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为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顽强战斗，成千上万的同志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

    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评点：是啊，中央的这个作法是正确的，也是英明的。作者知道吗，一九五一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时候，在有关西路军的注释中毛泽东为了维护西路军领导人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中高级干部的威信，有意对这个注释采取了简单化处理的方式，只注明了张国焘的错误，而回避了西路军领导干部的责任，这样也就不便于注明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向西退却最终也获得了中央的同意。若干年后有人不是以此为借口进行发难，吵吵嚷嚷要翻案，对毛泽东进行指责吗？]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如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评点：这些说法中的有些话来源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关于西路军的注释。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当年在这个注释上采取简单化的处理事出有因，问题是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和转战过程中张国焘路线到底对西路军有没有影响呢？又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这个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又是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些说法，可能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评点：我们不禁要问，作者在写这个《说明》的时候是不是占有了“大量史料”呢？以作者的身份是可以查阅中央档案馆中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的，可是我们却看到有的非常有价值的史料作者却回避了，有的史料掐头去尾只选对说明自己观点有利的部分，这是为什么呢？这到底是作者自己的意思呢，还是手下那些捉刀者处于趋炎附势的目的造成的呢？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自己四十多年来对有些情况也确实不清楚。[评点：对，这句话很实在。]现在，许多情况也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评点：真的“比较清楚了”吗？不见得吧。悲剧就在于作者自认为清楚了，而实际上却反而糊涂了。作者要求“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于是就派了几个人，搜集了一些电报，写了这个《说明》，其目的是要修正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评点：采取如此的方式和态度真的能够维护团结吗？]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忙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西路军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不应该公开争论。[评点：为什么不允许“公开争论”呢？真理愈辩愈明嘛！通过争论证明过去中央对西路军的定性是错误的，是一个“冤案”， 根据有错必纠的方针，那就应该平反嘛！作为当事人之一，这样更能彰显作者的清德，不然有人看到没有经过中央的决议就悄悄地为西路军翻了案，还真以为作者是在以权谋私呢！因为作者毕竟也是当事人啊！不过，我们看到作者“不应该公开争论”的意见最终还是落实了。为此中央宣传部门曾专门下发文件不要讨论西路军问题，有人对修正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感到不满，写了文章投到报纸刊物，编辑们却以上级主管部门有明文规定不便发表为由拒之门外，在党史研究会议上也以本次会议不讨论西路军问题予以回避，这可是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嫌啊！]我写的这个材料不发表，如果中央认为合适，是否可将此材料存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供研究西路军历史的同志参考，以便今后在讲西路军历史的时候，能注意到中央当时的指示，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评点：作者说的“合适”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存档呢，还是说材料的内容呢？我们综合各种因素来判断，这是说材料的内容和观点。如果中央认为材料的内容和观点“合适”，那么就存入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从后来的结果看，显然中央认为材料的内容和观点是“合适”的，这也就实际上宣布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错误的。因为材料和决议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作者说将这个这个材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供研究人员“参考”，实际上是说以后出版党史书籍，涉及西路军的内容，就要按材料中的观点进行表述。君不见，一九九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因为没有按材料中的“口径”进行表述，惹得作者大发雷霆，在已经装订成册的情况下，最后还是按照作者的要求在修改后才得以出版发行的吗？]总之，在这件（个）事件上，也要体现中央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评点：什么是实事求是？作者的观点被接受了就是实事求是，作者的观点没有被接受就不是实事求是，难道真是这样的吗？既然讲实事求是，为什么作者在这个《说明》中对不利于自己观点的电报予以回避或剪裁呢？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

    李先念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481]

    （2）对李先念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综述。

    我们从上文的评点中可以看到，李先念在这个《说明》中遗漏了一些关健的电报，对有些电报在引用时作了一些摘录，回避了对论证自己观点不利的内容。在《说明》中还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内容，比如他既认识到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又慨叹当时西路军西渡后为什么不直插肃州、安西，以致于在河西走廊徘徊了达三个月之久，丧失了战机。我们在《说明》中看到，李先念希望引用这些电报，以期做到论从史出，使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脱钩，达到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帽子”的目的。

