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后，创建根据地，在这个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西路军为什么要在这一地区创建根据地呢？西路军在这一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呢？这是主观指导上的失误，还是有着不得已的原因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后，在行动方向上面临三种选择：一是返回河东；二是继续西退；三是就地发展，创建根据地。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后，不论是红军总部，还是西路军领导人均认为东返难度更大。当时西路军还有一万八千人，虽然遭受重大损失，仍然具有较强的实力，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还是可以打通苏联的。同时他们也不甘心于放弃西渡后的征战所得，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是不会选择东返的。这样他们就只有在西退和就地建立根据地之间进行选择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在该地停留了一个多月才进行西退呢？我们认为原因如下：

    （1）苏联援助不明是导致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西路军西退时，肩负两大任务：一是打通苏联联系；二是创建根据地。这两大任务是由西路军领导人主动提出并经中央认可的。党中央是在要求共产国际“切实无误”地从新疆提供物资并获得他们的保证后，才同意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但当西路军进到永昌、山丹地区后，共产国际就援助的时间、地点、方式及物资种类仍然没有明确答复。党中央是无法左右共产国际决策的，只有向共产国际说明情况，请求他们尽快解决援助问题。这样在共产国际没有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同时鉴于肃州、安西一带，人烟稀少，环境恶劣，物资奇缺，苏联又明确表示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为了不使西路军在苏联援助不明的情况下贸然进入该地，与河东相隔太远，保留必要的回旋余地，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让西路军 “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

    （2）独立向西，力求建立根据地，开辟河西斗争新局面，是导致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之二。只有建立了根据地才能在河西站稳脚跟，才有利于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建立抗日战争的巩固后方。不论是西路军领导人给中央的电报，还是中央征求意见的《作战新计划》，都提出了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永昌、山丹地区处于河西走廊蜂腰部，从地形等方面也有种种弊端，我们承认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确实是困难的。但既然要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永昌、山丹地区不论从人口、物产还是经济状况要比甘、肃州及以西地区好得多，且又离河东较近，便于联系和策应，因而从整个甘西来看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还是比较适宜的。我们不能因为后来西路军失败了，在这个地区建立的根据地没有存在下去，就简单地认为在这个地区没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要建立根据地，首先就必须消灭敌人，这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在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根据地是难以建立起来的。我们看到西路军过河后，分兵冒进，处于战略进攻下的战术防御状态，被动出击，打得是击溃战、消耗战和阵地战，始终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这样在敌人肆虐猖狂的情况下，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3）在条件不具备时，避免西路军孤军深入甘西，保持西路军东边回旋余地，以求与河东红军成策应之势，一旦西路军如遇不测，可立即返回河东。我们看到在中央十一月十八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电报中就有防止东边被毛炳文部过早占领，保持西路军回旋余地的要求。本来中央对西路军西退就有顾虑，不过是在西路军领导人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主动要求下最后才不得不同意的。当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后，在苏联援助不明的情况下，中央显然对西路军继续西退是忧心忡忡的。由于当时河东红军主力正在与国民党重兵作战，一旦西路军如遇险境，河东是难以抽兵到河西去直接援助西路军的，因而中央在要求西路军依靠自我奋斗打开局面的同时，又为避免西路军孤军深入甘西，预先为西路军一旦如遇不测重返河东留下后路，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保持东边回旋余地，要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方针，也是导致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的重要原因。我们要准确界定这个方针在导致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正是因为中央在苏联对西路军援助不明和西路军表示要担负起创建河西根据地任务而又不愿东返的情况下，中央才从开辟河西根据地和巩固抗日后方的要求出发，制定了这个方针。由此看来这个方针恰恰是在苏联援助不明和西路军领导人表示要创建河西根据地这两个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的，也就是说是由前两个因素派生出来的。既使这样，鉴于要求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方针毕竟是中央制定的，不管处于何种意图西路军领导人毕竟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因而我们说中央也应对此承担一定的责任。由此看来，中共中央下达的这个方针绝不是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充其量也仅仅算是重要原因。

