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攻打安西城时受挫，经过安西、红柳园之战，西路军左支队被冲散，分头撤往新疆。这样他们也就失去了和中央的联系。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此很着急，五月一日十三时，毛泽东、朱德致电任弼时、刘伯承、张浩并告徐向前：

    李先念等率八百五十人，到安西东边九十里处，虽有一电来，后再无电来，陈云同志在星星峡迎接他们之电，亦无法转走，远方亦无电来，现情况不明。[413]
由于西路军工委的电报过去是由援西军司令部代转中央的，在长时间内没有收到西路军工委的电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向援西军司令部发出了这封询问电。徐向前已经返回河东，到达援西军司令部，因而在中央的这封询问电中提出并告徐向前。

    五月九日，刘伯承、张浩致电陈云、洛甫、毛泽东、朱德：

    甲、（据）谍报，河西工委现在安西、敦煌、古玉门一带活动，不知陈云去与他们接上头否？

    乙、河西工委力量虽小，确是一支……有斗争史的红军。现南京、青海方面，既不知他们真实力量，且无从借口责备新（疆）。拟请由远方经新疆线索，对他们暗中掩护、补充，给以整理训练，使之背靠新疆、蒙古界上，而屯于甘境之适当地域，树立各军的旗帜。这在战略的抗日前途（上，是）一着有利的棋子。是否可行，请中央决定。[414]

    由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援西军司令部也不清楚当时西路军工委的具体情况。他们也只是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建议而已。

    五月九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张浩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叶剑英：河西工委会四百二十人已与陈云会合，并得（到）优待。[415]

    直到这时，当得知西路军工委已与陈去会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放了心。我们看到，当西路军左支队走出祁连山时，还有八百五十人，经过安西、红柳园之战，又损失了四百余人，二万一千八百人的西路军最后只有四百三十七人成建制地到达了新疆。[416]

    由以上我们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石窝分兵后，西路军工委内部就左支队在祁连山中的游击方向仍然出现了向东还是向西的激烈争论，但西路军工委最终做出了向西游击的决定。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这个决定最终使左支队摆脱了马家军的追击，但是严酷的生存环境又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最强大的敌人。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争取和努力下，共产国际（苏联）同意左支队退往新疆，并赴苏联学习。这就为左支队的行动指明了方向。我们看到，在以毛泽东代表的党中央的指引下，在西路军工委的坚强领导下，左支队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完成了向新疆的进军。

    （2）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引左支队走出祁连山的历史评析。

    我们看到，左支队在转移过程中没有遇到什么重大的战斗。当然，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在东部大山中牵制了马家军，也是左支队能够顺利转移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主要原因。左支队能够得以保全，主要得益于他们选择的进军方向是向西部大山转移，迅速脱离了马家军的追击。否则的话，就一千多人的左支队，筋疲力尽，弹药匮乏，当时已经难以进行任何重大的战斗。如果向右翼大山马家军搜捕的方向转移，也会象右支队和第三支队一样被冲散的。因而我们从这个角度上说，左支队选择方向的正确是左支队能够生存下来，避免被冲垮的首要因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左支队在祁连山中的行动指明了方向。从西路军工委一成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特别提醒工委领导人，要克服西路军领导人靠人而不靠己的主观弱点，要求他们将自己的行动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这种指示对于西路军工委领导人克服困难，坚定信心，摆脱险境，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为左支队向新疆的进军指明了方向。中央经与共产国际（苏联）协商，为左支队争取到了进入新疆并转赴苏联求学的机会。当时左支队行走在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大山中，靠指北针前进。缺衣少食，极为艰难，时常面临着断炊的危险。这个时候最大的敌人不是马家军，而是严酷的生存环境。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明的方向，左支队生存下来也是很困难的。我们从电报中还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了左支队的安全多次指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要求国民党下令二马不要再进攻左支队，甚至同意左支队以缴枪的方式来换取自身的安全。这无疑为左支队的生存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路军工委领导人树立依靠自我克服困难的信心，以身作则，团结一致，增强信心，同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走出祁连山，到达新疆的重要保证。从前文程世才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与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的右倾逃跑主义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尽管在祁连山的行军中有一些人脱离了队伍，但是左支队能够始终保持建制，而没有散掉，除了左支队指战员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对革命的忠诚以外，也是与西路军工委领导人的坚强领导而形成的强大凝聚力分不开的。干部战士，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终于历经四十三天的艰难困苦，走出了祁连山。

