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七日，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继续西进。以五军开路，九军和指挥部机关居中，三十军殿后，向高台、临泽开进。为了避开马家军骑兵，红军每天都是夜行军，经过民乐、洪水，越过甘州，涉过黑河，西行进入临泽境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红五军进入临泽（原抚彝）县城，一九三七年元旦拂晓，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两个团和总部特务团四个连及两连骑兵共三千余人，几乎兵不血刃地一举攻占高台县城，守城的一千多民团投降，被红军收编。西路军总部随红三十军进驻倪家营子，红九军驻沙河堡。总部直属各部及总后勤部隶属的兵工厂和妇女团一部进驻临泽县城。[214]

    1、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在行动方向上面临的三种选择。

    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在行动方向上仍然面临三种选择：一是继续向西，占领肃州和安西、敦煌，打通与新疆的联系，获得苏联援助。二是东返，派兵向东收复刚刚失去的根据地，直到返回河东。三是在高台、临泽地区就地发展，创建根据地。

    在这个时候，西路军到底应该向那个方向发展呢?

    如果我们单就西路军领导人的意向来说，他们当然是愿意继续往西，早日打通苏联联系，获得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这也是他们主张西退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以西路军领导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而是由各种客观的因素决定的。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却止步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2、西路军停止于高台、临泽地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西路军在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后，火速向西进军，但是在占领高台、临泽地区后，却止步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就象有人说得那样是因为河东形势紧张，要西路军配合河东作战，中央不让西路军前进了吗？还是另有别的隐情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在西路军先锋部队红五军攻占高台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致电中革军委：

    （一）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均无伤亡。五军一日占抚彝城（今临泽县蓼泉镇，当时临泽县城。—引者注。），昨晚打开高台城，敌只打一枪，县长及民团千余全部被俘。人粮均极丰。三十军今早到六坝，明由甘俊堡附近往沙河堡进。我们及九军今早用火攻击拒敌堡，人逃亡甚多，今或明向甘俊堡、高台进。

    （二）马元海率主力今可到洪水，马彪部在三堡，有犯六坝可能。马步銮团在六坝附近，马朴二团今由甘向抚彝前进，甘州敌仍如前。

    （三）因敌骑多且速，不宜分兵与敌战，日行不便，落伍相当多，但士气极旺，九军稍差。

    （四）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对各方情况及我方行动有何指示？[215]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首先报告了西路军的进军状况，同时也汇报了马家军的部署。从电报中看，当时进军比较顺利，虽然落伍较多，但是士气极旺。由于高台、临泽一带人粮极丰，如果没有大敌压迫，西路军领导人决定大部留高台、临泽地区休整。如果被敌压迫时，就准备向肃州进军。从电报中看，西路军领导人还是充满信心的。西路军领导人想利用高台、临泽地区物资储备丰富的优势，在本地暂时休整后，再继续向西退却。但是严峻的现实却打破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设想。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封电报中找到依据。一月四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军委及总政：“高台以下人粮极丰，以上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则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216]

    我们看到，一月二日电报对西路军发展是乐观的，而在这封电报中却有些悲观气息，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一月二日发电报时西路军领导人尚未发现这些问题。但西路军领导人在驻扎下以后，经过调查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据点少且远”， 高台以下“人粮极丰”，因而才给中革军委发了这封电报。鉴于这种情况，如果要是继续西退，那么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东进又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强调敌人众多而放弃，中央才不得不要求西路军暂时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

    在收到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电报后，一月五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在前进。”[217]

    这样我们看到，军委在收到西路军领导人强调西退困难的电报后就电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在前进”。有些西路军研究者单纯引用军委主席团一月五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而回避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致中革军委的电报，从而得出当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时是中革军委阻止了西路军的西退，因而西路军失败应由中央来负责任的结论。他们虽然从行文之逻辑上求得了一致，但是却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

