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向甘西退却后，苏联却因种种复杂原因没有给予西路军提供援助，并且明确表示反对西路军退入新疆，这就使已经进到甘西的西路军遇到很大困难。

    我们不能孤立地看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而要从当时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从苏联和共产国际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西路军领导人的互动关系中去分析彼此的责任问题。

    那么，苏联和共产国际到底在西路军失败上应该负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们根据内外因辩证统一的原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而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援助上的出尔反尔，充其量也不过是西路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而不是影响西路军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影响西路军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只能从我们党内部去寻找。如果抛开历史的具体情况，非要说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的中止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因素，那就是坚持外因决定论，而外因决定论是错误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意图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与马家军决战（徐向前曾说西路军如果要是有一个炮兵团，马家军就是再多一倍也不够他们打的。[449]），这样西路军领导人就将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上，而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敌人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没有能够及时提供援助才对西路军的失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究其原因还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象中央要求的那样不要依靠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造成的。

    西路军领导人只有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与发展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是安全的，稳妥可靠的；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苏联援助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冒险的行为。因而我们说尽管由于苏联没有及时向西路军提供援助而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但是我们仍然说这主要还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的责任。

    前文我们分析了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由于苏联坚持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苏联对我党援助的阶级利益要服从其民族利益，这是导致苏联最后中止对我党援助的根本原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显然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因而才一再提醒西路军领导人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要建立根据地，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如果西路军领导人做到这一点，将在河西的生存放在立足于自身而非苏联援助上，损失当然会有，还可能是巨大的，但其码会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可惜的是，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坚持向西退却就是要打通苏联联系，获得武器装备，然后再返回头来，歼灭马家军。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将他们在甘西的生存放在获得苏联援助而不是依靠自我奋斗上，因而一旦苏联援助不能及时到达，就会给西路军带来致命的危险。

    有人可能要说，如果西路军不依靠苏联援助，在甘西又难以建立根据地，西路军怎么能够生存呢？

    问题是苏联对我党提供的援助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见得能够及时获得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将西路军的生存放在获得苏联援助上，那是极为危险的。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就要依靠自我奋斗，在这个基础上来确立西路军在河西的行动方针。一旦在河西无法生存，西路军就要果断返回河东。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将战胜甘、青二马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而苏联又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这是政治原因，而非运输问题），就将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推给苏联和共产国际，这是孤立地看问题，也是不公道的。这就如同李德作为共产国际顾问到了中央苏区，博古却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李德，我们不能让李德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责任一样。尽管苏联和共产国际没有及时提供援助确实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但是这里主要的责任还是西路军领导人。他们在中央反复提醒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认识到将西路军的生存寄托于苏联援助的危险性，没有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是熟视无睹，执迷不悟，对苏联援助继续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因而我们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尽管在西路军失败上确实具有重要责任，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还是应当归于西路军领导人。

    这里顺便说一句，我们承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早期，苏联确实给予了中共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我党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赢得的，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错误的背景下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依靠独立自主而不是外来援助取得的，这固然给革命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困难，我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至于进行革命斗争的时间之长，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酷烈，条件之艰苦，在人类革命斗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但是这反而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顽强生命力。东欧诸国则是在苏联红军帮助下取得革命胜利的，因而自身根基不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衰落进而解体的情况下，发生了巨变，共产党纷纷失去政权，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在这股反共反人民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面前，却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胜利的进程中就已经奠定了其生存的历史基因。

    我们看到苏联首先表示从外蒙提供援助，在红四方面军已经渡河进行宁夏战役之际，苏联表示停止援助，主张从新疆提供援助，在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后，苏联表示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对西路军的援助又迟迟不能到位，这使得极盼苏联援助，将西路军的生存放在苏联援助上的西路军领导人来说望眼欲穿，久盼而实不至，从而使西路军处于极大的风险中。由此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苏联在对我党进行国际主义援助的氛围中夹杂着浓厚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气息。这使得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我们党和军队中的形象逐渐淡化，这种历史上的纠葛也成为后来中苏两党出现分歧的历史诱因之一。

    因而我们不能不说苏联和共产国际是在西路军失败上具有重要责任。这种责任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立足于自我奋斗，而且把西路军生存，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而显得尤为突出。苏联和共产国际没有及时提供援助对西路军失败造成的影响是通过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象中央要求的那样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表现出来的。

    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一定的责任。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东进路线，反对西退路线。红军主力必须向东发展，而不能向河西退却，但又同意可以以一个支队打通新疆，这是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毛儿盖会议作出的决定。如果从西路军向西退却来看，似与中央打通新疆的主张相吻合。

    但我们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张国焘还是徐向前、陈昌浩，他们主张的西退仍然是红军主力的西退，由此看来西退路线在他们心中仍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中央讲得是适时进军新疆，可是我们却看到他们对击破南敌持消极态度，匆忙渡河，随后极力主张西退，显然他们是为避开国民党中央军而向西退却的，这与中央讲得适时向新疆进军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同时，在西退面临巨大灾难，失败的阴影日益显现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难以下定决心东返，而是滞留于河西地区直至近乎全军覆没。

