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之所以要坚持西渡，还是因为他对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缺乏信心。因为要执行宁夏战役，就要组织红四方面军与南敌进行决战，而南敌是以胡宗南第一军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军系列。这样处于作战信心不足，也不排除保存实力的考虑，张国焘就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动西渡黄河，避开作战。张国焘的这种西退路线并非只存在于张国焘头脑中，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漳县会议之所以能够推翻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作出的北上决定，决定西退，这并非仅是张国焘的个人行为，也是受张国焘西退路线影响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支持的结果。

    同时从张国焘的个人利益上说，他也想到，如果到了陕北，以当时的党内斗争形势，红四方面军必然要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在军事指挥程序变动的情况下，他就要交出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一旦交出了指挥权，张国焘知道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后张国焘与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谈话中就已流露出来了。因而他想通过西退，依靠红四方面军的强大力量，在河西开创一个新局面，站稳脚跟，创造党内斗争的有利态势，扭转其所处的劣势地位。如果打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后，如虎添翼，仍然可以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抗衡，维持他在党内的半独立地位。

    从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看，在红西路军的形成和向西退却上，张国焘及其路线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鉴于当时张国焘不但是红军总政委，而且还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影响力比中央还要大。如果张国焘在渡河和西退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就不会形成那种局面。尽管从双方来往的电报看，有时是处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提议，但最终决策者是张国焘。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对西路军形成和西退负有主要责任。

    西路军西退后，在河西转战期间，十一月下旬张国焘离开河东，前往保安，此后就失去了对西路军的指挥权，这时主要是他的路线在对西路军领导人起作用。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这时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间接责任。

    由此我们认为张国焘路线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西路军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和向西退却。虽然张国焘没有参加西路军，但是张国焘在西路军形成和西退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同时也鉴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河西转战期间直至失败问题上的严重影响，张国焘由此所负的间接责任，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自然应对西路军的失败负首要责任。

    7、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主要责任。

    前面我们分析了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现在我们分析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

    我们首先引用张国焘对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的一段评论。

    张国焘在谈到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时说：“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化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朱德当时的立场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要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446]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张国焘的这段评论呢？

    总的来看，张国焘在这段评论中讲了一些实话，但自我吹嘘的成分也不少，同时回避了自己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

    张国焘引用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干部的话作论据，说如果他过了黄河进行指挥，则不会有此失败，这明显具有自我夸耀的成分。他没有想到，当年自己率军南下，光百丈一战红四方面军就伤亡近万，不是他指挥的吗？最后八万多红军损失一半，他不是亲征了吗？要不是他最后决定北上，红四方面军在川、康一带损耗下去，后果怎么样还真是不可预料。红四方面军的保存，还是得益于他的北上。虽然进军方向的错误不见得会导致全军覆没，但遭受巨大损失则是必然的。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巨大损失难道就不是进军方向的错误吗？西路军领导人如果能够果断东进的话，也是会避免近乎全军覆没命运的。

    至于张国焘引用朱德的话说，红军由于武器装备落后，更凸显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对当时西路军两位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性格及相互关系的评论，对当时西路军战斗力及西路军领导人作战指挥上的评估，应当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与现在已经公开的档案文献是基本吻合的。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在这段引用朱德的评论中，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的分析，从总体上来看还是有见地的。

    下面我们结合前面的研究来具体分析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的责任问题。

    （1）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正确理解并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而是深受张国焘路线的严重影响。

    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导致西路军领导人与党中央闹独立性的倾向仍然存在。

    我们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必须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中央有权力直接指挥调动军队。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曾指责中央分割红四方面军。[447] 这种说法本身就带有一种宗派色彩。陈昌浩的指责显然是对党中央调动红四方面军提出质疑，是对党中央领导权威的挑战。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得知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和要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的命令的情况下，仍然置中央的指示和命令于不顾，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甚至在十月二十七日还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这样就使河东红军击破南敌遇到很大困难。

    在十月二十五日中央致红军总部和三个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说明要首先击破南敌，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却在十月二十六日致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电报中仍然建议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他们为什么要违背中央的命令呢？是为了保存实力吗？

