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支队冲出包围后急速向西北行进九十里，于四月二十六日拂晓到达白墩子。左支队刚到这里，追兵也接踵而至。程世才立即命令全军撤到了村外。白墩子往西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滩上分布着一道道灰褐色的沙岭，左支队以这些沙岭为依托，对敌人骑兵展开猛烈阻击。敌人正面进攻受阻后，又从两翼进行包抄。左支队交替掩护，边打边退，程世才率领部队迅速转移，与李先念带领的掩护部队会合在一起，到达了红柳园。

    红柳园是西进新疆的必经之路。左支队刚到红柳园，尾追的敌人骑兵又追了上来，左支队就近在大路两侧的乱石山上进行抵抗。敌人的骑兵左突右冲，将左支队分割包围，形势危急。李先念、程世才等研究决定：一定要坚持到黄昏后再突围，否则就会全军覆没。双方激战了三个多小时，天黑之后，李先念下达了突围命令。左支队战士分路向敌人冲去，一部分冲向甘（肃）新（疆）公路，沿着路两旁的电线杆子西进；另一部分人在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的率领下，跟着向导进入了茫茫戈壁沙漠，终于甩掉追敌。

    红柳园之战，左支队歼敌数百人，但自身也付出沉重代价，八十九师参谋长刘雄武、二六七团政委陈智才等二百余名指战员长眠在戈壁滩上，担任掩护任务的百余人也被敌人俘虏。[422]

    （3）对安西、红柳园之战的评析。

    从现在发现的史料中我们知道，西路军工委是在石包城的时候，从湖北商贩口中得知安西仅有敌人一个排，才决定不去敦煌，而去攻打安西的。由于安西驻兵一个排的情报是从商贩口中得知的，是否准确无误？另外在他们到达安西的时候，敌人是否增兵？这些问题都没有落实，因而这个时候攻打安西城就应该特别慎重。

    按说，左支队在西路军失败后，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当时要千方百计保存实力，对于作战更要慎重。因为在左支队指战员体质如此虚弱和弹药匮乏的条件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这时关健是如何保证这支部队的安全，保存这支部队，顺利到达新疆。这是第一位的任务。

    我们承认，左支队如果打下安西城，固然可以得到休息，获得补充，以利于下一步行动。但是左支队并非是为了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况且打下安西城，不但暴露了左支队的行踪，甚至可能会招致马家军的追击，给左支队带来巨大危害。因而攻打安西这场战斗并非是非打不可的，也是应该避免的。中央也正是鉴于当时敌情复杂，左支队在祁连山中经过长期行军，体力衰弱，弹药匮乏，已经难以进行任何重大战斗的情况，才指示西路军工委获得补充后不要久停，迅速向猩猩峡前进的。可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工委并没有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仍然向着安西进军，做出了攻打安西城的决定。

    既使要攻打安西城，在此之前首先要作好必要的侦察。可以先派便衣侦察员到安西进行侦察，真正将敌情侦察清楚后，再对是否攻打安西作出决定。从目前我们发现的文献资料中没有发现左支队指挥员派人进行这样的侦察。正是由于对安西城的驻军没有必要的侦察，因而才没有弄清楚安西城敌人驻军的真实情况，从而造成了西路军工委领导人错误的决策。
其次，当时西路军工委领导人已经听说了敌人增兵的消息，但他们心存侥幸，没有对此进行核查，而是盲目决策，导致了严重损失。我们从程世才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们也发现安西城的敌情有了重大变动的迹象。这说明当时西路军工委对于安西城增兵的消息并非毫无察觉，只是没有引起重视罢了。

    退一步说，就算是攻打安西城没有经过侦察，但是在获得敌人增兵安西的消息后，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对攻打安西城持慎重态度。在没有将敌情侦察清楚以前，不要轻易将左支队投入战斗，以免蒙受巨大损失，招致全军覆没的悲剧。这个时候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或者是经过详细侦察后再作出决定，或者是迅速避开。但我们遗憾地看到，西路军工委非但没有引起警觉，反而置中央的指示，安西城敌情的变化，左支队面临的险境及保存有生力量的主要任务于不顾，仍然做出左支队攻打安西城的决策，按原定计划实施了攻打安西城的战斗，结果攻击受挫，导致了左支队的巨大损失。

