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西路军领导人要中央用外交或武力停止二马进攻，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又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停止二马的武力行动呢？西路军要在他们的地盘上建立根据地，威胁到他们的切身利益，除了武力外恐怕没有更好的办法停止二马的行动。西安事变后河东形势风起云涌，而我党的根本利益又在河东，中央当时又如何能够用武力来停止二马的攻击呢？

    至于西路军领导人要求的红四军、红三十军归还建制，我们看到，我党的利益在河东而不是在河西，现在西路军已经拉走了红军三分之一的队伍，当时河东的兵力在国民党大军威胁下尚感不足，从我党的根本利益着想，也不可能再从河东派部队到河西。西路军在河西的困境进一步坚定了中央对出兵河西的疑虑，派少数部队到河西不仅难以解围，而且还会象西路军那样重新陷入重围，派河东红军主力到河西无疑会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因而中央对派兵河西是慎重的，理智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没有将战胜敌人和克服困难的立足点放有依靠自我奋斗上，而是希望依靠外力来摆脱危局，因而影响到他们对面临形势的正确判断，也影响到他们的果断决策，这样他们也就失去了东返的机会。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决心而是寄托于外力帮助，这就导致他们不顾一切致力于西退，不能从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要求出发，没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决心，却分兵保守据点，直到被敌人各个击破，在外力援助没有及时提供的情况下日趋被动，最终导致近乎覆没的悲剧。

    （4）战略战术错误成为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导上的主要失误。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在河西转战过程中，西路军领导人在战略战术上始终存在一些问题。这里固然有敌情、地形、村落分布等一些客观原因，但是他们在主观指导上的错误则是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本来，对于深入外线作战的西路军来说，在兵力上居于劣势，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样不仅能够消灭敌人，灭敌气焰，而且还可以获得缴获，补充自己。可是我们看到除了西洞堡战斗外，西路军没有歼灭过马家军团一级建制的部队，而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是西路军的大忌，因为这是“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滑稽”闹剧，长此以往，西路军是消耗不起的，是必定要失败的。

    我们看到，景泰一条山的分兵导致西路军在与马家军的战斗中打成僵局。而后西路军两路分兵，匆匆西退，由于两路策应不力及指挥失误，导致红九军折兵古浪。永昌、山丹期间，西路军分兵固守，在三百里的长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客观上为马家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由于在永昌、山丹地区没有灭敌，站不住脚，不得不又继续西退，到达高台、临泽地区。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又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之间摆成“一字长蛇阵”，马家军集中兵力首占高台，再攻临泽，后攻倪家营子，西路军被迫东返。由于西洞堡战斗取得胜利，又错误估计了形势，继续西退，重返倪家营子，这样就以倪家营子为据点，和马家军打了长达二十八天的阵地战和消耗战，直到转移三道流沟，血战梨园口，兵败祁连山。
    在河西地区，西路军有三次损失比较大的战斗，一是古浪保卫战，损失二千四百余人，二是高台保卫战，损失近二千八百人，三是倪家营子保卫战，损失三四千人。在这三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后，西路军已经失去了元气，奠定了西路军失败的结局。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知道，这三次损失较大的战斗都与西路军领导人的指挥或决策失误密切相关。如果指挥或决策得当的话说，这些惨重的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里尽管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从西路军领导人的主观指导来说，显然要对这些失败负主要责任。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的凌厉攻势下，马家军经过轻微抵抗先后放弃了一系列据点，但西路军占领据点后就分散了兵力，使西路军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反而在客观上便利了马家军对西路军的各个击破。我们看到古浪的失利，永昌、山丹地区的保卫战，高台失落均与此有关。