    我们只能说这是他们与敌人作战信心不足的表现，表明他们对实施宁夏战役的信心产生了动摇。否则的话，如果击破不了南敌，南敌向北进攻，一旦与北敌打通，那么宁夏战役的实施就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当时在中央反复提醒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认识不到击破南敌对实施宁夏战役的重要性，认识到了还仍然这样作，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他们信心不足的重要表现。这种信心不足，陈昌浩后来曾表示还是害怕国民党中央军。[448]这与他们南下时的作法也有相似之处。因而我们说，他们的信心不足导致了他们采取退却的行动，将红四方面军拉过黄河，从而避开和国民党南敌的作战。

    本来，在当时的态势下，集中兵力歼灭南敌一二个师，固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还是可以阻止南敌北进的。这样从保存实力，信心不足所产生的退却行动，也就成为后来西路军形成的重要背景。南敌以国民党中央军为主，西渡后向甘西退却，遇到的是马家军，对中央军和马家军战斗力评估的不同也成为他们对南敌退避，西渡后向甘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重要影响。

    我们看到，十月二十七日西路军领导人建议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当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时，十二月六日他们又建议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后来又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提供帮助。这说明他们对东进和西退的路线仍然没有一个明晰的认识。从他们的要求看，他们仍然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西路军领导人主张红四方面军全军，甚至河东红军主力西渡，显然违背了中央的东进路线，而适应了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因为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从当时我党发展及民族利益的角度，我党只有向东发展才能壮大，也才能对中国的政局产生巨大影响，承担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而西路军已经拉走了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从我党发展和民族利益的角度显然不可能再向河西调兵。这样当西路军处于困难时，鉴于西安事变后河东的紧张形势，从我党的根本利益考虑，当时红军的主要力量也只有留在河东，难以援助河西。

    在西渡黄河后，中央几次就西路军东返征求他们的意见时，从现已公开的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东进困难重重，倾向于西退，打通苏联联系。特别是在高台陷落后，当中央给予他们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后，他们却又选择了西退。从西路军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对东进时机的放弃来看，当时并不是中央不让他们东返，而是西路军领导人不愿意东返。本来，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趋向被动，西路军在河西的处境日益困难，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同时经过三个月来的征战，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对河西作战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和认识，可是他们却仍然放弃东返，选择了西退。在屡遭挫折后，西路军领导人为什么仍然不愿意东返呢？我们认为还是由于他们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当着西路军陷入困境，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和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封致中央的电报中仍在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责任原因的电报由于尚未公开，我们还无法知道他们到底坚持的是什么理由。

    不过据我们判断无非是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没有按他们的要求归还建制，他们认为这两个军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应该让他们归还建制。我们认为就中央来说到底有没有权力调动红四方面军，当时根据党的工作重心及河东形势的发展要求也需要这两个军留在河东，难以支援西路军。这是党中央从我党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作出的理性决定，因而西路军领导人的这种要求是不合时宜的。

    西路军在河西陷入困境，更加证实了西退环境的险恶，因而中央对组织部队西渡会更为慎重。增援军少则缓不济事，又将陷入重围。河东红军主力如果去增援河西，则又会失去河东，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红军主力一旦到了河西，国民党军沿河布防，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就会被局限于河西，受到极大限制。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确实具有与中央闹独立的倾向，主张向西退却，对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明晰的认识，对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缺乏信心，没有树立依靠自己战胜敌人的决心，这样就从思想路线上局限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行动，使他们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圈子里，难以置身于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宏观视野中去看待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最终造成了西路军的失败。

    （2）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对河西敌我力量的对比进行精确分析，因而难以对河西战局的发展作出准确判断，缺乏采取果断措施摆脱困境的魄力和能力。

    一个独挡一面担负战略任务的高级指挥员，必须根据战局的发展作出科学判断，以这种判断为依据，采取果断措施，减少损失，避免失败，化险为夷。要作出科学的判断，就需要指挥员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状况及作战区域的政治、经济、社情及地形等方面通过周密的侦察，搜集丰富的材料，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采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处理，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发现战局演化的规律，及早采取必要的措施，转危为安。

    由此我们认为，指挥员不仅要搜集丰富的材料，也要有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的正确的思想方法，还要有进行科学判断的能力，更要有依据判断作出决策并付之于行动的胆略和魄力。