    在《说明》中李先念说红西路军是奉军委指示执行宁夏战役而形成的，就没有反映真实情况。

    我们通过评点可以看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李先念在《说明》中只是点到而已，而没有作出进一步分析。在西路军形成问题上，他虽然提到了中央击破南敌的重要指示，但是却回避了中央只有击破南敌才能进行宁夏战役的判断。特别是在红九军和红五军渡河问题上一笔滑过。海打战役是击破南敌的最后一次努力，如果取胜，停止了南敌进攻，还是可以进行宁夏战役的，其码河西红军能够从容返回河东（如果他们愿意返回的话）。但是张国焘却擅自命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出阵地，致使海打战役流产。我们看到李先念在《说明》中对海打战役却干脆采取了回避态度，同时也回避了张国焘在甘南要求西渡延误了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情况。这样就没有反映红西路军形成的真实原因。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我们看到李先念在引用张国焘十一月五日电报时采取了掐头去尾的方法，回避了张国焘让西路军放手向西退却的允诺，而在引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十一月三日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电报时，也隐去了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不要放弃一条山和五佛寺渡口，对向西退却作了必要限制的内容。李先念也回避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批准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也没有说明当十一月十五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早于十一月九日夜开始了向西退却，这时西路军主力已经位于土门、大靖和古浪一带，而红三十军的前锋业已进入永昌境内。李先念也回避了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的提议，而这是判断西路军领导人违背中央东进路线要求，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影响的主要依据之一。
这样对相关史实的刻意回避，也就难以反映出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才是西路军形成及向西退却的主导力量，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只不过是对他们的行动在事后认可或同意了的史实。这样回避的结果，也就应合了《说明》的主旨，西路军过河是奉军委之命，执行宁夏战役，而向西退却则是为了执行中央命令打通远方联系的说法。这样固然在西路军的形成及退却上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但是却与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出现了诸多不合。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作出了重要指示，这些指示能否贯彻落实直接关系到西路军的生存和命运，但是我们却看到李先念对此没有从正面作出深入分析。

    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作者只是说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不了根据地，而对于中央为什么要西路军建立根据地，为什么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认识上存在严重不足。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是消灭敌人，不消灭敌人是建立不了根据地的。西路军为什么在永昌、山丹地区消灭不了敌人呢？作者仍然是强调客观原因，而避开了对西路军领导人主观原因的分析。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没有打成歼灭战的责任不在李先念，因为李先念只是作为红三十军的政委，是无权决定西路军作战方针的。但是从事后总结教训的角度看，难道作者在写这个《说明》的时候不应该对这个问题作出深层次的剖析吗？在永昌、山丹地区西路军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不仅建立不了根据地，而且也难以获得战场缴获，这对西路军的持久作战，对西路军的最终失败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在西路军有一万八千兵力的情况下，为什么在这个地区不能采取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呢？这难道不是信心不足的表现吗？西路军领导人存在避战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获得苏联援助后再战，在苏联援助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将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是十分危险的。作者在《说明》中虽然对苏联援助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是却没有对西路军领导人由于把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由此对西路军失败造成的影响进行点评，从而也就难以对这个问题作出比较深入的分析。

    作者没有对西路军在河西损失最大的三次战斗—古浪保卫战、高台保卫战和倪家营子保卫战进行深入地分析。由于这三次战斗致使西路军损失八九千人，遭受重创，因而通过对这三次战斗的剖析，就可以发现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挥上的许多失误，再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所作的重要指示，然后再进一步揭示造成西路军领导人指挥失误的根源，以及这种指挥失误在西路军失败中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样就会发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但是令我们遗憾地看到李先念在文中仅是强调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没有对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挥上的主观原因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本来象他这样身临其境的高级指挥员，在对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的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进行认真分析后，是会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找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的。