    （5）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我们看到没有将西路军战胜甘、青二马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却对外力抱有幻想。这始终是西路军领导人的一个弱点。作为担负一个方面独立任务的高级指挥员，应该根据所面临的瞬息万变的形势，独立思考，果断决策，尽可能保全革命力量，以保证任务的完成。当时我军过河后作战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西路军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敌我力量的对比状况到底如何？面临的困难是什么？这些困难能不能克服？当时到底是应该西退还是东返？西退和东返的希望有多大？各有什么利害得失？从当时情况看，如果难以在这个地区创建根据地，又难以立即西退的话，就只有果断决定返回河东，免得在这里被动挨打，白白损失革命力量。对这些情况西路军领导人始终没有能够进行深入而又周密的分析，对西路军的发展做出一个清醒的估计，因而他们也就难以做出正确决策。这样就导致西路军领导人犹豫徘徊，舍不下已经到手的根据地，不愿意放弃打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的希望，及时采取果断措施，脱离险境了。

    （6）西安事变发生后，对西路军滞留永昌、山丹地区也有重要影响。西路军是在十一月十八日占领永昌，二十一日又占领山丹的，到西安事变发生时，西路军已经在这个地区停留了二十一天。西安事变发生后，一开始也并没有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只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应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向中央建议要西路军东进策应东北军，但十二月二十五日因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就取消了这个东进命令。据现在公开的电报是二十七日中央电告西路军，仍然执行原定任务的。由此看来，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仅仅发生在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这五天内，这绝不是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主要原因。过分强调西安事变爆发后西路军策应河东而导致西路军长期停留永昌、山丹地区的作用，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由以上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到，尽管苏联援助不明和力求独立建立根据地是西路军在这个地区停留的主要原因，但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长期停留的原因却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最终导致了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这对西路军的命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3、西路军是为了要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而受命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吗？

    有人认为中央作出西路军在“现地区停留一时期”的方针，是由于根据《作战新计划》的规定，为了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需要，因而中央让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这样会造成河东主力红军和西路军在河西会师的假象，为河东主力红军转移创造条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导致了西路军长时间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198]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前面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现在我们从这个角度再作进一步分析。

    我们知道，在十一月八日中革军委下发的《作战新计划》中，确有河东主力转移的设想。一般来说，如果要有让西路军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要求就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以便于沟通思想，取得一致意见。但在这个计划中并没有要西路军配合的内容，在当时中央致西路军和其他领导人的电报及相关会议记录中也没有发现要西路军配合河东主力转移的要求。因而我们说其码到现在为止尚未发现中革军委有让西路军配合河东主力红军转移意图的文字依据。

    至于有人说，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可以牵制敌军，策应河东红军主力的转移。我们看到，西路军西渡黄河后，确实吸引了一部分国民党军（毛炳文军和杨德亮旅）到河西来，减轻了河东的压力，对河东红军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策应作用。但河东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却没有西渡黄河，仍在河东“围剿”红军。作为与西路军交战的马家军来说，其作战范围主要在河西，主力一般不会到河东作战。我们的这个判断可以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陕北时，马家军主力也没有东渡黄河直接配合胡宗南部与陕北人民解放军作战中得到验证。这样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防止甘、青二马出兵河东，而将甘、青二马主力牵制于河西的说法就很难成立。

    毛炳文军和杨德亮旅不仅是为了追击西路军而西渡黄河的，也是为了防止西路军重返河东而布置的堵截力量。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毛炳文军与杨德亮旅由于西路军西进，又有甘、青二马的阻隔，实际上一直处于“观战”状态，并没有和西路军交战。这两支国民党军要由甘、青二马与西路军的交战态势及结果来决定其去向，他们实际是甘、青二马的预备队。不管西路军停留在甘西什么方位，只要甘、青二马与西路军的交战没有结束，只要西路军没有返回河东，河东国民党军的战场形势没有恶化，这两支国民党军在短时间内一般不会撤去。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牵制毛炳文军和杨德亮旅之说似也难以讲得通。

    我们可以设想，由于西路军在河西受到甘、青二马围堵，交战正酣，又有毛炳文军和杨德亮旅在黄河西岸一带追击拦截，虎视眈眈，东边再有黄河相隔。在宁夏战役计划中止后，河东红军在国民党军进逼下被迫放弃了西征以来的大片土地，向东转移。同时西路军也已西退到河西走廊的蜂腰部—永昌、山丹地区，西路军又是步兵，从作战态势上看，河东国民党军一般不大担心西路军会到河东来对其造成重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对河东国民党军队的战略牵制作用并不明显，也就难以起到牵制河东国民党军，以配合河东主力红军转移的作用，造成西路军与河东红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