    正确的战略行动来自于正确的决策，正确的决策来自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自于对搜集到的大量信息材料，依据科学的思想方法进行处理的结果。因而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一个高级指挥员就必须主动地、积极地去搜集材料，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时调整作战计划。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是没有预料到西路军会最终全军覆没的，如果那样的话不管怎么样他们也会拚命东返的。作为外线作战的西路军始终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很少能够打成歼灭战，像这样打下去，西路军是必败无疑的。不消灭敌人就建立不了根据地，如果在河西建立不了根据地，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西路军又如何能够生存下去呢？西路军领导人是否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了呢？

    徐向前似乎看到这一点，这样打下去很危险，但是他不是主张东返，而是主张往西打，想获得苏联援助后再打马家军。这样实际上是将西路军的生存寄托在苏联援助上，而不是象中央提醒他们的那样，依靠自我奋斗，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这是极为危险的行为。如果苏联援助一旦不能及时到达，那就会给西路军带来致命性的影响。而陈昌浩则主张河东红军主力援助，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这同样也是违背中央对西路军的指示要求的。因而徐向前、陈昌浩没有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是依靠外力援助，这影响了他们对河西战局的发展作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对西路军的近乎覆没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既然在河西建立不了根据地，又难以获得外力援助，这时唯一的出路就只有东返。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老是强调东返困难重重，我们不禁要问，就是拚命东返，难道就必定会全军覆没吗?就按高台后的东返来说，这是西路军最后一次机会，西路军仍然具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马家军对此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再说西路军要离开马家军驻地，在西路军尚具有相当战斗力的情况下，马家军还会拚死命追击吗？我们说只有东返是唯一希望，才能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真要有这种决心，还不至于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在关健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对形势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因而也就难以产生正确的决策，最终导致了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3）西路军领导人身处河西，却寄望于外力援助，缺乏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

    我们看到，西路军向西退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打通苏联联系，获得苏联援助。这是西路军西退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西路军西退的重要动力。苏联表示从新疆向他们提供援助的承诺更进一步增强了他们西退的信心。

    但是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对苏联援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苏联既然可以在宁夏战役实施之际，红军已经过河的情况下中断从外蒙和宁夏提供援助的承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们不会改变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呢？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苏联对援助没有诚意，他们确实准备好了物资。但是由于苏联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首选原则，援助我党的阶级利益要符合其民族利益的要求，因而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对苏联民族利益的影响来决定对我党援助的态度，这就使苏联对我党的援助呈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而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对此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自以为乘机西退，打到新疆，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再返回头来消灭马家军就易如翻掌，不费吹灰之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就是他们打到了新疆，如果苏联没有及时提供援助，而马家军却蜂拥而至，苏联又明确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处此荒僻之地，又如何能够生存呢？那不就是灭顶之灾吗？

    正是由于这样，他们才没有深刻理解并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西路军领导人立足于自我奋斗，不要依靠外力，保留东边回旋余地的重要指示，反问中央要他们不依靠外力是否包括远方（苏联）帮助。其实中央早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就要求他们依靠自我奋斗，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但是他们却没有下定这样的决心。

    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指示耿耿于怀，认为这妨碍了西路军向西进军，留在河西走廊涮来涮去，丧失了宝贵的时机。本来西路军向河西的进军就负有开辟河西新局面的使命，这在西路军领导人给中央十一月十二日的电报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同时这也是中央要西路军领导人贯彻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方针的重大举措。试想，如果不建立根据地，将西路军的生存寄托在苏联援助上，一直打到安西，接近新疆，一旦苏联的援助不至（而这是极有可能的），那不致西路军于死地吗？因而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依靠自我奋斗，而不依靠外力。可是问题在于西路军领导人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建立根据地和消灭敌人的关系，没有认识到消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因而根据地最终也没有能够建立起来。

    西路军领导人对于不能获得外力援助，甚至将火发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头上，这是不公正的。因为中央是不能左右苏联援助的。对于苏联不能及时提供援助，中央也只能是通过电报催促，再就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坚定依靠自我奋斗的决心和信心，除此之外中央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因为这样就指责苏联和共产国际，与他们断绝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