    从西路军作战的整个历程看，马家军在西路军的进攻下，除少数据点（大靖、凉州和甘州）外，西路军进攻的许多据点如土门、古浪、永昌、山丹和临泽、高台，均能够顺利攻克，西路军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平大古凉战役期间，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两路之间缺乏有力策应，结果致使红九军在古浪遭到重创。永昌、山丹期间，高台、临泽期间，西路军都是摆成“一字长蛇阵”。西路军占领了据点，就分散了兵力，反而客观上容易被马家军各个击破。而马家军失去了据点，却收缩了兵力，反而更便于集中兵力来攻击西路军。西路军领导人在高台失陷前，西路军尚有打歼灭战，迂回包抄实力的时候，却始终没有能够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高台失落后，西路军的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打歼灭战的难度就更大了。这里固然有敌情、地形和村落分布等条件的限制，但是从西路军领导人的指挥上来说不能不说存在着严重失误。

    这里令我们感到疑问的是，中央已经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向西路军领导人传授了打歼灭战的要领，并建议他们齐打齐进，将兵力集中于四五十里的范围内，便于策应支援，但西路军领导人却始终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究竟是因为当时河西的敌情、地形及村落分布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导致他们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呢，还是他们主观上作战指导的严重失误呢？这是发人深思的。

    不管怎么说，尽管有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但西路军领导人主观上热衷于抢占据点，而没有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决心，并为此做出进一步的部署和努力，而且在永昌、山丹地区作战被动的情况下，到高台、临泽地区后又重复了以前的错误，这不能不说是他们主观指导上的严重失误。

    西路军西退初期，马家军的主力正在紧紧围追堵截西路军，在地方守备上并没有多少兵力。这也是西路军一路能够攻城破寨的一个重要原因。西路军领导人过河后没有通过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将消灭敌人作为在河西生存的出发点，而是分兵占领据点，导致处处防御，被迫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马家军失去了据点，收缩了兵力，更便利于集中兵力将西路军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日趋被动，终遭覆没。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导上的失误，就成为西路军战略战术错误的主要因素。

    （5）西渡后西路军领导人的轻敌问题成为西路军作战失利在主观指导上的一个严重失误。

    西路军领导人刚过河时，看不起马家军。这不仅是因为国民党杂牌军战斗力一般较低，同时也与西路军过河后在与马家军的战斗中进展顺利有关。

    作为一支担当独立战略任务进行外线作战的高级指挥员，轻敌必然会导致作战部署和指挥上的严重失误，在战斗中造成巨大损失。我们看到，古浪失利就是轻敌造成的结果。

    这种轻敌来源于侦察不实，以及对马家军战斗力的错误评估。轻敌就是没有真正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低估了马家军的战斗力。

    作为西路军领导人来说，身处外线作战，断绝了与后方的联系，在与马家军的主力尚未交战，对马家军的战斗力尚未作出实际判断的情况下，就轻视敌人，这不能不造成损失。这时需要西路军领导人周密搜集材料，慎重初战，在作战中对马家军的战斗力有一个清醒地认识。

    同时也要看到，马家军身处内线作战，地形熟悉，补给便利，骑兵来往迅捷。这就更不能轻视敌人，而要谨小慎微，通过几次歼灭性的战斗，给马家军以更大打击，灭其士气，使西路军逐渐获得补充，提高士气和信心，以奠定立足河西的根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不能不是他们的重大失误。

    这种轻敌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对西退的困难和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不但难以促使他们西退止步，反而成为他们西退的重要动力。这种轻敌也导致他们在永昌、山丹地区，高台、临泽地区，没有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却分兵把守据点。他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消灭敌人是西路军在河西立脚的前提，在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是难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这给西路军作战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6）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返问题上的错误选择成为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西路军领导人在决策上的一个严重失误。

    我们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西路军渡河后，至少有三次东返的机会，但都被西路军领导人拒绝了。

    第一次是十一月中旬，中央曾专门去电就东返和西退征询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西路军领导人认为东返有敌军阻隔，主张西退。

    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后，十二月下旬，中央又因为东返征询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后来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领导人又主张西退，西路军失去了第二次东返的机会。

