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历史文献中来界定张国焘路线的准确含义。

    我们先来看长征期间张国焘擅自率军南下后，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决定中关于张国焘路线的阐述。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首先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

    “造成张国焘同志的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434]

    在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这个决定中，我们看到决定指出了张国焘路线的两个特点：

    一是退却路线。退却路线产生的原因又分为两点：（一）政治形势判断错误。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引起的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估计不足，因而没有看到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孕育着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蓬勃发展的良机。（二）敌我力量对比判断错误。由于三大主力红军相继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转移，革命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遭到严重损失，因而张国焘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处于悲观态度。由于这两个原因就产生了张国焘的退却路线。主张红军南下川康，而反对红军北上。

    二是军阀主义态度。张国焘向党中央闹独立性，想依靠自己人多马壮，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来改造党中央。

    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在延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在决议中再一次对张国焘路线作了阐述。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

    “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是在蒋介石主力的面前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地，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见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虽是这一企图遭到了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军阀主义的实质。”[435]

    我们看到在这个决议中，对张国焘路线也是概括了两大特点：

    一是退却路线。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对中国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悲观估计，否认中国革命走向高涨，而认为是处于低潮，夸大敌人力量，看轻革命力量，因而丧失在西北部抗日前线建立根据地的信心，而主张退往西部荒僻地区。

    二是军阀主义。忽视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军权看得高于党权，用军队威逼中央，要改造党中央，擅自南下，分裂红军，直至发展到另立“中央”，分裂党。

    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的另立“中央”仅是他军阀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极端的表现，还不是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张国焘路线的全部内容。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对张国焘路线含义的阐释。

    毛泽东说：“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 [436]

    我们看到，毛泽东将张国焘路线的内容也是定为两大特点，一是退却路线，二是军阀主义。至于反党行为是和军阀主义一脉相承的，完全可以纳入军阀主义之中。

    从我们以上引用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张国焘路线从性质上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它包括两大特点：

    一是退却路线。退却有两个方向：一是南下，一是西退。退却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对政治形势估计的错误。没有看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会制约国共两党阶级矛盾的发展，从而带来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就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二是对敌我力量对比估计的悲观。夸大敌人力量，轻视革命力量，没有看到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敌我力量之间的能动的转换，因而主张脱离中国的主体区域，远离抗日斗争的前线，到偏僻的角落里去休养生息。

    二是军阀主义。就是不服从党中央的命令，用军队去干涉党中央的决策，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另立“中央”不过是张国焘军阀主义发展的高峰，并不是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张国焘路线的全部内容。简言之，军阀主义的表现就是漠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消极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保持自己所领导的军队的独立性。

    4、从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上看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

    张国焘路线到底与西路军有没有关系呢？又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般的联系还是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呢?

    前面我们依据文献资料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下面我们就从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关系的角度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1）从西路军的形成上看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

    我们知道，早在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北上到达甘南的时候，张国焘就主张西渡黄河。在中共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确定北上后，张国焘又通过中共西北局漳县会议改变了北上的决定，主张西退，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

    在这次争论中，作为张国焘坚定支持者的陈昌浩，第一次与张国焘发生了激烈争执，张国焘为此还几次痛哭，并说现在的形势要求保存红四方面军。张国焘认为，如果北上到达陕北后，由于红四方面军仍然具有强大的实力，在与国民党中央军的作战中必然要承担主要任务，而西渡黄河就可以避开国民党中央军，起到保存红四方面军的作用。

    陈昌浩在与张国焘争论中，主张北上，反对西退，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这是否表明陈昌浩已经接受了中央的东进路线，而反对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呢？我们觉得尚难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我们从会师后红四方面军西渡向甘西进军及征战的历程来看，显然陈昌浩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他的主张倒是时时契合张国焘的西退路线。我们倒是觉得陈昌浩此时有取代张国焘的意思，其码我们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徐向前似乎也隐隐感觉到这一点。张国焘更是说得明白，说自己到陕北后准备开除党籍，坐监狱，四方面军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437]

    但是由张国焘主张西渡引发的甘南风波，耽搁了红四方面军的行程，张国焘也承认给他们后来的北上带到了不利的影响。这就给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大会师后宁夏战役的执行造成了困难，从而成为红西路军形成的一个因素。

    红军三大主力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会师后，在宁夏战役期间，围绕击破南敌和渡河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在处于河东南北两敌夹击的态势下，首先要击破南敌，停止南敌的进攻，然后才能实施宁夏战役。否则的话，一旦南敌北进，与北敌打通，宁夏战役的实施就会变得不可能。为了击破南敌，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必须留在河东。可是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却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令九军过了黄河，这就给河东歼灭南敌带来了不少困难。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张国焘有出凉州之意，因而提醒彭德怀要予以注意。这个时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议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并且说无论是否执行宁夏战役，红四方面军都应全军西渡。当时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约占红军兵力的百分之六十七。如果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显然我党的工作重心就转移到河西地区。将党的工作重心及红军主力置于河西，这本来就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内容，是与中央的东进路线背道而驰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的东进路线认为，鉴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进程中的不同作用，我党的工作重心只有放在河东，而不是河西，才能使我党担负起民族战争的领导重任，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我们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要置南敌于不顾，而急匆匆地要求西渡呢？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后，是为执行宁夏战役呢，还是为了西退甘西呢？如果不能击退南敌，南北敌人打通联系，又如何执行宁夏战役呢？

    我们又结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说的不论执行宁夏战役与否，红四方面军都要全军西渡来分析，他们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显然是另有所图的。当时，河东作战要击破南敌，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因而他们不顾中央命令，主张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显然又具有保全红四方面军实力的意图。

    鉴于河西的地理状况，红四方面军西渡后的发展方向，只能是向北进攻宁夏，向西挺进甘西。如果不能击破南敌，一旦南北敌人打通联系，加强了守备力量，又如何能够执行宁夏战役呢?我们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要求不论执行宁夏战役与否都建议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同时张国焘要红一方面军而不是红四方面军占领定远营，再结合他们在漳县会议竟然推翻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作出的北上决定而要求西渡来看，他们这次西渡后向甘西退却的意向是明显的。