    对西路军在高台陷落后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原因，李先念也以东面有“敌集中防堵”为由一笔带过，刻意回避，和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的表述如出一辙。我们在前文的评点中已有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这次放弃东进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的呢，还是西路军领导人呢？虽然李先念在文中没有明确说出来，但我们根据上下文判断显然是指西路军领导人。当时西路军如果果断东进其码可以保存七八千人的部队，基本骨干尚存，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放弃东进转为西退，这样也就最终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李先念应该不会忘记，一九四六年六月，全面内战爆发的时候，他所在的中原军区处于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中，形势异常危急，中原我军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当时的情况也不亚于西路军在高台陷落后的处境。李先念率领的部队为什么能够安全突围而没有全军覆没呢？在这方面指挥员正确的判断能力、果断的决策和灵活的战略战术不是在一定条件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了吗？可是我们看到作者却对西路军领导人放弃东进转为西退的错误决策，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这实际上减轻了西路军领导人在主观指导上的责任。

    西洞堡歼灭战是西路军军史上唯一的一次歼灭马家军团级编制战斗部队的战例，这是西路军作战史上的一个亮点。但是我们看到，李先念和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的态度一样，都是对这个战例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没有作出任何评论。这不仅令人深思，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这样处理可能与随后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转变及西路军领导人在这种转变中的责任有关。

    以作者地位之高，阅历之丰富，况且当时又是身临其境的高级指挥员，如果以这些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本来是可以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

    李先念在这个《说明》中说“西路军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不应该公开争论”，如果中央认为“合适”，就存入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以供以后“研究西路军历史的同志参考”。

    由于这个《说明》中的观点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出现矛盾，那么李先念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作为一家之言，存入档案，录以备考，供党史研究人员参考呢，还是想通过这个《说明》来修正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呢？

    我们从李先念在《说明》中“供研究西路军历史的同志参考”这句话来看，他似乎是想存入档案，供研究参考。但是我们从李先念在《说明》中说如果中央认为“合适”就存入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来看，显然又是指他在《说明》中对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定性的修正是否“合适”，如果中央认为“合适”就按存档处理。我们还可以从一九九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之际，李先念对党史中涉及西路军的部分没有写明奉谁之命过河而大动肝火，致使当时中央党史研究部门负责人表示关于西路军过河的这一段文字在修改后要经他审阅同意方可出版的保证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李先念搞这个说明的真正用意还不是录以备考，作为党史研究使用，而是以存档的方式修改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

    由此就引出我们进一步的联想和分析。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对于这样一个在党史和军史上极为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更要严肃对待，慎重行事。如果当年的定性是错误的，当然可以作出修改。如果要修改的话，就应该以中央名义派出专门工作人员，以中央档案馆中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给合当时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从苏联、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四大力量宏观视野的角度，经过认真细致地研究后，以中央名义做出更正，而不应由作者以当事人的身份组织了几个人，查阅了一些档案，写了一个说明材料，通过常委圈阅，以存档的方式，就修正了中央政治局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我们认为就是从组织程序上讲这种方式也是不妥当的。

    由此看来，如果存档是为了供党史研究使用，李先念就不应干预党史研究部门的工作；如果存档是为了修改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那么这种方式就是在组织程序上也是不妥当的。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没有从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的斗争，没有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分布状况，以及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研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作者这样做固然有利于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抛开路线斗争，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和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就难以揭示当时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和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在西路军研究上会走入迷途。

    李先念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他受命于危难之间，负责起西路军余部的军事工作，果断决策左支队翻越祁连山，摆脱了马家军的追击。在祁连山的行军中，他凝聚人心，坚持正确的行动方向，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率领左支队走出了祁连山，到达了新疆。这是西路军唯一保存下来的成建制的力量，李先念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时候，他也有一些失误，比如在右支队行动方向的选择上，在干部游击支队的去留以及攻打安西城问题上。当然这些错误也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

