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五日，城外的敌军就对高台城发起进攻。敌人以强大的火力猛攻城外两个制高点，企图先占领制高点，以压制城内火力。东关外的碉堡距城墙较近，比城墙还高，可以控制全城，四十五团一个连据守这里。一月十二日，马家军集中炮火猛轰，防守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碉堡终于被敌人占领。

    西关外制高点距城墙六七百米，三十九团一个加强排坚守碉堡和附近工事。敌人见投以重兵仍然攻不下碉堡，就在碉堡周围堆集了大量柴草，连同西关民房一起放火烧毁。在烈火中全排战士三十余人全部壮烈牺牲，碉堡被敌人占领。

    董振堂看到情况紧急，孤城难守，为保存实力，准备组织突围，以便和临泽部队会合后，待机破敌。遂下令骑兵团长吕仁礼率部在北关大佛寺附近的城墙处，掏挖几个洞，准备在紧急情况下突围时使用。北关城外是一片开阔地，背靠黑河，距北山不远，此地敌人力量薄弱，突围出去可以防止被敌人各个击破。一月十七日凌晨，军政委黄超派便衣侦察员给董振堂送来了一封信，大意是：“奉总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重要的军事据点，要军长坚守高台。”董振堂遂放弃了突围计划，决定坚守高台。

    五军虽然组织了无数次反击，但因缺少弹药并没有把敌人彻底击溃。就在这时，进城收编的民团中有人叛变，与城外敌人密谋，里应外合，红五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绝境。

    一月二十日凌晨，[248]敌人在密集的枪炮配合下，集中了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高台城发起了最后的攻击。红五军与敌人在高台城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最后终因寡不敌众，高台失陷。红五军二千八百余名指战员除个别被群众掩护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其中有五军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军供给部长傅兰荪，卫生部长陈春甫，政治部民运部长盛茂吾，红十三师政委朱金畅，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团政治处主任罗福祥，三十九军团长吴岱朝，三十七团政委何志余等五军多名高中级干部在高台保卫战中壮烈牺牲。

    一月十八日夜晚时分，西路军总指挥部三局局长宋侃夫破译了一则敌人的电讯，闻知敌人集结重兵猛攻高台县城，红五军危急。一月十九日凌晨五时，总指挥部立即派骑兵师前往增援。骑兵师有五百人马，是临时组建的，战斗力不强。当骑兵师驰至沙河堡时，遭马家军截击，大部受损。是役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政治部主任李庆雍、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子英壮烈牺牲。西路军总部也曾派其他部队增援，因受敌拦截未果。驻守临泽的五军政委黄超虽几次派部队增援，都因兵力单薄未能奏效。

    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围攻高台的同时，又以两个旅和部分民团约万余人向九军、三十军发起进攻。

    一月三日，徐向前、陈昌浩率西路军指挥部与九军一部西进途中，在甘州（今张掖）西南的甘浚堡突然遭受马家军的围攻。在突围中部队被冲散，吃了大亏。致使部分电台失落，通讯联络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一月三日，西路军总部进驻倪家营子后，敌人尾追而至，包围了倪家营子，与西路军发生了多次战斗。西路军在此一次又一次打退强敌的进攻，在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在倪家营子坚守了二十多天。

    临泽县城位于甘州以西，南接肃南，北接阿拉善右旗，西与高台接壤。临泽县城虽小，但城墙坚固整齐，城四周又有两丈宽，三米深的护城壕沟，四周都是开阔地形，易守难攻。

    董振堂率部前往高台的时候，红五军政委黄超率三十七团、四十三团留守临泽。随同五军进驻临泽的还有川陕苏区随军赶来的总部炸弹厂、被服厂及直属机关和九军的一支掩护部队。五军任务是筹备粮草，为西路军总部及后续部队西进做准备，并等待九军和总部到来接防，然后攻取肃州，出嘉峪关占安西、敦煌，以建设临、高根据地。

