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徐、陈复电中央军委和总部：“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并提出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第二步如受南敌压迫，或后路受威胁时，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定在甘、凉、肃和永昌、民勤创造根据地。并建议国际与西路军发生直接关系，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等。[评点：这封电报实际上是西路军领导人为了说服中央同意他们向西退却而拍发的。从中也可以看出西路军领导人对向西退却的风险性认识不足。]

    大概就在这几天，共产国际又有了新的指示，决定西路军向接近新疆方向前进。[评点：不是共产国际决定的，共产国际不过是向中共中央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而已。在红四方面军一部已经过河的情况下，面对共产国际十一月三日突然决定改从新疆提供援助，中央就是在十一月八日也没有确定让西路军去打通新疆联系。]国际来电的档案虽未查到，但中央书记处11月13日给王明、康生、陈云转国际的电报说得很清楚：“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已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原电稿如此）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11月15日，毛、周复电徐、陈也明确表示：“同意你们向凉州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评点：中央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原因极为复杂。作者虽然在前文引用徐、陈十一月十二日致军委和总部的电报中提到了西路军领导人表示可以完成任务，这里又引用了中央要共产国际“确实无误”的从新疆提供援助的电报，但是作者却没有说明西路军早于十一月九日夜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在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时候，西路军的前锋红三十军已经进入永昌境内，主力位于大靖、土门和古浪一带。中央实际上是在西路军早已进行退却的情况下从大局出发认可了西路军的行动。作者当时是红三十军的政委，身临其境，难道就没有体会吗？为什么不把这个事实交待清楚呢？]

    从上述来往电报可以看出，宁夏战役计划的放弃，西路军的组成和向新疆方向前进，是中央和前方根据当时情况反复研究后，定下来的决策。[评点：是研究过，协商过，但是在西路军向西退却的问题上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占主导地位呢，还是张国焘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占主导地位呢？为什么不根据相关史实对此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呢？因为这关系到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归属问题，也关系到西路军到底该不该戴张国焘路线的“帽子”的问题。]

    三、在凉州、甘州之间创立根据地和西安事变后是否东返的问题

    西路军西进后，先头部队于11月16日越过凉州。17日，徐、陈致电洛、毛、朱、张，请求行动方针。此电说：“估计时间约十一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到甘州，十二月五日到肃州”，“依当时情况，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到玉门、安西或匮摄（原文如此—引者注）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18日，洛、毛、周即复电徐、陈并告朱、张：“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11月18日，西路军占领永昌。19日，林、朱、张、周给徐、陈的电报指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20日，洛甫、泽东也电示徐、陈：“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评点：引用这些电报是为了说明西路军是在中央指示下行动的，从而应合作者下文提出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的观点。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作者却对毛泽东、张闻天十一月二十三日致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西路军作战方法应“集中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获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的电报，以及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西路军领导人“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并传授了打歼灭战要领的电报视而不见呢？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而要靠自我奋斗，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指示，为什么西路军领导人难以贯彻执行呢？难以执行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客观原因吗？有没有西路军领导人主观的因素呢？这种主观的因素又是什么呢？作者如果在这些方面予以“说明”，才是有深度的分析。可惜作者在史料的引用上是有选择的，在分析的力度上也是有针对性的，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有这种态度是令人惋惜的。]

    根据这些指示，西路军11月21日占领山丹后，就在甘州、凉州之间活动，一直到12月底。西路军在这个地区同“二马”的部队几次激战，前后共歼敌八千余人。渡河以来，自身也减员四千余人。[评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作战方式是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而没有歼灭战的战例，如果象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滑稽”闹剧再进行下去，西路军是必败无疑的。西路军在作战方式上没有打成歼灭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在永昌、山丹地区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呢？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呢？作为身临其境的西路军主力军的高级指挥员应该是明白其中奥秘的，如果在这里作出深度的分析，那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时弹药也很少。三十军在永昌附近的四十里铺，就是靠大刀与敌人拚搏。[评点：打不成歼灭战，从战场上缴获不了弹药和其他物资，必然如此。这主要是因为作战方式上的失误造成的。]