    有人从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五日致西路军领导人“在你们打破马敌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199]的电文中引申出中央要求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的发展，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如果孤立地看这段电文，容易使人们误认为是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向东发展，以便策应河东。但是我们从前文对决定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诸多因素的分析来看，策应河东决不是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一步，恰恰是为了使其不隔断与河东的联系，保持东边回旋余地，防止西路军孤军深入甘西，以使西路军在河西的发展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中央正是从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这个现实出发，才要求西路军东进策应河东的，而不是中央为了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才命令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否则的话，就可能使我们的研究进入误区。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让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配合河东主力红军转移之说，既没有得到中央意图西路军配合河东的相关文献上的支持，也不是以西路军西渡后黄河两岸敌我力量对比及分布状况的深入分析为依据，而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事后凭着主观想象演绎出来的附会之说。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说西路军之所以在永昌、山丹地区长时期停留，是为了配合红军主力转移的需要，是为了大局而作出的必要牺牲，从而为西路军的失败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以便于为西路军“正名”提供“证据”。

    当然，我们也承认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期间确实在客观上对河东红军从战略上而非战役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策应作用。但这种策应作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就表现在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后，就再也没有能够将河东的国民党军队调往河西，反而是河东的山城堡大捷后，迫使毛炳文军撤离河西，减轻了西路军的压力。

    4、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果真是因为要策应河东形势而继续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十五天吗？

    从西安事变十二月十二日发生到西路军十二月二十七日撤离山丹，共有十五天时间。这果真是因为西安事变后河东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又迫使西路军继续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十五天吗？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虽然要求河东红军配合张、杨，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但是并没有因河东形势突变就让西路军予以策应，改变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因为西路军作为一支独立担负战略任务的部队，且在已经深入甘西与甘、青二马激烈交战的情况下，中央为了保证西路军的安全和执行任务，对西路军采取了慎重态度，没有轻易改变西路军的发展方向。我们现在尚未发现西安事变发生后十天内中央明确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的电报。

    这里就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十二月十五日，军委主席团就西路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进行了部署：“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十五日，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致电中央，称：“因于军与二马部队之间隔着补充旅，于军以一部西进，不起威胁作用。”“目前时局于军须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所以，十二月十八日军委主席团又明确指示西路军：“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200]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实际上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任务和发展方向。中央在十五日电报中是要西路军主力仍然停留于这个地区，各派出一部向东接近兰州，向西占领安西。这和以前的方针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有要西路军准备接通兰州的要求，这与以前要求西路军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并无什么不同，我们当然不能因为电报中有这样一句话就说中央要变更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况且随后中央又取消了这个要求，仍然转到打通远方的轨道上来。由此看来中央十二月十五日电报对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并没有产生影响。

    十二月下旬，何应钦指挥国民党军进抵潼关，应张学良请求，中央开始要西路军东进策应河东作战。

    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建议西路军东进，逼进兰州，与东北军于学忠部打通。电文说：“王（王以哲）、张（张学良）希望河西四方面军能以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张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能做到否？请立复。？”二十二日，周恩来、林育英、王稼祥就西路军的行动从西安再次致电毛泽东：“一、于学忠对四马关系较我方犹坏，其兵力只能退保兰州，不能西出策应我们。二、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否则东进是否能达到凉州以东，待到古浪、永登后尚可设法要于策应。”十二月二十二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征求对东返的意见。[201]

    我们从中央征求西路军意见的电报来看，中央开始并没有硬性要求他们东进，而是问他们东进有什么困难，能否达到东进目的。因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中央对西路军行动方针的慎重态度。从西路军领导人的态度来看，他们显然认为东进比西退难度更大。从陈昌浩十二月二十三日致中央的电报看，[202]西路军还是主张西退执行打通远方任务的。西路军领导人表示如果中央要求东进，他们可以东进，但为减少伤亡，提出了两个条件，要求新疆运送物资和驻兰州的东北军策应。当然，我们说这两个条件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兰州的于学忠部受国民党中央军牵制自顾不暇，东北军又与甘、青二马关系恶劣。新疆盛世才部出兵，这里又涉及到苏联、盛世才、中共与国民党的复杂关系。这两者均非中央所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