    总部直属机关缺乏战斗力，因此驻扎在临泽县城里（今蓼泉乡），五军主力部队则分布在城西南二三里路的几个庄子中。一月十二日，敌人猛攻高台的同时，以一部围攻临泽，这样临、高两地间的联系就被切断。接着，敌人又将临泽县城与周围村庄的红五军主力部队分割包围起来。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企图先拦住西路军前进的道路，把红五军分割包围，最后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西路军总指挥部命令五军和总部直属机关坚决守住临泽城，等待三十军增援。

    由于敌人切断了与高台的联系，从高台方向传来隐隐约约的枪炮声，却不知道具体情况。期间，黄超命令三十七团团长饶子健带二营支援高台，途中，得知高台已经失守，派出的侦察员也回来证实了情况。二营也遭到了敌人的围攻，后来在夜幕中成功突围。

    马家军攻占高台后，气焰嚣张，复掉头转攻临泽，以一部兵力攻击城外五军军部阵地，以一个旅的兵力猛扑临泽县城。一月二十二日夜，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五军余部奉西路军总指挥部命令，撤离临泽阵地，东返与红三十军会合。

    驻守临泽城的是西路军总部直属部门，城内除了一个警卫连外，其余都是缺乏实战经验的干部和几百个女同志及勤杂人员。在临泽驻守的西路军最高领导人是后勤部长郑义斋和负责群众工作的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负责指挥这次守城的是郑义斋，他见马家军重兵围城，急电西路军总部。总部指示城中部队坚守，等待红三十军救援。郑义斋命令总部四局科长秦基伟负责组织城内机关部队坚守城墙。秦基伟将机关干部及勤杂人员按班排编组，打了三天三夜，最后奉总部命令东返与红三十军会合。临泽保卫战以弱敌强，打退了敌人五个多团兵力的多次围攻，创造了西路军史上一个以少胜多的战例。[249]

    （2）对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的评析。

    我们看到，西路军是以五军为先锋，九军和总指挥部居中，三十军断后，离开永昌、山丹地区，向西退却的。在退却过程中，西路军总指挥部与红九军在甘浚堡被马家军突袭，作战失利，遭到严重损失。

    一月三日的甘浚堡战斗失利，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就向军委汇报了这次遭遇战的情况：“我们及九军昨过卵河水桥，夜到甘浚，然敌骑一旅今早跟到我们附近拦头，三十军今早到俭首熬（龙首堡）。敌骑一旅接近，拟在现地反击敌”，部队“不易联络，掉队甚多，均被敌杀害。”[250]这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首先向军委报告了甘浚堡战斗的基本情况。

    一月八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又电军委主席团：

    甲、我们带九军、三十军、直属队彩病员，多机笨重。敌将甘浚堡四周围住，不好出击，夜间突围，各部指挥不力，慌敌，致遭部分损失，十台、十一台、八台各损一部。现已合配第十台使用，余两台取消，此地二局机器损失。

    乙、现已集九、三十军及我们于沙河堡，坚决灭敌。敌主力集此，五军仍回高（台）、抚（彝）。 [251]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报告了损失的基本情况，关健是电台及维修设备损失严重。西路军领导人也坦率承认了在突围过程中由于“各部指挥不力，慌敌”导致了本来应该避免的损失。我们也同时看到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的兵力部署。西路军主力红三十军、九军及西路军总指挥部在沙河堡（倪家营子），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让五军在占领临泽、高台筹集物资后及时收缩兵力向主力靠拢，而是让五军分驻高台和抚彝（临泽）。我们看到高台、临泽这两个据点显然是西路军的薄弱环节，这种兵力部署客观上造成了马家军将西路军分割包围后首先攻占高台的条件。
一月九日十六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再次致电军委主席团：

    （一）九、三十军今夜可全部集中主力在甘浚堡，决在此灭敌。马朴主力，一团在高台西，一团在威敌堡、沙河堡一线；马彪部似在沙河堡以西；马元海率步骑各约三千，仍尾我三十军。昨敌以二团犯西洞堡三十军阵地，未得手。

