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影响力，这可能是在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在援助西路军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在中央建议下张国焘拍发的这封电报。在电报中张国焘首先对西路军在河西的奋斗和自我批评作了肯定，而后指出我党的战略中心在河东，河东形势异常复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河东是难以分兵援助西路军的。西路军作为一支独立作战的部队，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敌人，建立高台、临泽根据地，打通远方联系。要西路军领导人相信军委的指示是正确的，要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最后要求西路军完成击退二马的任务，并作了一些指导。

    面对西路军领导人置军委的解释于不顾，一再要求河东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一月九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

    （一）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来援助你们，请勿作此想。

    （二）你们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才是出路。马敌只是善打游击战，如能诱敌伏击，能缴械一部，有可能停止其进攻。而自己部队应紧缩编制，每人能拿一样武器，刀矛也好，能人自为战，即可灭敌。

    （三）政治上团结一致，自信能解决当前问题，才能完成任务。[232]

    我们看到，军委又一次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红四军、三十一军与西路军相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劳师远征，是难以援助西路军的。西路军只有依靠自己，团结一致，集中主力，消灭敌人，才有出路。这又一次告诉西路军领导人除了依靠自我奋斗外暂时没有任何外力可以帮助西路军。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西路军领导人对依靠自身力量战胜二马的信心发生动摇，因而要求苏联援助，或将援助物资送到高台地区，希望中央用外交或武力扼制二马，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中央要求他们不要依赖外力援助，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这个指示在西路军位于永昌、山丹地区的时候，中央就电告了西路军领导人。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难以领会，更没有化为西路军的实际行动。

    西路军领导人置中央的指示于不顾，又一次要求中央给予外来援助，否则他们难以完成消灭二马，建立根据地，打通远方的任务。最后，他们竟然提出如果中央难以援助西路军，鉴于红四军、三十一军是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那么就把这两个军归还四方面军建制的要求。因而，中央又通过张国焘给西路军领导人发电报来说服西路军领导人依靠自我奋斗，以求达到在高台、临泽地区歼灭敌人，建立根据地的目的。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下仍然坚持要西路军领导人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而没有对西路军进行援助呢？下面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一再要求的情况下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一到南京，张学良就被扣压，而后国民党中央军出兵陕西，重兵压向东北军、西北军和河东红军。当时在国民党大兵压境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依靠河东红军，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巩固和扩大抗日联军统一战线，开始进入紧张的备战状态，作好应付大规模内战的准备。

    一月六日二十时，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

    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迎张。

    乙、顾来则张、杨二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

    丙、张、杨两军速筑坚固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广西前事可证。

    丁、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张学良去宁已上了大当。[233]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针对顾祝同指挥的中央军压向陕北的实际情况，敏锐意识到一旦东北军、西北军被宰割，红军就会陷于孤立，在陕北也很难呆下去。因而，必须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只有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立足于打仗，才有可能避免内战的爆发。既使内战爆发，由于有了充分准备，才能够从容应付，减少损失，以利于最后取得胜利。

    由于西路军领导人一再强调形势不明，同时也为了让西路军领导人明白当时河东面临的严峻形势，使他们能够理解中央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的原因，一月八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

    甲、胡宗南一师、七十八师、关二十五师、孔九十七师、周四十三师，现驻同心城、七里营城镇，有南移天水讯。

    乙、毛炳文部八师、二十四师住会、静宁一带，曾万钟部七师、十二师驻天水、通渭一带，李及兰四十九师驻泰安，王耀武五十一师驻驻汉中。

    丙、马鸿奎仍在宁夏附近，有辞职讯，以兵单、防广、财困为词。兰州仍为于学忠所占，马步芳、马步青除留守西宁及对付兰州外，均随我西路军前行。第一军杨补充旅在兰州被于部缴械。

    丁、我陕北苏区有高桂滋八十四师、高双城八十六师及李仙洲之二十一师对峙中。

    戊、蒋回南京后，违反条约，将兵撤出陕甘之计划不执行，重新部署逼迫陕甘，调第二师、六师、十四师、二十三师、二十八师、七十九师、八十三师、一百零三师入潼关，占领华县，第十师、九十五师入商南，十三师入洋县。

    己、张、杨、红三方面仍团结很紧，决心抗战。

    庚、川、桂、粤、晋、鲁均与东西（指东北军和西北军。—引者注。）有密切联络，反对内战；英美及上海报谈论和平解决企图，和平声浪甚高。

    壬、新疆与绥远日前已通车、通运，途中甚平静。

    癸、……据以上情况，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已离其策源地甚远，粮、弹、人、马接济均必困难，趁此时机已占高台、临泽有粮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也自然打通，寒候已渡过，接济亦必到手。否则不趁此良机决心消灭敌人，前途困难更增。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234]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鉴于西路军领导人曾说他们对当时时局知之甚少，因而我们看到军委在这封电报中首先向西路军领导人介绍了当时的形势。从电报中看到，当时河东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面临的敌情比西路军要严重得多，而且大都是国民党中央军，战斗力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河东红军去增援河西显然是不可能的。西路军面临的敌人主要是甘、青二马，并且已离其策源地较远，补给困难，因而在西路军占据高台、临泽有粮地区后，中央要西路军乘机消灭敌人一部，建立根据地。这是当时西路军唯一的出路。

