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西路军领导人派出一个只有五百人马的骑兵师，结果遭到巨大损失，而红五军政委黄超则派出一个营，结果也是险遭损失。他们的援助皆因兵力弱小以失败而告终。这种支援对于遭到两万马家军围攻的红五军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济事。在援助的兵力上确实存在着矛盾，增援的兵力弱小就易于被敌人消灭，如果兵力较大，在离开了堡寨之后，行进途中也会遭到敌人的袭击，可能蒙受重大损失。

    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兵力分散，高台遭到马家军重兵围困，而援助又难以及时实施的情况下，就应该要求红五军及早突围，与主力会合。而我们却看到红五军政委黄超专门派人突破重围将西路军领导人坚守高台的命令送到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的手中， [258]这样董振堂就不得不放弃突围，执行了西路军领导人死守高台的命令。

    我们看到，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高台经过了半个月的血战，在敌我交锋的关健时刻，收编民团趁机反水，敌人里应外合，最后攻陷了高台。退一步讲，就是没有收编民团的哗变，在放弃突围而又没有得到西路军主力增援的情况下，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高台县城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由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一比二的相对劣势变为一比七的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也是难以守住高台的，至多不过是再坚持一些时日罢了。这样虽然能够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防守高台的红五军却也难以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这对处于外线作战而在兵力上又居于弱势的西路军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是得不偿失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红五军坚守高台，是为了全局战斗的需要，配合主力完成更重要的军事行动，这种坚守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还具有无尚的价值。但我们分明看到红五军在高台抵抗马家军猖狂进攻的时候，西路军主力在马家军的围堵下没有对扭转全局被动局面开展任何具有战略意义的反击行动。由此看来，西路军在高台的坚守并不是为了主力突围或更重要的军事行动而必须在此牵制敌人所作出的必要牺牲，因而我们不能不说这是西路军领导人的一个重大失误。

    后来，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总结了高台失利的三点教训：“（一）在战术指导上不应该为一城的得失死战。（二）高台守军无电台联络，打了两天我们还不知道，未能早想办法援助之。（三）被争取过来的民团，未经过改造，放心用人家，结果与敌人造成内应外合而失事了。”[259]这里程世才实际上对西路军领导人要董振堂坚守高台的作法委婉地提出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在吸收民团成员加入红五军方面缺乏应有的警惕，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他们予以改造。这种批评是中肯的，也是恰当的。

    我们看到在马家军进攻高台的时候，同时派兵将驻守临泽县城的总部后勤机关及县城周围红五军进行分割包围，但是驻守临泽的红五军及总部后勤机关却奉西路军总指挥部的命令等待红三十军的救援，[260]本来，在敌人重兵围攻高台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不能增援，就必须命令他们突围，而不能死守据点，最后被敌人各个击破。在这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敌人进攻的方向缺乏准确的判断，对在敌人重兵进攻之下，西路军主力能否对高台、临泽增援也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因而导致他们在马家军重兵进攻高台的时候，没有作出临泽驻军迅速撤离，东返与西路军主力会合的果断决定。

    临泽驻军的撤离显然晚了一步。我们从前文知道，在马家军将西路军分割包围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就应该意识到马家军可能向西路军的薄弱环节高台、临泽发起进攻，并极早采取措施。在高台之战激烈进行的时候，他们应该考虑到如果红三十军增援不利，在马家军的重兵围堵下，高台失陷是必然的。一旦高台失陷后，西路军西退的道路被堵死，得势的马家军会蜂拥而来，包围临泽，如果红三十军不能及时增援的话，那么就不如及早将临泽地区的守军撤退。特别是驻守县城的是西路军的后勤机关，本来就没有什么战斗力，在马家军的攻击下，必然要蒙受巨大损失。由于后勤机关担负着西路军的物资供应，如果一旦遭到损失和破坏，就必然会削弱西路军持久作战的能力。因而，对临泽守军撤退的迟疑，导致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挥上的又一个失误。

