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问题上定性的考证。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从形成到西退一直到最后失败确实受到了张国焘路线的严重影响。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中央的东进路线却消极对待，漠然置之。

    张国焘西退路线是造成西路军形成、向西退却直至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下，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命令红九军西渡黄河，在敌人的进逼之下，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

    在河西红四方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高度一致，未经中央批准就令西路军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

    后来在河西转战期间，又置中央将红军主力置于河东的东进路线于不顾，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不顾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的不同地位，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状况，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片面要求中央不顾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来策应河西，甚至提出要求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要求。

    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就表现在消极对待击破南敌问题上，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令红九军渡河，而后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上，对渡河后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上，以及要求河东红军增援，而不愿意离开河西，先后三次放弃东返的机会上。这就进一步说明张国焘的西退路线是西路军从产生到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敌我力量对比的悲观估计是张国焘西退路线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看到，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军大会师后对在河东建立根据地，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上缺乏信心，因而在河东南线国民党中央军的压力之下，命令红九军西渡黄河，而后又命令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黄河，但是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却因南线国民党军进展迅速来不及过河而被隔离在河东。

    在中央征求河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东返和西退的意见时，他们处于对返回河东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悲观估计，同时在对河东国民党军队和河西马家军战斗力的比较中，认为河西马家军的战斗力不及国民党中央军，[441]因而才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西部实施退却，而不愿意返回河东。

    在与马家军经过几次交战失利后，西路军领导人又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产生了悲观意识，才一再要求河东红军的增援，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也由于他们对黄河两岸的敌我力量对比缺乏信心，才导致他们几次放弃东返，成为最终酿成近乎全军覆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对敌我力量对比的悲观估计确是造成西路军向西退却，乃至西路军失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动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使命，就成为产生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剧，以华北事变为标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因而就给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变化，抗日就成为当时中国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成为中国各个阶级的必然选择。在民众中孕育着蓬勃发展的反帝激情，汇成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大潮，迫切需要我们党承担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而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也就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面临着发展壮大的契机。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才导致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对在河东建立根据地，求得生存与发展缺乏信心，并成为产生西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置中央和军委的命令于不顾，匆忙向西退却，屡次违背中央指示，本位主义严重，成为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我们看到，在渡河期间，中央主张首先击破南敌，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但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命令红九军西渡黄河，而后又提议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从而给击破南敌带来很大困难。随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又组织了海打战役，但是张国焘却又擅自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撤出阵地，造成海打战役流产，从而河东红军失去破敌先机，红西路军形成。

    河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张国焘的支持和授权下，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尚未批准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西退。鉴于西路军已经开始了西退的行动，同时也考虑到其他因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不得不同意了他们的向西退却。

    从西路军的自身安全出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保持东面回旋余地等等，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却置中央的指示于不顾，始终难以执行。在西路军处境日下的情况下，仍然徘徊于河西地区，而不愿意返回河东，说中央割裂红四方面军，要求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归还建制，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在没有达到目的时，却说西路军的损失应当由军委来负责，最终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西路军的失败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孤军深入外线作战，缺乏后方补给，弹药物资匮乏，马家军骑兵众多，河西地形、天候、民情的限制，我党在河西没有群众基础，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西路军的重要影响等等因素，我们通过以上的分析认为这些因素是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还不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西路军失败的众多原因中，只有主要原因才是对西路军失败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如果把西路军失败的原因罗列起来，而没有通过全面而深入地分析，找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难以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有些人这样做如果不是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就是有意为之，以图将西路军失败的真相掩盖起来，使人们难以了解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以求达到混淆是非，推卸责任的目的。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442]的结论是正确的，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的，起码根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是推翻不了的。

    我们根据前面的研究把这个问题再简要地阐述一下。我们从西路军的形成上看，张国焘在西北局漳县会议上推翻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耽搁了时间，造成了红军会师后作战的困难，这是西路军形成的一个远因。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置中央击破南敌的命令于不顾，命令红九军西渡黄河，而后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最终导致红西路军的形成。我们看到，在红西路军形成的原因中，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漳县会议关于北上与西退的争论，击破南敌和红九军渡河问题和破坏海打战役上，这成为红西路军形成的主要因素。

    在红西路军西退问题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由于在返回河东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上信心不足，[443]才转而向西退却与他们认为较弱的甘、青二马进行作战的。在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西退的行动，打通国际联系是后来追加上的内容。中央也是鉴于西路军已经开始西退的行动并在获得共产国际“确实无误”的从新疆提供援助的保证后，才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因而我们说在西路军向西退却上确实是在张国焘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

    西路军在河西转战直至失败的过程中，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而没有把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认为难以建立根据地，没有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西路军领导人后来说无法建立根据地，难以打成歼灭战，既然这样为什么不东进返回河东呢？中央并没有为他们的东返设立限制啊。可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来援助西路军，而他们自己却不愿意离开河西。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认识，却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如果能够果断东返，也是可以至少保存西路军三分之一的力量，避免近乎全军覆没命运的。

    西路军领导人口口声声说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但是却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认识，置红军在黄河两岸分布的现实状况于不顾，一再要求红军主力西渡，在西路军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意离开河西，这分明是认为河西才是党和红军发展的重心，这主要还是受到张国焘路线影响的结果。

    至于在中央的决议中说西路军向甘北前进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又应该作如何解读呢？为什么在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中用“没有克服”，而不用“执行”呢？

    我们看到，西路军的西退与张国焘的南下确实是有重大区别的。

    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想依靠红四方面军的强大力量来改造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力求掌握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在预谋失败后，又公然违背中央政治局的北上决定，擅自南下，直至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图谋夺取党中央的领导权。