    我们看到，如同过去西路军征战的损失一样，西路军工委没有认真领会中央的指示，没有从左支队当前面临的险境及主要任务出发，也没有进行详细周密的侦察，在内部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攻打安西城的决定。因而我们说西路军工委做出攻打安西城的决定是草率的。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当时在攻打安西问题上西路军工委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获悉敌人增兵的消息后。从现在披露出来的史料看，李卓然和程世才是强烈反对的，而李特则坚决主张攻打安西，最后西路军工委却置他们两个人的强烈反对于不顾居然做出了攻打安西的决定。我们知道，当时左支队主要是红三十军的部队，而程世才则是西路军工委委员兼红三十军代军长，李卓然负责西路军工委的政治工作。尽管李特曾经担任过西路军的参谋长，也是西路军工委委员，这次坚决主张攻打安西，但是单纯李特一个人显然是左右不了西路军工委决策的。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在李卓然和程世才的强烈反对下，李特的主张居然被西路军工委接受并化为左支队攻打安西的实际行动。我们不能不说在西路军工委内部除了李特之外还有另一个关健人物的意见在这个时候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西路军工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李先念。虽然现在我们尚未发现李先念在攻打安西问题上的史料，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时负责军事工作的李先念是同意攻打安西城的。否则的话，如果在李卓然、李先念这两位负责西路军工委政治和军事工作的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下，同时又获得了西路军工委委员兼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的支持，李特攻打安西的主张就很难化为左支队的作战行动。因而我们认为尽管西路军参谋长李特主张攻打安西对左支队的损失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作为西路军工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李先念无疑应该对这次战斗的损失负有主要责任。
当然我们也应该肯定，在攻打安西城的战斗中，当攻击受挫，在敌人火力的猛烈还击中，李先念和程世才根据敌人火力的反击力度敏锐地感觉到安西城的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果断决定左支队撤出战斗，而后急速向西北行进九十里。在马家军的尾追下，他们指挥部队以戈壁滩的灰褐色的沙岭为依托，从容应战，坚持到天黑后才指挥部队分散突围。如果说攻打安西城是一个错误的决策，那么根据敌情变化及时撤出战斗和在红柳园坚持到天黑再分散突围的决定则是亡羊补牢式的努力，显示了久经沙场的高级指挥员沉着果断，英勇干练的作风。这毕竟令左支队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让我们惋惜的是，在攻打安西城和红柳园之战中，左支队又损失了四百人。西路军失败后，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引下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就在摆脱困境进入新疆的前夕，他们中的多数人却长眠在戈壁滩上。虽然他们没有能够到达新疆，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其他战友向新疆的进军铺就了坚实的道路。

    10、西路军指战员的不同归宿及其窘异命运的历史启示。

    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西路军并不因为曾经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也不因为其遭到失败，就泯灭了广大指战员为了革命而英勇献身的斗争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人民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

    据统计，牺牲在战场上的西路军指战员有七千余人；被俘的有九千二百余人，其中五千六百余人被敌惨害；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包括被俘后逃跑出来的部分）或历尽艰辛回到鄂豫皖和四川老家的有四千余人；经党中央、兰州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当地群众营救（包括进抵新疆部分）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有四千七百余人。[423]

    西路军从西渡黄河到失败，共有七千余名西路军指战员在西征中壮烈牺牲。他们转战河西，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戈壁滩，用自己的累累白骨筑起了生命的青山，以自己浴血河西的实际行动书写了西路军历史上的悲壮画卷。

    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些牺牲的先烈，他们当年在河西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壮烈捐躯的斗争精神，就使我们油然而生敬意。但是当我们对他们在河西的奋斗表示敬仰和怀念的时候，一种惋惜之情却又在我们的心头潜滋暗长。

    西路军在河西比较大的伤亡有三次：一次是古浪战斗，红九军损失三分之一；一次是高台保卫战，二千八百余名高台守军近乎覆没；最后一次则是西洞堡战斗后，长达二十八天的倪家营子保卫战，西路军又损失了三四千人。如果指挥得当，本来像这些惨烈的战斗，是可以避免的。特别是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最终造成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当着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西路军的征战进行剖析的时候，当着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缅怀英烈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的时候，在对他们崇敬的背后一种惋惜之情却又应运而生。正是由于指挥不当，才导致了他们中的不少人作出了无谓的牺牲。当然我们承认，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牺牲也总是会出现的，有时甚至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像这样惨烈的战斗而导致的牺牲则是应该避免的。在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的反复叮嘱，要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赖外力，要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要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同时随时为西路军畅开着东归的大门。可是令我们遗憾地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高台陷落后，在西路军失败的阴影日益显现的时候，他们却停止了东进，转为西退，最终酿成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在河西壮烈牺牲的七千余名西路军指战员，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本来是应该生存下来的，但是却献出了生命。我们不禁发问，这些指战员的无谓牺牲到底是应该由谁来负责任呢？

    当年在疆场上捐躯的先烈，他们时刻听从党的招唤，发扬革命军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革命理想的实现，前仆后继，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求得任何回报，大多数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们这种无私无畏英勇牺牲的斗争精神永远成为鞭策我们前进的强大动力。七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向在河西牺牲的英烈们致以深深地敬意！

    这里面有古浪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血染高台壮烈捐躯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十三师政委朱金畅，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在梨园堡英勇牺牲的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在祁连山中宁可饮弹而死却不愿被俘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西路军失败后在祁连山英勇牺牲的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在祁连山中饮弹自杀，却因子弹卡壳不幸被俘，而后从容就义的西路军敌工部部长曾日三。[424]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他们的浩气充溢于天地之间，雄魂涤荡；他们的壮举永载于史册之中，青史流芳；他们的英名闪耀在军史之上，永放光芒！