    这个时期，正值西安事变前后，西路军在继续西进还是东返的问题上，犹豫了一个月。[评点：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能否将这个问题说清楚呢？我们权且再往下看。]12月6日，毛、周、朱、张电徐、陈：“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15日中央军委命令：“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18日，中央军委又命令：“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24日，中央军委又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并要徐、陈电告意见。25日，徐、陈复电表示：如利于东进，“当坚决执行此任务”。但要求友军配合作战。同时建议西路军仍首先按期执行打通新疆任务。27日，军委主席团电告徐、陈、彭、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据此，西路军放弃永昌、山丹，向甘州和肃州前进。[评点：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除去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这五天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外，其它时期中央并没有发出要求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的指示。]

    现在看来，西路军在凉、甘之间停下来创立根据地，并且在西进还是东返的问题上犹豫徘徊了一个月，虽有其客观原因，但却是一个很大的失策。[评点：导致西路军在凉、甘地区犹豫徘徊一个月的主观原因是什么呢？这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造成的呢，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造成的？作者在这里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结合上文作者引用的中央要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指示，这里显然主要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知作者想过没有，在和苏联就援助的时间和方式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西路军向西退却是获得不了苏联援助的。如果不管苏联援助能否及时到达，西路军一直往西打，到了安西、肃州一带，居此荒凉之地，不仅获得不了苏联援助，马家军又席卷而至，西路军既不能进入新疆，又远离河东，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的结果是可以想见的。至于说西路军没有东进，这个责任从前文引用的电报中也可以看出这应当由西路军领导人来负。在凉、甘地区没有建成根据地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消灭敌人的信心，因而没有能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缘故。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由于这个地区的敌情和地形根本就难以打成歼灭战呢，还是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呢？如果是因为河西的敌情、地形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那么一直往西，在获得不了苏联援助的情况下，在安西、肃州地区就能打成歼灭战吗？既然在凉、甘地区打不成歼灭战，为什么又不返回河东呢？为什么我们难以见到作者对西路军领导人在主观指导上的失误的分析呢？难道他们就没有失误吗？象这些问题作者应该予以一定程度的分析和“说明”，以利于弄清史实真相。可是我们看到作者没有这样做。]本来，河西走廊敌人驻军很少，利于我西进，西路军一旦停下来，敌人就追了上来，不仅难于在这一带创立根据地，而且西进或东返都很困难了。[评点：关健是能否消灭敌人的问题。如果消灭了敌人，还建立不了根据地吗？在当时情况下，不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能消灭敌人吗？在西路军领导人没有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敌人，存在避战思想的情况下，又怎么能集中兵力来打歼灭战吗？作者的分析为什么避开这些要害问题呢？作为当时红三十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难道作者也是为尊者讳吗？……看来作者对继续西退的风险还是没有清醒的认识，仍在抱怨中央“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指示影响了西路军的西退。]

    四、在临高地区创立根据地和战斗失败后余部向新疆转移

    1937年元旦前后，西路军越过甘州，进到临泽、高台地区。1月5日，军委主席团复电徐、陈：“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在西进。”7日和8日又给西路军三份电报，主要精神是西路军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完成创立根据地的任务。这样，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已过，接济亦必到手。[评点：在这些电报中作者有意识地隐去了一月四日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主席团“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的电报，军委主席团正是根据这封电报才给西路军领导人发出了暂时勿在西进的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当时为此不解，还致电军委主席团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军委主席团在一月七日的答复电中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我们不禁要问，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此裁剪档案文献资料，即便为西路军翻了案，能得逞于一时，难道能得逞于一世吗？在历史的法庭上，当着西路军的档案文献资料将来全部开放的时候，又将作者置于何地呢？到头来最终损害的是作者的名誉和清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