    左支队在祁连山中的艰苦行军，就如同长征期间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桥后，鉴于部队的大量减员，战斗力的严重下降，为了避开敌人，而不得不选择经过雪山草地北上一样。这样虽然避开了与敌人的激烈战斗，但是严酷的自然环境成为对红军的第一杀手，有不少人在雪山草地上被夺去了生命。这里最为关健的是以当时红军的战斗力已经失去了对敌人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能力，部队减员，身体疲惫，弹药奇缺，物资匮乏。选择险恶之地，避开敌人，实际上是在战斗力下降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而作出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是敌人集结重兵，张网以待，一方面是自然界严酷的生存环境。如果红军向着敌人重兵屯集的区域前进，以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就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而严酷的自然环境，虽然会给红军造成重大牺牲，但如果采取必要的措施，作一些准备工作，其码会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当时的第一要务是生存，而并非战胜敌人。因而要获得生存，就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必然要避开与敌人重兵交战的区域而选择向恶劣生存环境下的进军。这样尽管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是却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我们看到，经历千难万险的左支队终于走出了祁连山，祁连山中的艰难不亚于长征。左支队在祁连山中的艰难征程中，考验着每一个指战员的信仰和意志，严酷的生存环境每天都在吞噬着指战员的生命，也在淘汰那些意志薄弱者。左支队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引下，在西路军工委的坚强领导下，依靠指战员所具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焕发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凭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忠诚，在团结一致，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情况下走出祁连山的。

    9、安西、红柳园之战的基本状况与评析。

    早在四月五日，左支队还行走在祁连山中的时候，西路军工委就在致刘伯承、张浩并转军委的电报中说：“途中未曾遇马敌。估计肃州敌于最近即可发觉我们，原拟到安西已不可能，决相机抢占敦煌。” [417]，由此可以看到，他们也已经预感到一旦走出祁连山，马家军可能很快发现左支队，因而为了避开敌人，只好不去安西，直接去敦煌。

    但是左支队在石包城的时候，李先念等人从一位由安西来石包城做生意的湖北商贩口中得知，位于古丝绸之路重镇的安西，只有敌军一个排驻守。左支队攻克该城不成问题，还能取得较大补给。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便改变了原定经敦煌进入新疆的计划，率部直趋安西。四月二十日凌晨，李先念等率领左支队离开石包城朝着通过安西的戈壁滩上前进，涉过寒彻骨髓的疏勒河激流后，终于从安西走出了祁连山。[418]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左支队迅速向猩猩峡前进。

    就在西路军工委率领左支队从石包城前往安西的时候，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刘伯承、张浩转西路军工委：
远方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达到星星峡，他们在该地迎候你们。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419]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电告西路军工委，他们进入新疆赴远方求学的问题已经决定了，中央已经要共产国际派人在猩猩峡迎候他们，因而为安全计，中央要求他们不要在敦煌久停，休息两三天，取得粮食和骆驼后，迅速向星星峡前进。

    在原先西路军工委致中央的电报中说左支队是直接到敦煌的，因而中央在致西路军工委的电报中才有不应在敦煌久停的话。但随后西路军工委在石包城获得了安西守军只有一个排的消息，因而才改变直往敦煌的计划，前往安西。

    左支队是西路军经过艰难转战后唯一保存下来的成建制的部队。左支队历经祁连山中的长期行军，广大指战员体力极度疲乏，弹药匮乏，已经难以经受任何重大的战斗。当时安西一带的形势又极为凶险复杂，中央虽然已经就左支队的安全问题和国民党进行了交涉，但是中央并没有因此而掉以轻心。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提醒他们不要在此久停，获得补充后，极早赶往猩猩峡，摆脱险境。

    我们从中央的指示来分析，中央就连左支队久停都反对，更不用说左支队要进行攻打安西的行动了。就算是安西只有一个排，攻打安西城以后，尽管可以获得补充，但是也会打草惊蛇，暴露左支队的行踪，招来敌人的攻击，给左支队的转移带来祸害，中央就是知道了他们攻打安西城的计划，也是不会赞成的。因而我们说虽然当时中央不知道西路军工委已经决定攻打安西，但是我们从中央来电指示的精神中判断中央对他们攻打安西是持否定态度的。