    西路军失败后，近千名指战员心向延安，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奔赴陕北。他们冒黄沙，行戈壁，闯过了路途上的千难万险，遭受了百般的凌辱，终于回到了革命队伍。他们这种对革命誓志不移的坚定信念，在困难时刻毫不动摇的坚强决心，成为今天我们前进的精神动力。
 
    对于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他们在监狱中时刻准备着越狱逃亡。其中有五千六百余名指战员被敌惨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利用各种关系组织营救，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先后有四千三百余人脱离了马家军的监控，回到了革命队伍。
还有四千余人流落在甘肃、青海一带民间，或转回鄂豫皖及四川老家。这些人中有的属于在马家军的监控下错过了返回陕北的时机，致使难以回到革命队伍，而不得不流落民间。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有的属于负伤后被安置在民间而后脱离革命队伍的。对这部分指战员的境遇我们深表同情。我们也看到还有流落在民间的一些人，是在西路军失败后，在有可能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情况下，他们却开了小差，在革命的中途离开了队伍，而没有坚持到底。这令我们深感惋惜。

    与西路军总指挥部五局局长欧阳毅一起患难与共返回陕北的红三十军通信员小张，就在到达陕北的前夕，却突然离他而去。后来欧阳毅曾回忆道：“两人走了一路，互相照顾，患难与共。如今快到家了，他却不辞而别。战斗小组里唯一的一个忠实同盟者，如今也分裂出去了，剩下我孤家寡人，喜兴的心情掺入了几分悲凉之感。我相信小张不会叛变投敌，也不会去干坏事，只是动摇了，不愿意重回革命队伍，可能是回河南老家去了。西路军失败之后，有不少人走了这条路。他们或者是怕苦，革命了多少年，一直与苦打交道，回到革命队伍也是少不了吃苦，不如回家种田去安生自在。他们或者是怕回去挨斗争，尝过了内部斗争的残酷，重回队伍免不了要交待审查一番，甚至吃冤枉，心有余悸，溜之乎了。意志薄弱者的一念之差，使他们半途而废，断送了自己的革命前程。想到这里，我不胜感慨，也为自己没有把小张带回革命队伍而内疚。”[425]

    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也在不断淘汰那些意志不坚定者，见异思迁者，而留下来的则是经过艰难困苦锤炼的革命志士。一个革命者只有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经生死考验，才能百炼成钢，锻炼成为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当然也有在危难之际叛变投敌的人，红五军十五师师长郭锡山就是一个实例。在临泽保卫战期间，郭锡山骗取了警卫员的枪后，竟然叛变投敌。[426]也有出卖同志向敌人邀功请赏的人，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被马家军查出身份而英勇就义，就是这种人向敌人出卖的结果。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有着形形色色的表现，在西路军斗争史上写下了色彩斑斓的一页。

    我们对西路军在河西转战中英勇牺牲的七千多名指战员，表示深切的缅怀和悼念。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革命进行了艰辛的播种，却没有参加收获，他们以自己在河西的牺牲铸就了人生的辉煌，他们以自己在河西的壮举演绎了生命的绝唱，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既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每当想起他们当年的流血和牺牲，在我们心里就会涌起无限的崇敬和怀念。

    西路军失败后，有近千名指战员冲破重重阻挠，巧装改扮，回到陕北，我们对他们处于危难之际，仍然保持坚定信念，忠贞为党的精神表示钦敬。

    对于被敌人俘虏，在党中央营救下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指战员，我们对他们表示由衷的祝贺。

    对于西路军失败后，流落民间，返回老家，中途离开革命队伍的指战员，我们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表示惋惜。

    对于被马家军俘虏后，由于马家军的监禁，而难以回到革命队伍，错过回归时机的指战员，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

    对于在西路军转战过程中的变节者，我们表示愤慨和蔑视。

    每个人都在用实际的行动塑造着自己的人生。西路军失败后，我们在考察没有回到革命队伍的西路军指战员的人生命运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客观的因素以外，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动脱离了革命队伍，这也是形成以后他们不同的人生轨迹，出现不同遭遇的重要原因。我们无意于去谴责那些流落民间，脱离革命队伍的人，但是他们后来不幸的人生中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是他们个人的中途退却给自己的人生蒙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造成了他们以后窘异的人生命运，西路军被俘九千二百人，这相当于西路军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二。当然这是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幸被俘的。不过，超过西路军兵力五分之二以上的人被俘，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其中的五千六百人，或者惨遭马家军的屠杀，或者在马家军的监管下做苦工，处境悲惨，被虐待致死。另外一些人，有的自己逃脱马家军的监管回到陕北，有的被党中央营救回到革命队伍中，也有的流落民间。我们虽然不能苛求于他们为什么在被俘的前夕，不和敌人同归于尽，而要遭受如此的凌辱与磨难，但郑义斋宁可玉碎，以身殉职的壮举即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仍让我们崇敬不已，慨叹不已，感伤不已，缅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