    尽管在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也遭到马家军的围堵，但这里显然不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由于马家军将高台作为首战的作战对象，因而敌人的重兵必然会集结在高台，而倪家营子也就成为马家军兵力配备上的薄弱环节。围攻倪家营子的马家军，不在于能够取得什么战绩，只要能在马家军进攻高台时把西路军主力拖在倪家营子不能及时增援也就算完成了任务。因为当时西路军毕竟尚有一万五千人的兵力，还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马家军还不敢，也不能将西路军一鼓作气地消灭掉。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分驻倪家营子、临泽、高台三个据点，同时在马家军重点进攻高台时，高台守军的孤立奋战，恰恰为马家军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机会。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是以保守据点而不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作战原则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如果消灭不了敌人，既使抢到了据点，也是保不住的。正是由于抢到了据点，所以在马家军的进攻下才为了保卫据点而分散了兵力，这样也就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了。我们看到抢占的据点反而成了西路军的包袱，使他们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穷于应付，最终被打败。

    究其原因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一直执力于西退，打通新疆，获得苏联武器装备援助。而高台是西退接通新疆的咽喉要道，西路军领导人舍不得放弃他们已经到手的据点。如果高台一旦失去，那么就会断绝西路军的西退之路，使西路军领导人通过西退获得苏联援助的希望化为泡影。因而西路军领导人才决定让董振堂死守高台，这也就注定了最后高台血战的红五军二千八百余名指战员（除个别被群众掩护突围外）壮烈牺牲的悲剧。

    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马家军重兵攻击之下，在作战上是以消灭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还是以保守据点为主要作战目标。如果以消灭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显然是不应该让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高台血战到底的。就应该在主力不能增援的情况下，在进行必要的抵抗后及时撤离高台，收缩兵力，保存实力，以利于下一步寻机歼敌。而不是一味地死守高台，最后被马家军各个击破。我们看到，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的作战又重演了永昌、山丹地区作战的失误。而这种失误则把西路军一步步导向失败。

    在敌人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军就必须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以运动战、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法，注意保存实力，力戒打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了消灭敌人，就必须打歼灭战。而为了打歼灭战，就必须集中兵力。要集中兵力，就必须在敌人的进攻下，果断放弃已经占领的据点。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战争的胜利，据点的放弃是会经常发生的。一切以消灭敌人为原则，而不是以保守据点为原则，这应该成为处于弱势条件下的我军作战的基本原则。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在这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高台的战略地位确实很重要，依托县城设防不但有利于杀伤敌人，而且还能够减少自身伤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主力增援，在马家军的重兵进攻之下，单靠高台驻军防守就只能打阵地战和消耗战。而阵地战和消耗战则是处于外线而又居于弱势的我军作战之大忌。长期采用这一作战方式，就必然会导致西路军与马家军在作战中拚个精光。这种作战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但是绝不能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高台失陷不仅导致红五军高台驻军几乎全军覆没，而且还动摇了西路军领导人的信心，重创了西路军的士气，助长了马家军的嚣张气焰。这样在马家军的进攻下，在作战上西路军就更加处于被动地位，失败的阴影日益显现。

    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高台、临泽地区的作战中存在三个方面的失误：一是没有根据西路军的兵力分布而准确预测到马家军的重点进攻方向；二是没有能够及时组织主力对高台、临泽守军进行有效援助；三是在不能及时进行有效援助的情况下，没有命令他们从保存实力出发，果断放弃据点，东返与主力会合。
董振堂率领红五军的两个团及一部分总部直属队坚守在高台，如果按常理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身临一线，不清楚当时红五军在高台的具体情况，情急之下，董振堂从大局出发，为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的牺牲，机断决定突围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位亲临一线的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员，他当然知道在马家军的重兵进攻下如果坚守下去必然会落得全军覆没的结局，因而他提前在高台北城墙下挖好了通道，选好了突围的路线，作好了突围的准备。就在这时红五军政委黄超派人送来西路军领导人要求董振堂坚守高台的命令，董振堂遂放弃了高台突围的打算，和全军指战员立下“人在高台在”的誓言，为守卫高台而壮烈牺牲。