    （二）后卫从甘浚堡突围后，已全到此，主要干部无一损失，只事务人员及彩病员损失一部，约在二百人左右。八台机件已全到，二局之收音机两部已全失，十台收发报机被毁，三局所存电池、汽油及机件大部损失。今后器材难久持，即小规模之二局工作亦难恢复，务望军委供给我方材料。[252]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首先汇报了马家军在甘浚堡地区的部署情况，西路军主力决定在此灭敌。主要干部在甘浚堡战斗中没有损失，部队伤亡约二百人左右。电台及维修设备损失较大，这给西路军以后的通讯联络带来很大困难，严重影响西路军各部的协调作战和一致行动。至于西路军领导人要军委供给材料，远隔千里，障碍重重，军委又如何能够供给呢？

    关于甘浚堡战斗失利，红五军保卫局长欧阳毅在后来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这一突围，确实是莫大的损失，确实是莫大的屈辱，在精神上给了西路军以莫大的颓丧。敌人的士气则更提高了。……这次突围的主要教训是地形、路线、方向未侦察清楚，向导没有准备好，干部没有掌握着部队，有些部队没有切实遵照出发时间。九军参谋长李聚奎也说：甘浚堡突围被敌人袭击，主要是干部的恐慌、动摇、指挥不一。如前卫尚未出动（延误了时间），而总直属队自行前面插去。结果使战斗部队与非战斗部队混在一起，枪声一响，就一塌糊涂地乱跑。明知在敌人左右只隔300米远的中间通过，一定是要发觉的，不事先派出得力的掩护部队占领阵地，和先头及侧翼派出精干的搜索部队，严密搜索驱逐敌人的埋伏部队，使我主力安全通过。[253]

    我们由此看到，如果指挥得当，这次失利本来是可以大幅减少损失的。但是由于侦察工作没有作好，指挥失误，结果导致重大损失。通过这个战例反映出西路军的组织纪律性，在危急情况下指战员的沉着冷静，干部的指挥能力，确实存在问题。如果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么西路军在身处甘西，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所带来的后患是极为严重的。本来在困境之下，只有同心协力，下定必死之决心，方有可能杀出重围，从万死中觅取一生。西路军的通讯设施在这次失利中遭到严重破坏，给西路军以后作战带来重大困难。这也是后来五军被困高台，西路军主力没有能够及时增援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路军分布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三个点上。董振堂率红五军两个团及西路军总部直属部队一部驻在高台，红五军政委黄超率五军另两个团驻在临泽县城周围的村庄里，西路军总部后勤机关驻在临泽县城，西路军总部及红九军、红三十军驻在倪家营子。当时，西路军全军共有一万五千人左右，[254]作战部队近万人。从西路军兵力分布看，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主力及三十军驻在倪家营子，红五军分驻高台、临泽，在高台有若干总部直属部队，临泽县城主要驻扎后勤机关。据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回忆：“从高台到倪家营子约有一百多里，为了打击敌人，根据任务，部队分散地配置开，恰恰又象一字长蛇阵。”[255]我们看到，蛇头在高台，蛇身在临泽，蛇尾在倪家营子。显然西路军领导人将重兵放在蛇尾上，而蛇头、蛇身则是西路军的“软肋”。

    当着西路军占领高台后，马元海率领三万多马家军作战部队及民团蜂拥而至，将西路军分割包围。我们看到，马家军针对西路军的兵力分布，首先拦头，将三万兵力中的二万兵力用来围住高台，[256]挡住西路军西退的道路，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同时将三万兵力中的一万兵力隔断了高台与临泽之间，临泽县城与县城周围红五军部队之间，临泽与倪家营子之间的联系，用于围困倪家营子和临泽的西路军，适时发起防御性攻击。[257]马家军采取的方法显然是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首先避开战斗力较强的红三十军，集中兵力攻击红五军。对红五军驻守的高台与临泽这两个县城，又以驻守高台的红五军为首攻对象。