    由以上分析来看，他们主张的西退与中央打通新疆联系，形式上相似，但却是有本质性区别。这种本质性的区别表现在红军主力是向河东还是河西发展问题上。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正认识到了中央的东进路线，他们是不会要求红军主力西渡的，也不会要求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因为西路军兵力已占了当时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从我党发展的根本利益考虑，中央实际上不可能再向河西派驻更多的部队。至于苏联援助更不是中央所能控制的，因而西路军领导人要是能够象中央反复提醒的那样，本来是不会遭到近乎全军覆没命运的。

    我们注意到，中央虽然没有严令他们东返，但是也没有强令他们西退。中央曾几次征求西路军领导人东返的意见，并没有关闭西路军东返的大门，东返的大门始终是向他们畅开的。不过是西路军领导人每次都以敌人兵力阻截为由主动放弃了东返的机会而已。西路军没有东返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自己放弃了东返的机会，而并非中央不让他们东返。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至于要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问题，无非是说，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和高台、临泽地区，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的发展要求。

    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停留在这两个地区并非是因为要配合河东形势的要求，主要原因是中央为了防止西路军孤军深入，保持与河东的联系，建立根据地的需要。因为永昌、山丹地区要比肃州、安西在人口、经济条件方面好得多，便于西路军的生存与补充，同时离河东较近，便于河东河西之间互相策应，如遇不测，西路军可以随时返回河东。

    至于配合红军主力转移，后人附会之说较为明显。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拿出中央意图要西路军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档案文献资料来。而且在当时情况下，在河东红军放弃西征以来所占领的大片土地后，与西路军会师的难度更大，在黄河没有结冰的情况下，国民党军是不大担心河东河西两路红军会师的。至于西安事变，我们看到除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中央要西路军东返外，其余时间并没有为西路军布置什么任务。而这个很短时间内令西路军东返的要求并不会对西路军的行动造成重大影响。

    至于在高台、临泽地区让西路军“暂时勿在前进”，那也是中央根据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才作出的决定。有人将此与河东形势联系起来，似有牵强附会之嫌。我们试想，远隔三四千里，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又能对河东形势有什么影响呢?同时，这种说法也难以获得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的印证。

    至于说在重返倪家营子后，西路军领导人由于没有中央命令不敢突围，我们看到中央这时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都下放给西路军领导人了，西路军领导人还顾虑什么呢？

    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作出立足于自我奋斗，不要依赖外力，要建立根据地，要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传授打歼灭战的要领，不要西路军向西退却过远，保持与河东联系，河西难以生存，可以适时返回河东等重要指示，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能够贯彻执行的话，是会在甘西站稳脚跟的，是不致于遭到近乎全军覆没命运的。

    高台失陷后，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重返倪家营子，西路军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和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这才引发中央对他们的批评。现在我们光见到中央批评他们政治错误的电报，还尚未见到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中央对西路军失败负责任的电报，这使得有些人才说中央的这种批评上纲上线，让西路军领导人噤若寒蝉，不敢发言，似乎中央在拿“大帽子”压人。

    那么，西路军领导人指责中央应对西路军损失负责，有什么依据呢？由于他们对中央指责的电报尚未公开，我们现在还难以知道。不过我们从逻辑上判断西路军领导人指责中央应对西路军损失负责，不外乎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的归建问题，红军主力西援问题，苏联援助不到位问题，不能利用联军制约二马，以及建立根据地问题。

    其实，这些理由也是难以成立的。建立根据地是贯彻依靠自我奋斗方针的重要保证，这才是西路军生存的根基。关于苏联援助问题，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当时尽管苏联对此作出了承诺，但是中央对西路军西退仍然表示忧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处于对苏联援助能否及时提供的担忧。至于与东北军、西北军共同制约二马，在河东形势变化万端，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当时根本没有力量可以制约二马，西路军领导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关于他们要红军主力西援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归建，也是由于在西退路线的影响下，他们没有理解东进路线，没有认识到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西安事变后当时河东形势的发展也不可能允许我党作这样的援助。

    前面我们说过，中央当时尚不能对红四方面军实施有效地领导，因而在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问题上为了寻求团结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此予以妥协和让步。比如在红九军西渡问题上，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问题上，西路军向西退却和东返问题上，等等。

    根据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分析，中央的责任在于命名了西路军，批准了西路军的领导机构，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也没有及时严令西路军东返，终至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这里固然有贯彻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开辟河西斗争新局面的需要，有打通国际联系的现实要求，也有从大局出发，处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因素，同时还与中央对西路军进军甘西一度比较乐观，没有切实认识到西路军面临的严峻状况有关。[450]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在致中央电报中的乐观态度造成误导的结果，同时也与西路军当时没有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下的事实密切相关。就是这样，中央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除此之外，我们尚未发现中央有什么别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