    对于军委主席团要西路军领导人“暂时勿在西进”的电报，西路军领导人是难以理解的，因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一月六日致电军委主席团：“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 [218]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对中央有了几分埋怨情绪，认为中央指示多变，致使西路军遭受了一些损失，影响到今后西路军的行动。西路军领导人说对近来各方情况了解不明，反映的倒是实情，但是他们对“整个战略企图”和“西路军基本任务”提出的质疑，我们认为似有明知故问之嫌。因为中央已经屡次电告他们，要在河西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打通远方。至于西路军的行动部署，中央不能越俎代庖，就要西路军领导人根据面临的具体情况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的这种疑问，因而军委主席团才于一月七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219]]

    我们看到，当时中革军委之所以要西路军“暂勿西进”，是根据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致中革军委电报中陈述的高台以下“人粮极丰”，高台以上“甚荒凉”的相关事实，所以才让西路军“暂勿西进”的。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苏联援助问题上出现了危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失去了联系。

    “远方货物是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的，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220]这是军委主席团一月十六日致西路军电报里的话。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也就是至少从十一月十六日以后中央就没有收到共产国际关于对西路军援助的电报。如果在没有和共产国际（苏联）约定好的基础上，西路军继续西退是不会获得援助的。

    另外，据中央与共产国际（苏联）以前的电报约定，“远方物资只送到安西，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221]这也就是说，既使苏联能够及时提供武器装备的话，如果不占领安西，西路军也是难以获得的。而西路军领导人在前文电报中所说的高台上下的境况如此不同，就使得中央在没有获得共产国际（苏联）及时提供援助的消息前，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让西路军暂时驻扎于“人粮俱丰”的高台、临泽地区，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以图使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不然的话，继续要求西路军西退，由于高台以上甚荒凉，人烟稀少，粮食匮乏，马家军再席卷而至，苏联的援助又难以及时到达，那对于西路军来说直可谓灭顶之灾。

    徐向前后来曾对西路军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有一段评论：“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前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危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222]

    在徐向前晚年的这段评论中，他仍然认为当时并不知道中央要他们停留在高台、临泽地区的原因。我们通过前文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的来往电报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确实在一月六日给中央打电报对要他们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发出疑问，但是在一月七日中央就回电告诉他们之所以要西路军暂停于高台、临泽地区，是根据他们一月四日来电所述情况指定的。这个时候他们应该理解中央要西路军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的原因了。如果当时徐向前对于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尚缺乏清醒的认识，那么徐向前在晚年也应该对苏联援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正是由于苏联援助不能及时到位，才使得中央不得不对西路军西退有一个更为谨慎的态度，暂时让西路军停留于“人粮极丰”的高台、临泽地区，而暂不向荒凉的安西、肃州进发。这体现了中央对西路军安危的高度关心，而决不是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唰来唰去”。

    从徐向前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他似乎仍然对当时中央没有能够及时援助西路军抱有怨言，产生怨言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对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的根本区别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我们知道当时在河东已经集结了国民党中央军四十个师，中央领导的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西路军在河西面临的甘青二马的压力大得多。这个时候，要求河东红军援助西路军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原先属于红四方面军，但这两个军并非红四方面军的私家军，而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从河东面临的巨大军事压力和我党的根本利益着眼，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留在河东是必然的。在这方面党中央此前确实曾为全党作出了表率。红二方面军的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是原先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中央也没有因为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就要求他们重回红一方面军建制。红四方面军的红五军原先是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中央也没有因为红五军原先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就要求红五军重归红一方面军建制。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因为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就不顾河东面临的严重敌情和我党的根本利益，要求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来援助西路军，开往河西，归还建制，这显然是置大局于不顾的本位主义行为。

    至于将西路军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与河东形势联系起来，说西路军留在高台、临泽地区是因为要策应河东的需要，这似有牵强附会之嫌。因为从现在公开的电报中我们没有发现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返策应河东的命令，但是却透射出西路军领导人根据当时处境自己要求东返的迹象。[223]这种说法也与军委一月二十四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的授权相矛盾。[224]既然中央要西路军策应河东，那么为什么又授予西路军领导人行动方向的自决权呢？这显然说明要西路军领导人策应河东本来就不是中央的意图，是后人的附会之说。对这个问题下文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之所以要求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暂勿西进”，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电报中报告的高台上下境况的差异所致，同时又鉴于共产国际（苏联）没有及时履行他们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因而中央才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要西路军暂停于“人粮极丰”的高台、临泽地区，创建根据地，以使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