    返回延安后，李先念被降职使用。但是他没有怨言，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工作。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纠正了对他的不公正待遇，而后被派往新四军工作。抗战胜利后，他率领中原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成功突围，保存了有生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先念一心向党，忠诚正直，后来成为红四方面军在党内级别最高的领导人。

    李先念是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时，他在公开讲话时最先透露出党内高级领导人中有人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表达了他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捍卫社会主义政权的坚定信心。一九九二年春天，当改革开放的又一个宣言书响彻中国大地的时候，面对当时刚刚冒头的产权改革，广大工农群众可能沦为雇佣劳动者的严重隐患，他是党内高层唯一没有对此表态的领导人，以致于民间传出他要修补“铁饭碗”的说法。此情此景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忧思不已。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他在写这个《说明》的时候，回避了有关西路军的若干重要事实，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不少问题。通过前面我们的评点可以看到，虽然他对西路军失败的悲惨结局及其艰难征战的曲折历程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但是他在西路军问题的处理上却是草率的。即使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自己以当事人的身份来处理党史和军史上复杂而又敏感的西路军问题时，难道不应该更为慎重行事吗？

    可是我们看到李先念是以存档的方式而不是以中央正式名义修正了中央政治局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这种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其实一九九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关于西路军奉命问题引发的风波，就与这种以存档方式来修正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有关。我们认为要是以中央名义作出了决定，修正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还会出现在党史中关于西路军表述上那样的“错误”吗？

    尽管李先念作出了种种努力，甚至出现了干预党史研究部门工作的行为，但是让我们看到的是，日益公布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似乎正在使李先念为此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付之东流。

    在他写这个《说明》的时候，当时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他的这个《说明》也确实获得了不少共鸣声。其实这种共鸣声主要还“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不乏趋炎附势之徒。这种努力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党史和军史以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关西路军的注释中已经推翻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

    但是令我们不幸地看到，这种修正虽然已经进入“大雅之堂”，但是却与日益公开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出现了诸多不合，作者的基本观点也难以获得业已公开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上的支持和印证。我们真担心将来有一天，当西路军的档案文献资料全部解密的时候，人们拿着李先念的这个《说明》，对照档案文献资料来阅读，同时再联系到他在西路军问题上的作为，到时候，不仅仅是李先念的清德，就是他的品质和人格也会受到实质性损害。

    那些为李先念起草这个《说明》的捉刀者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尊重历史，治学严谨，搜集资料，提出建议，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由于李先念年事已高，尽瘁国事，无力再翻检当年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而这些人可谓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又有必要的研究能力，在起草这个《说明》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查阅中央档案馆中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的。可是他们在引用文献资料的时候，断章取义，又遗漏了一些关健的档案文献。我们不禁要问，这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吗？他们为什么要违背治史之良知，遗漏乃至剪裁历史的档案文献呢？到底是为了自己的仕途，趋于迎合呢，还是有人授意他们这样做的呢？

    作为一个工作者，从职业道德上来讲，不管自己服务的领导人接受与否，只要自己认为正确，就应该把西路军历史的真实情况及相关问题确实无误地报告给自己服务的领导人，以使自己工作的成果能够经受住历史的检验。这也是他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不能揣摩所服务领导人的心思而曲解历史事实，片面反映情况，这确有刻意误导之嫌，也亵渎了自己的职责，到头来在历史的法庭上不仅给自己服务的领导人，同时也会给自己的品质和人格带来莫大的损害。

    这个《说明》中基本观点的形成，到底是李先念愤愤不平于当年中央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而这些捉刀者投其所好才有选择地提供了这些档案文献呢，还是由于这些捉刀者有选择地提供了这些档案文献才对李先念形成了刻意的误导，致使他提出要修改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呢？这还有待于我们作出进一步的考证。

    可以这么说，用不了多少年，当西路军的档案文献资料全部解密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当年在西路军问题上的作为遭受审视的时刻。现在业已公布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就已经对他们当年的研究成果构成了致命性威胁，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随着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最终全部公布，那些散布在西路军问题上的阴霾最终会烟销云散，被遮蔽的太阳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