    当西路军工委收到中央来电时，他们刚刚离开石包城，正在前往安西的途中。我们遗憾地看到，中央的指示并没有改变西路军工委攻打安西城的决定。

    （2）安西、红柳园之战的基本概况。

    在从石包前往安西的路途中，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就是否攻打安西城发生了争论。在这里我们引用两个当事人的回忆。一个是西路军工委委员兼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的回忆：“就在这段艰难的路上，工委又发生了是否打安西城的争论。有的同志主张继续摆脱敌人，向新疆前进，以保存力量；但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却坚决反对，他的根据是红军进入祁连山以前，（原文如此。我们认为这里可能有误，似为“走出祁连山以前”。因为左支队是在石包城的时候才得知安西仅有一个排驻守的，当时就要走出祁连山了。—引者注）安西只驻着敌人一个排，因此他说：‘一个排，很容易打，打开住一天，部队可以休息和补充。’最后工委同意了打安西的意见。

    部队向安西进发，遇到一位刚从城里出来的老乡，我们问他城里的情况，老乡说：‘城里原来住着一个排，今天又来了两个旅。’我一听，情况是这样，认为还是不打为好，就带着老乡去见李特，没想到这位在祁连山中老想逃跑的李特，这时却在老乡面前耍开了威风，他听到老乡一说，就破口大骂，并且口口声声说人家是‘奸细’，老乡连气带怕，就改嘴说：‘城里还是一个排，一个兵也没增加。’于是攻打安西城的计划没有改变。”[420]

    西路军工委负责政治工作的李卓然后来也回忆道：“当时我们部队已所剩无几，又经厉了非常艰苦的战斗和行军，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因此我坚决主张部队绕过安西城。但李特坚持要打，因为他从出城的老乡口里打听到城里只驻扎200民团，没有马家骑兵，兵力不足我们，可以打个胜仗鼓舞士气，得到给养和休整。我不同意，认为当时不是什么鼓舞士气的问题，而是尽快把队伍带到猩猩峡，尽最大可能保存实力，部队不能再受损失了，更何况我们对城里敌人的情况并没有搞准确。但李特这个人很固执，虽然我是工委书记，但他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李特原为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在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改为西路军时，李特同时改任西路军参谋长。—引者注），不听我的，我也没有办法。”[421]最后，工委同意了攻打安西的意见。

    但是此时安西的军情已经发生了变化。马步芳部命令部队向安西增援。时任马步芳部团长的刘呈德回忆说：“安西防务空虚，电令驻防肃州的第一百师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派出第五九五团的两个步兵营，配备旅直属手枪连，命我率领，星夜西进，据守安西县城。我即于同年四月间，从肃州起行，以三日夜的急行军，赶到安西。”

    此时左支队也获得了敌人增兵的情况，但并不相信，没有引起重视和警觉，侥幸地认为敌人不可能获悉左支队的行踪和计划，更不会这么快就会增兵安西，决定仍按计划于二十四日午夜攻城。

    安西县城面积不大，但城墙均系黄黏土筑成，又高又厚，易守难攻。攻打安西，李先念、程世才将部队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攻东门，从东城墙的斜坡强行登城；第二梯队攻西门。由周纯麟所在营担任主攻。接到命令后，部队迅速向安西城运动。二十四日夜半之际，第一梯队在安西东关刚一发起攻击，就招来了敌人猛烈的炮火。在强大炮火掩护下，敌人冲出东关，猛烈反扑。因为敌强我弱，虽然奋战了半夜，反复攻了几次，都未能打下安西城。而对战场态势，李先念、程世才才决定停止攻城，退出战斗，率领部队连夜向城西的王家营子转移。

    左支队进入了安西城西的王家营子（王家园）等村及周围的五营村、康家楼村各庄院。而敌人以少数兵力守城，出动二千余人从两侧迂回包围了王家营子。左支队顽强抵抗，坚持到午夜，李先念下令突围。左支队从西面豁口迅速突出，向西北方向疾进，渡过疏勒河冰桥，进入通往新疆的戈壁沙漠。此战，左支队伤亡了七八十人，红二六三团政委钟立彬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