    董振堂指挥的红五军原来是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时参加红军的。长征期间是红一方面军的后卫，打过不少硬仗、恶仗。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随左路军北上，而后被张国焘裹胁南下，被编入红四方面军建制。这次随军西征，西路军领导人并不信任董振堂，以致于要撤换董振堂的军长职务，在西路军领导人为此事请示张国焘时，张国焘担心此举会影响西路军内部的团结，就于十一月十二日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专门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振堂以不动为宜，仍任五军军长，将来有机会时，他可到远方学习一时期。”[261]在这种背景下，从董振堂的处景来考虑他虽然知道这种拚死作战的行为于大局不利，但也只有服从命令，坚守到底，因而董振堂没有指挥部队突围，而是忠实地执行了西路军领导人的命令，为坚守高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驻守临泽地区的红五军由政委黄超率领，这里有红五军唯一的一部电台，可以随时沟通与西路军领导人的联系。黄超曾当过张国焘的秘书，是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又担任红五军的政委，对红五军的作战行动有最后决定权，因而在红五军是否坚守高台问题上，他比董振堂应该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在马家军的重兵进攻之下，他起码应该向西路军领导人建议，在及时增援和撤离问题上拿定主意。如果难以增援的话，红五军就必须及时从高台撤离，否则就会面临着被歼灭的危险。我们现在没有见到黄超与西路军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联系的电报或其他文献资料，我们只知道是黄超派人将西路军领导人要红五军坚守高台的命令送到董振堂手中的。在高台保卫战打响后的十五天中，黄超也没有向高台进行过有力的支援，同时对驻守临泽县城的西路军总部后勤机关也没有作出撤离的安排，这也许是由于黄超对红三十军援助的企盼，也许是因为有西路军领导人要他们固守待援的电令，也许是他还对董振堂指挥的高台保卫战抱有希望。

    作为身临一线的高级指挥员，他应该意识到如果高台一旦失守，那么西路军西退的道路将会被堵死，这个时候驻守临泽的后勤机关及部队就只有重返倪家营子与主力会合。而在高台失守前，由于马家军的进攻重点在高台，而对临泽采取监控态度，即使攻击也只是防御式的攻击，这极有利于他们突出重围与主力会合。一旦高台失守后，他们是无论如何也顶不住马家军的进攻的。我们看到，驻守临泽的红五军和总部后勤机关，是在与攻占高台后挥师东下的马家军经过艰难的鏖战才突围与红三十军会合的，这确实造成了无谓的损失。这个责任到底是应该由红五军政委黄超来负呢，还是由西路军领导人来负呢？由于我们现在尚缺乏这方面的资料，目前仍然难以作出确定的判断。

    我们看到，高台陷落后的西路军，由于兵力的巨大减员，进一步丧失了打歼灭战的条件。不论在兵力的损失上，还是在士气的打击上，均遭到了重创，这使得西路军领导人的自信心出现动摇。这时的西路军全部聚集于倪家营子，然而攻陷高台、临泽后的马家军蜂拥而来，将西路军团团包围。由于西退的道路已被堵死，在倪家营子防守也只能是坐待消耗，这时候东返就成为西路军领导人的唯一出路。

    我们由此看到，当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由于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的电报中反映了高台上下境况的巨大差异，同时也由于中央尚未收到共产国际（苏联）关于援助的具体答复，而西路军领导人又认为东返困难重重，仍然致力于西退，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全出发，要求西路军暂停西退，在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自身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到达南京，派谴国民党中央军以庞大的兵力进入潼关，我党领导的河东红军比西路军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河东红军面临的巨大军事压力和大局出发，难以派出必要的兵力来援助西路军。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尽管我党领导的河东红军处境异常严峻，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危着想，也没有向西路军领导人发出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的指令。

    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兵力部署于高台、临泽和倪家营子前后相距一百多里的三个点上，形成了一字长蛇阵。而马家军却将西路军分割包围，集中两万兵力首先对准了西路军的薄弱环节，一字长蛇阵的蛇头—高台，而以剩余的一万兵力围困和阻止西路军余部的增援。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主攻的方向判断失误，没有能够对高台守军进行有效的增援，同时也没有授予防守高台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根据面临的敌情来确定突围的机动权力，反而却命令董振堂坚守高台。这样，在马家军的重兵进攻之下，董振堂率领的两千八百余名指战员血染高台，壮烈牺牲。攻占高台后的马家军气焰嚣张，随后挥师东下，进攻临泽。但令人遗憾地是驻守临泽的红五军及西路军总指挥部后勤机关的撤退又迟了一步，他们是在经过激烈的战斗才摆脱了马家军的攻击，东进与主力红三十军会合的。高台、临泽失守后的西路军就集中于倪家营子周围，西退的道路已被断绝，坚守本地也只是坐待消耗，这个时候东返就成为西路军领导人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