    而西路军领导人还不是这样。他们虽然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没有真正认识中央的东进路线，多次违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但是他们还是在承认党中央领导地位的前提下来行事的。在西路军向西退却的过程中，虽然他们不断违背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和指示，但是他们打通国际联系和开辟河西根据地，毕竟也是中央同意的，在向西退却过程中一直和中央保持着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执行中央的命令和指示。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还是与张国焘南下有着重大区别的。

    在中央的决议中没有指明是谁“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到底是张国焘呢，还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呢？这似乎成了一个“无头案”。

    我们认为，西路军在“向甘北前进”方面主要指得是张国焘，而在西退后西路军失败方面主要指得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特别是西路军领导人。因为张国焘虽然对西路军的形成和西退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以后他就失去了对西路军的领导权，而这时西路军主力尚存，还没有失败。以后主要是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张国焘对西路军以后的损失所负的是间接责任。因而将十一月下旬以后西路军所受损失的主要责任由张国焘来承担显然是不妥当的。由此我们认为在西路军“向甘北前进”方面主要指得是张国焘，在西退后西路军失败方面主要指得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特别是西路军领导人。

    西路军的近乎覆没，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特别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当然负有主要责任。中央在决议中没有写明是谁“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同时在措词中用“没有克服”而不用“执行”，实际上还是处于团结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特别是西路军领导人的目的，从大局着眼，为了保护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高级干部，在一定程度上解脱他们的责任，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将受张国焘路线影响下的高级干部解放出来，以利于增强全党全军的团结，共同奋斗，投身于当前抗日的斗争中去。

    由此我们说，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虽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是主要是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造成的。张国焘路线确是造成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的定性是正确的。

    6、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首要责任。

    张国焘在谈到西路军失败时说：“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就连背脊梁也被敌人打断了。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444]

    我们看到，张国焘把长征中红一方面军的损失和西路军失败进行比较时，用的比喻还是挺形象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据他回忆，红一方面军仅剩一副骨架子，这是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形容红一方面军损失时说的话。[445]
 
    张国焘在写回忆录的时候，早已叛逃中共，这个时候他已经远离了国共双方斗争的漩涡，身居香港，不再受任何力量的干涉，在回忆中凭自己的好恶在自由评述。我们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西路军的评述看，他并没有像后来有些人那样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一塌括子推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没有像后来“阴谋史学”的倡导者们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借机绞杀了西路军，从这一点上看，我们还是应该对张国焘予以肯定的。

    张国焘当然清楚自己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没有刻意回避。至于张国焘说他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是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后，被批判期间说的带有几分赌气的话。这也可以从下文我们引用的他在评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时说的话予以证明。从前文通过对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尽管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应负首要责任，如果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张国焘显然也是不公道的，因为张国焘在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过程中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们根据前文的研究对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作出进一步分析。

    （1）甘孜会师后，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西退，延误了红四方面军的北上时间，成为西路军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中共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作出北上决定，而后在张国焘鼓动下又召开西北局漳县会议推翻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作出的北上决定，决定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向西退却。由张国焘主张的西退遭到了中央和红军总部的朱德以及红一、二方面军领导人的批评，同时西渡也遇到一些自然困难，于是又通过洮州会议才最终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由张国焘掀起来的向西退却的争论虽然暂告中止，但是却耽搁了北上的时间，使得国民党军队能够从容集结，造成了以后作战的困难。这就成为红西路军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2）张国焘消极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积极部署红四方面军西渡，给河东击破南敌带来很大困难，这就埋下了西路军形成的重大隐患。宁夏战役开始后，由于南敌迅速推进，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和红二方面军一起给南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停止南敌进攻。因为只有击破南敌，才能防止南敌与北敌打通，为宁夏战役实施消除后顾之忧。张国焘在知道中央命令的情况下，仍然同意红九军过河，这样就给河东歼灭南敌带来很大困难。

    （3）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导致宁夏战役被迫停止，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在红九军渡河后，彭德怀奉中革军委命令又组织了海打战役，如果能够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仍然可以停止南敌北进，继续实施宁夏战役。退一步说，既使共产国际停止从宁夏提供援助，宁夏战役中止后，也会在渡河上为河西红军返回河东创造有利条件。但在海打战役发起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又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撤出阵地，导致海打战役流产，河东红军失去战机，只得被迫向东转移，于是南敌猖狂北进，与北敌打通，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4）张国焘率先打开了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西退的“闸门”，河西红军迅速向西退却。

    我们知道，在长征大会师前，张国焘曾几次流露出西退念头，在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后一度几乎付诸实施。渡河前后，张国焘建议红一方面军抢占定远营，就是为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创造机会。当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就西退问题向他请示时，他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告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根据张国焘的授权制定了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立即予以批准，积极推动河西部队向西退却。这样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没有经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的情况下于十一月九日夜离开景泰一条山地区分两路向西退却。

    张国焘之所以在击退南敌上违背中央命令，积极主张西渡，同意并且推动河西红军西退，从认识上来说还是受西退路线的影响。

    我们知道，退却路线是张国焘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个路线的形成是张国焘对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与中央有原则性分歧。过分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从而失去在西北部建立根据地的信心。这是对革命信心不足的一种表现。退却路线在表现形式上有两种：一种是南下川、康，结果损兵折将，导致红四方面军减员过半，遭受巨大损失；另一种是西退，向甘肃、青海退却。这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就表现出来了，在甘南差点将西退负诸于行动。因而从逻辑上说，张国焘以执行宁夏战役的名义，命令红四方面军乘机西渡，向甘西退却是具有必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