    一月七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现占领高台、临泽，令其暂时在该地停住。但二马骑兵扰击甚紧，子弹十分缺乏，希望派飞机送子弹去，如有可能请设法运送十万发。”[235]

    我们看到，在河东面临的严重形势下，从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尽管中央难以派兵直接援助西路军，但是中央应西路军的要求还是在尽可能采取一切办法援助西路军。

    那么，在国民党的重兵围堵之下，河东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是哪里呢？是为了撤往河西，才让西路军停止于高台、临泽地区予以配合的吗？

    我们从下面的电报中可以得到回答。 

    一月八日二十四时，毛泽东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但目前争取在三原、咸阳多休息几天，不致和平被敌人破坏，一时不向东出动。[236]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一旦内战爆发，河东红军主力不是向河西发展，而是向东南发展，沿着商洛、豫西、京汉路的路线，出动到外线，到进攻西北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后方去，通过外线作战配合处于内线作战的红二方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歼敌，以达到击破国民党中央军的目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红军主力的作战部署不但要取得党和红军内部领导层的同意，而且也要取得友军的理解和认可。

    一月十一日二十一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过细考虑，红军主力以出商洛为宜。该路击破即可转入豫西，敌中右两路无能为矣。使用二方面军及二十七军于蒲城，威胁陈诚集团之翼侧，使之不敢猛进，协助我主力在商洛之成功。请即取得杨之同意。如主力用于渭北，则战略上全处被动地位，战术上亦有很多困难，如彭、任所顾虑者，故不宜取此方针。[237]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又重申了一月八日二十四时电报中确定的河东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及路线，同时又要周恩来、博古向杨虎城解释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的原因。由此看来，红军主力的作战方向进一步得到确认。

    到了一月下旬，河东形势日趋恶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按原定计划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准备向南出动，出商洛，进豫西，转战平汉路，深入到外线作战。

    一月二十一日二十时，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彭德怀、任弼时：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于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请即调查山阳、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紫阳、汉阴、石泉等城驻军情形，并要求杨同意让出各该县。 [238]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准备将红军主力按原定计划向南出动，到外线作战，并不是象有人说得那样要西渡黄河，退往河西地区。[239]

    当时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只有向东发展，才能使我党不但承担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而且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壮大。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所坚持的东进路线。而向西不论从政治、经济条件、人口及地形等方面均将我党置于不利地位，如果国民党军沿黄河布防，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被局限于河西地区而难以得到发展。这就是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所反对而为张国焘所坚持的西退路线。因而，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确保河东，向东发展，才符合我党的根本利益。

    西安事变后，河东形势变化万端，国民党中央军入陕使河东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面临的敌情空前严重。在国民党军重兵云集之下，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比西路军要大得多。而西路军西退已经拉走了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当时河东红军抗衡国民党军尚嫌兵力不足，以致于产生不得不打到外线去的设想。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河东红军放弃我党根本利益去援助西路军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从我党发展的全局出发，命令河东红军西渡黄河，挺进河西，这样不仅会严重消弱河东我军的力量，引起联军内部的分裂，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河东我党领导的根据地失守，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局限于河西地区而难以得到发展。同时留在河东失去根据地的红军也会被迫向他方转移，由于力量弱小，也就难以有所作为，甚至会被国民党中央军消灭。这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

    在河东形势日趋严峻，红军主力难以西渡的情况下，我党中央还难以找到合适的方法来约束二马。同时，在苏联运送援助给西路军问题上，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比西路军领导人还要焦虑，由于这个时期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报尚未披露，因而我们只能从逻辑上来判断这个问题。在共产国际（苏联）表示从宁夏提供援助的情况下，红军渡过了黄河，正当宁夏战役执行之际，他们却突然中止了从宁夏提供援助的承诺，又改为从新疆提供援助。当着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共产国际（苏联）对提供援助的事不声不响，以致“二个多月”竟然没有音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不断发电催促（逻辑判断上），却也望洋兴叹，无可奈何。因为中共中央是无法左右共产国际（苏联）的决策的。

    正是由于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反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全靠西路军自我奋斗，消灭敌人，创建根据地，把西路军的生存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恰恰是冷静的，理智的。

    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置我党发展的大局于不顾，一再强调河西的困难，这到底是他们认识上的不足呢，还是处于本位主义的思想意识在作怪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