分担心，日本会在这个关健时候配合德军从东线发起进攻。为此，苏联方面曾连续几次给中国共产党打电报，要求中共领导的军队走出根据地，向北向东，以大规模行动牵制日军，给苏联以直接援助。毛泽东反复考虑过这些要求，并指示八路军总部研究是否有可能在日苏战争爆发之时派遣正规军一部及游击队一部开赴东北地区南部策应苏军作战。根据我军实际情况，衡量利弊得失，毛泽东决定还是坚持原订的以游击战为主长期配合的方针。

    据师哲回忆，这次为了得到苏联方面的理解，毛泽东不仅请周恩来在重庆当面向苏联友人作了解释，还亲自致电斯大林，说明如果我们离开根据地不顾一切牺牲动作，我军就有可能被打败，无法长期坚持，这于我于苏都将不利。显然，苏联人对我党未按他们的要求去做有所不满。他们不了解中国党的政策、方针和实际情况，只认为中共不愿支持苏联。有个苏联代表，一到延安就责问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配合，不集中大的兵力打日本。这是当时苏联认为中国共产党搞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的一个原因。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量力而行的作法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真正有利于双方的。[245]

    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认识曾经长期存在，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人。[246]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要中国共产党交出政权和军队，到国民党政府里去作官，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解放战争开始后，斯大林半信半疑，随后又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对中国共产党形成较大的压力。[247]这种认识，直到斯大林未经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就答应金日成统一朝鲜的要求，而当美国对朝鲜内战进行干涉后，他却袖手旁观，在朝鲜就要亡国的关健时刻，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动为标志才最终推动了斯大林这种认识的转变，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们结合以上所作的分析来透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所作的重要指示：中央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必须创建根据地，主要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以求获得补充。不要依赖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做，立足于依靠自身力量来战胜敌人，通过歼灭战来给予马家军以重大打击，不但可以避免后来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而且也可以在河西创建一块根据地，如果搞的好得话还会开辟河西斗争的新局面。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西路军生存的希望寄托于获得外力援助上，一味抢占据点，据点到手后，根据作战需要却又舍不得放弃，在马家军的进攻下打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最后酿成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既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不钦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英明与睿智，为当年西路军的损失而扼腕叹息。

    6、对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的概述与评析。

    （1）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的概述。

    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后，即以红五军开路，沿祁连山西行，向甘州、肃州挺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红五军绕过甘州城，经过一天急行军，于三十日黄昏一举攻克临泽，全歼该城守敌。临泽攻克后，五军的前卫部队立即为攻打高台作好了准备。当晚，军长董振堂和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骑兵团和军部机关直属分队特务营（辖警卫连、侦察连、通信连）向高台进发。军政委黄超率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及其他直属单位留守临泽，筹备粮草，为西路军总部及后续部队西进作准备。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凌晨，红五军赶到高台城下，敌人毫无察觉，五军趁其不备，一举攻克高台县城。县长马鹤年及县民团一千四百余名守敌缴械投降，其中三百人被收编组建为“抗日义勇军”。

    高台县位于河西走廊中段西部，城南是海拔五千余米的祁连山脉，山顶终年白雪皑皑，城北是荒无人烟的大沙漠，远处是合黎山。因为南北两面都是大漠高山，河西走廊在这里更加狭窄，很象个布袋口，所以高台成为兰州通往新疆之间的一个具有战略地位的咽喉要道，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西路军要西进接通远方，首先必须占领高台。

    西路军两天内连克两城，势如破竹，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政府和马步芳，他们视高台的五军为心腹之患，急欲消灭，于是分兵牵制西路军其他部队，主力则集中向高台集中。

    西路军进入临高地区后，马家军主力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团和炮兵团及大量民团约三万多人，配合以飞机、大炮，在马元海的率领下，立即蜂拥而来，将西路军各部分割包围。

    五军进城后第三天，就发现城外围有敌骑兵在活动。敌马禄、马彪、韩起功三个旅和炮兵团、手枪团，还有甘州、肃州等地的地方民团二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城。其主力屯于城西，阻止西路军继续西进；其余敌人分布在城东和城南，意图切断五军与临泽等地红军的联系，消灭五军于高台城内。五军要向西路军总部报告高台困境，但五军唯一的一部电台留在了临泽。董振堂派人分批化装出城，向总部报告情况，但他们出城后有去无回，杳无音信。五军也作好坚守该城的准备，部署三十九团防守西北角、西门、南关，四十五团防守东北角、东门，骑兵团、特务团人少，各守北城一段。

    高台西城外和东关外各有一座小庙，这两座小庙略高于城墙，可以看见城内情形，曾被敌高台守军加固成两个碉堡。五军部署兵力扼守城外的这两处制高点，形成拱卫全城的两个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