    尽管高台和临泽这两个据点都是西路军的“软肋”，但是马家军却是选择高台而不是临泽作为在这个地区首战的突破口，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如果马家军首战选择临泽，西路军临泽守军会得到倪家营子西路军主力和高台红五军部队的增援，使马家军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在作战上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就可能导致马家军难以挡住西路军西退的行动，致使西路军在与马家军的激战中突出重围，实现西退。如果先打高台，就不但会挡住西路军西退的道路，而且在马家军进攻高台的时候，避免了腹背受敌的隐患，同时也由于马家军已将高台与临泽之间，临泽县城与县城周围红五军驻地之间以及临泽与倪家营子之间分割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向高台增援就面临重重阻碍。这样马家军一旦攻陷高台，就从西面截断了西路军西退的道路，而后乘高台获胜之威，回击临泽，再重兵围困倪家营子。

    我们看到，西路军当时总兵力约为一万五千人左右，在高台、临泽地区的马家军有三万人左右，兵力对比是一比二。如果考虑到西路军中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后勤机关、伤病员及其他人员，而马家军三万人中也有较大数量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民团，经过折衷后我们认为这个比例还是能够反映真实情况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虽然马家军占有优势，但在兵力对比上并不是绝对优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家军还不敢对西路军发起歼灭性打击，而只能是围追堵截，各个击破，逐步消弱。

    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是一月一日占领高台的，而甘浚堡失利发生在一月三日，也就是说在甘浚堡失利前红五军已经占领了高台。而红五军作为先锋部队在西退的时候全军就只有一部电台，如果红五军要分散驻防，这显然就给红五军之间的联络带来很大困难。在甘浚堡失利前，西路军应该还是有备用电台的，可是却给充当全军先锋的红五军配备一部电台，不论怎么说这也是一个安排上的失误。既使由于甘浚堡突围失利，电台被严重损坏，但是西路军总指挥部还能不能从别处抽出一部电台供五军使用呢？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因而难以作出判断。不过，从逻辑上来说，鉴于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一部在攻占高台后就显得孤军深入，为便于策应和联系，从西路军中暂时抽调一部电台供五军临时使用，应当是不成问题的。能够这样作，而没有作，就是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了。我们知道红五军从一月一日占领高台到一月二十日高台陷落，一共二十天时间。如果从一月五日马家军对高台发起攻击，到一月二十日高台失陷也有十五天时间。就是因为高台的红五军没有电台，在这个时间内西路军领导人更应该及时沟通与高台红五军的联系，掌握敌我在高台地区的动向，并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损失。同时，在敌军重兵围攻之下，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从保存五军实力的大局出发，还要授予董振堂在紧急情况下临机决断的权力。

    从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的兵力部署看，西路军领导人应该认识到马家军可能避开倪家营子，选择西路军兵力较为薄弱的高台或临泽作为突破口，集中兵力攻击这两个据点。在马家军将西路军分割包围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判断出马家军极有可能将进攻重点对准高台或临泽，从而对高台或临泽的防守预先作出谋划，或组织有力兵力进行救援，或令高台、临泽守军及时撤离，东返与主力会合。

    固然，由于董振堂所在的高台驻军没有电台，又因为董振堂派出的人员没有能够将高台困境汇报给西路军领导人，导致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及时获得红五军的确切消息，影响到他们的决策。但在这长达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五军政委黄超与西路军总指挥部的电台是畅通的。从黄超所在的红五军驻地也能听到高台方面的隐隐炮声，在马家军隔断了高台、临泽之间联系的情况下，这么长的时间内沟通不了信息，他们也应该意识到高台发生了严重战事。因而我们也不能不说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的主攻方向和在这种进攻下如果西路军主力难以进行有力的援助，不仅会导致高台失落，而且高台守军也将全军覆没的风险认识不足。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才导致了他们没有能够果断作出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撤离高台或用西路军主力增援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