    第三次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下旬，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又一次提出东返，当时进行了西洞堡战斗，歼灭了马家军的一个宪兵团，灭敌气焰，又鼓舞了西路军的士气，形成了东返的有利条件。

    中央要东北军在西路军东渡时予以配合，并表示届时派兵到靖远河边接应西路军，甚至连西路军东返后的驻地都考虑好了。这时西路军尚有一万四千人，东返过程中如果损失五六千人，那么还能保留八九千人的部队，基本骨干尚可保存，会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但由于西路军领导人错误估计了形势，又一次放弃了东返的机会，转而西退，重返倪家营子，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现在有人说是因为中央不允许西路军东返，才导致西路军在河西孤军奋战，最终近乎全军覆没的。

    我们前文通过引用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限制西路军东返，而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放弃了东返的机会。本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西退就充满忧虑，中央是在西路军领导人执意西退的情况下，在反复权衡后，从大局出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中央曾经几次表示同意西路军东返，甚至最后一次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还是选择了西退，放弃了东返，最终酿成了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现在我们要分析的是为什么西路军领导人放弃了东返的机会了呢？如果说第一次、第二次放弃东返的机会是因为他们对西退还抱有几分幻想，没有认识到西退的困难和风险，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第三次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的信心已经发生动摇，失败的阴影也已日益显现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最终仍然没有东返，反而因为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又错误地选择了西退，最后酿成全军覆没的悲剧。为什么在西退遭到如此巨大损失，困难重重，失败的苗头已经显现，中央也因为西路军处境危急，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自主权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却仍然对东返步履维艰，望而止步了呢？

    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的果断和魄力问题。我们不能不说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在西路军领导人的头脑中还有根深蒂固的认识。他们在认识上尚未摆脱张国焘西退路线的思想束缚，因而在他们心中仍然具有浓厚的西部情结，没有认识到中央东进路线和张国焘西退路线的本质区别，没有从路线的高度认识西退困难产生的根源，因而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果断东返。西路军领导人不能东返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及战争前景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没有根据战争的进程对西路军的结局作出准确预测，并采取断然措施予以东返。这样也就难以避免失败的结局。

    不管怎么说，西路军领导人在具有东返机会的条件下，他们自己放弃了东返的机会，最后导致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这不能不是他们的一个重大失误。

    通过以上及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西路军的形成和向西退却过程中，西路军领导人消极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积极主张红四方面军西渡，首先提出向西退却的建议。但是鉴于这些提议和建议是经过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批准的，同时又是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鼓励和支持下进行的，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又率先打开了西路军西退的“闸门”， 而并非西路军领导人的擅自行动，因而我们认为在西路军的形成和西退方面西路军领导人应付重要责任，而不是主要责任。

    西路军西退后，由于西路军孤军深入，以及河西的敌情、民情、地形、天候等条件的限制，这就给西路军的生存带来巨大隐患。如果指挥正确，措施得当，还有可能开辟河西斗争新局面，并不一定必然会失败，其码会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但是我们却看到，最终悲剧发生了。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决心，而是依靠外力援助，作战指挥及战略战术方面存在严重失误，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重返倪家营子之前，他们始终没有对河西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及战局演化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在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中央已经下放西路军行动方向自主权的情况下，没有果断决定东返，最终造成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因而我们认为在西路军西退后直至失败的过程中，西路军的损失应该由西路军领导人负有主要责任。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如果全面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是有可能在河西开辟一个新局面的。退一步说，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能够正确判断河西战局的发展，果断决定东返，即使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象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由此看来，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在对西路军造成巨大损失的三次战斗及一些重要决策上均出现了严重失误，直接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的失败上负有主要责任。

    8、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重要责任。

    我们看到，苏联和共产际表示从外蒙宁夏路线提供援助，这成为宁夏战役实施的重要背景。但在红四方面军过河后，十一月三日苏联和共产国际又突然通知中断从外蒙宁夏路线提供援助，转而从新疆提供援助，这就成为宁夏战役中止，西路军形成和向甘西进军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